一、清代的科技
清朝虽然是关外游牧民族建立的王朝，但清前期的几个皇帝却是很有作为的，对新生事物的重视丝毫不亚于明朝皇帝。康熙皇帝就是一个较为开明的皇帝，他对西方科技有兴趣，甚至愿意学习与采纳。他请传教士南怀仁、白晋等人进宫讲授几何、天文、解剖等知识。他任命南怀仁主持钦天监工作，支持钦天监建造了天体仪、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纬仪、地平经仪、纪限仪等，利用西方的测绘理论对中国版图进行全方位测量。这次测量实际上由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领导。他们先后测量了京师附近的长城、东北松花江和黑龙江流域，以及西北、华东、华中、西南各省和新疆等地，共测得641个经纬点，绘制成《皇舆全览图》，完成了中国乃至世界测绘史上的空前壮举。尽管康熙喜好西方科技，但他仍采用八股取士，大搞文字狱，没有把科技提高到应有的位置。
清朝有一批学者，身兼官员与科学家的身份，在科技方面有专长，或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所成就。
天文学家薛风祚最初学习中国传统天文历法，后向耶稣会士穆尼阁学习西方历法。他主张中西兼通，在《历学会通》中说:“中土文明礼乐之乡，何讵遂逊外洋?然非可强词饰说也。要必先自立于无过之地，而后吾道始尊。此会通之不可缓也。”
王锡阐精通天文，撰《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他坚持观天，几十年如一日，自创了日月食的初亏和复圆方位角的计算方法。他还比较中西历法，主张扬弃性地接受西方历法。《畴人传·王锡阐传》记载其语:“考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取西说之长而去其短。”他不崇洋媚外，敢于坚持真理，积极参与讨论。当耶稣会士汤若望指责《大统历》有两春分、两秋分、周天度数分法，王锡阐一一辨析，以理服人。
方以智对西方传来的科学知识采取分析地接受。他在《物理小识·自序》中说:“万历年间，远西学入，详于质测，而拙于言通几；然智士推之，彼之质测，犹未备也。”所谓质测，就是自然的结构性质、变化规律等；所谓通几，就是哲学。在方以智看来，西方在自然科学知识方面有精到之处，但也有所不足。
蒙古族历算学家明安图在乾隆时任钦天监监正。当时从欧洲传进3个有关三角函数的解析式子——割圆三法(圆径求周、弧背求正弦、弦背求正矢)，但只有公式，没有公式的证明方法。中国学者曾长期苦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明安图经过30多年的深入研究，写出了《割圆密率捷法》4卷，不仅创用“割圆连比例法”证明了3个式子，而且进一步创造了弧背求通弦、通弦求弧背、正矢求弧背等一系列的新公式。他是中国用解析方法对圆周率进行研究的第一人。
王清任在医学上有突出的成就，著有《医林改错》。他强调解剖学知识对医病的重要性，并对古籍中有关脏腑的记载提出了疑问。他通过对尸体内脏的解剖研究，绘制成《亲见改正脏腑图》25种，改正了前人的一些错误。这是我国中医解剖学上具有重大革新意义的著作，为祖国解剖学的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鸦片战争时期，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人领教了“船坚炮利”的利害。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其中就包括了学习西方的炮舰、火器等技术。(https://www.daowen.com)
游访过欧洲的王韬对西方科技大加赞扬，他认为中西文化的很大差异在于科技，他在《漫游随录·制造精奇》中说:“英国以天文、地理、电学、火学、气学、光学、化学、重学为实学，弗尚诗赋词章，其用可由小而至大。”他认为只有国家和官吏鼓励科技，科技才可能发展。
1862年，清政府设同文馆，聘请数学家李善兰为天文算学馆总教习。李善兰曾创造“尖锥术”，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已接近微积分。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合译的《几何原本》是一部完整的、高质量的译著，其中还介绍了西方的符号代数学、解析几何、微积分。很有意思的是，李善兰仍用中国数字而不采用阿拉伯数字，甚至用天干地支等字代替外文字母。此外，李善兰与艾张瑟合译了《重学》，在《谈天》一书的序言中驳斥了阮元对哥白尼学说的误解，举出了大量事实证明地球自转。
华蘅芳与人合译了《代数术》《三角数理》《微积溯源》等，把对数、概率等数学知识传入中国。
徐寿是系统介绍西方近代化学知识的学者，他与人编译了约13种120卷书，大多是化学书，如《化学鉴原》风行一时。他根据西文名字第一音节确定了化学元素名。徐寿还与人创办“格致书院”，从事科普工作。
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军几次占领武昌，洪仁玕在《资政新篇》提出了一些崭新的思想，如奖励科技文明、保护专利权、鼓励开矿、发展交通和通信。可惜这些建议没有受到重视，在当时也不可能实现。
在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宣传变法图强，倡导科学。严复翻译出版的《天演论》风靡一时，激发了知识分子学习西方科技的兴趣，进化论思想开始深入人心。当时，民族工业有初步发展，全国兴办了一些与国计民生相关的工厂，使科技在民族工业有所推广。
1900年以后，中国学生留日形成一个高潮。留学生学习理工科的情况越来越普遍。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崛起，科技日益受到社会关注，人们的科学意识越来越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