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湖北的状况

清朝前期，湖北与湖南统属湖广行省。到康熙年间，湖北与湖南分开，湖北成为独立的行省。《清史稿·地理十四》记载:“明置湖广等处承宣布政使司。……清康熙三年，分置湖北布政司，始领府八: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并设湖北巡抚。雍正六年，升归州为直隶州。十三年，升夷陵州为宜昌府，降归州直隶州为州属焉。以恩施县治置施南府。乾隆五十六年，升荆门州为直隶州。光绪三十年，升鹤峰州为直隶厅。东至安徽宿松。五百五十里。南至湖南临湘。四百里。西至四川巫山。千八百九十里。北至河南罗山。二百八十里。广二千四百四十里，袤六百八十里。面积凡五十八万九千一百一十六方里。北距京师三千一百五十五里。宣统三年，编户五百五万五千九十一，口二千三百九十一万七千二百二十八。共领府十，直隶州一，直隶厅一，县六十。”湖北在康熙年间的行政领地有八府，即武昌、汉阳、黄州、安陆、德安、荆州、襄阳、郧阳，与现在的湖北在区域上有所不同。

清初的王夫之注意到明清时期楚地的生态环境趋好，人文也趋好，超过北方。他在《思问录·外篇》指出楚地在汉以前是荒蛮区域，“而今为文教之薮”；晋、燕在隋唐以前是经济文化发达区域，今不如昔。“学术、节义、事功、文章皆出荆、扬之产。”西南诸地“渐向文明”。

清朝出现“湖广填四川”的人口流向。由于战争造成社会动荡，加上四川偏僻和富庶，所以有大批的流民从湖南、湖北进入四川谋生。据《清高宗实录》卷三百十一记载，从乾隆八年(1743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就有24万人入川。有关资料说，川陕一带的土著之民十无一二，湖广客籍占一半。

清朝，武汉逐渐成为经济文化中心——一个典型的码头城市、商业物流城市。武汉的主要行业为食盐、大米、竹木、纺织品、币材、典当等。武汉有最大的米市，“湖广熟，天下足”。两湖、四川各地的粮食经过各个层次的收购，先运到汉口，然后再由江浙、江西、广东等地商人将米粮运销各地。三镇还是淮盐运到内地销售的最大口岸。淮盐溯长江而上，运到汉口，再销到湖南、湖北等地。汉口年分销淮盐占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因此，被称为“销盐第一口岸”。汉口“盐务一事，已足甲天下”。

晚清，随着西方文化的进入，湖北城乡到处是外来商品，如洋油、洋布、洋火、洋伞、洋画、洋车。1875年，招商局在汉口设立轮船公司，标志着民族轮船运输业在汉口的立足，开辟了以轮运为主导的水路航路。(https://www.daowen.com)

需要说明的是，从行政区划而言，1899年，清政府设置夏口厅，治所即今汉口，始有三镇之别。对于汉口的变化，民国《夏口县志》的作者在《叙例》中说:“铁路既开，盈廷交赞，南皮张公，首成京汉。马如游龙，车如流水，爰开马路，陆行者喜。火轮上下，不假风帆，爰开航路，水行者安。关山间隔，民气斯顿，电报设局，千里一瞬。置邮传命，向资马力，自设邮政，广通消息。”^[1]可见，人们对于社会的新变化是欢迎的态度。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鄂省官绅在武昌成立改良风俗会，倡导科学，反对迷信，把戒缠足、戒鸦片、戒迷信作为会旨。当时流行以张之洞名义编写的《学堂歌》，主张抛弃烟枪，不再缠足，不妄信风水，反对迷信，对科学普及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晚清，湖北同全国一样出现了留洋学习西方科技的情况。在学习现代科技文明的过程中，年轻人不仅在国内学习，而且走出国门到海外学习。如詹天佑学成回国，成为杰出的工程师，曾在湖北大展身手。

但在民间，宗教仍然非常流行。道光《安陆县志》卷十二《坛庙》记载了明清时期安陆县有许多庙宇，如社稷坛、神祇坛、先农坛、城隍庙、淮渎庙、龙王庙等。罗暹春《新修城隍庙记》也有记载:“乾隆三十五年冬，暹春衔思命来守德安。至之日雪霁，未受印，即暮谒城隍神，以心祷曰:‘风雨时，五谷熟，神其于我德安民作福，以波及我守土。守土有所不能官，神其助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