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论:熊伯龙、范轼
1.熊伯龙
熊伯龙(1617—1669)，字次侯，汉阳(今属武汉市)人。顺治五年(1648年)，由拔贡举顺天乡试，名列第一。顺治六年(1649年)，中一甲二名进士。历任国史馆编修、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等职。著有《无何集》《熊学士诗文集》。
熊伯龙精通字母反切之学，知晓西洋天文算法。他利用公务之暇，研读东汉杰出无神论哲学家王充的《论衡》，撰写了《无何集》，目的是“欲以醒世之惑于神怪祸福者”。
《无何集》有14卷，前12卷选辑《论衡》的“辟神怪祸福”之说，兼录其他古书中的有关资料，并加以评论。此书原名《论衡精选》，“无何”语出《荀子·天论》“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无何集》第十三卷，别题《委宛续貂集》，以选录诸家“辟佛教”之说为主，熊伯龙本人所辑。《无何集》第十四卷，别题《勿广余言集》，是无神论言论的拾遗，由熊伯龙儿子熊正笏编。
《无何集》一书初步写成于顺治十七年(1660年)。在熊伯龙生前，这部书一直没有刊行。熊伯龙曾言:“自幼不信神仙鬼怪、祸福报应之说。” 在读到《论衡》之前，他写有《适逢说》《鬼辨》，就持有无神论观点。
对于宇宙，熊伯龙认为自然界及其秩序是自然而然的。天是自然的，没有意志，“灾异非天戒”，“祥瑞非天佑”，“天不故意造作，自成天地大文章”。熊伯龙试图澄清一种误解，即“古来言天河者，皆云江海之气上应于天，故积气成象”。熊伯龙说天上并不是气，“今钦天监以远镜玻璃之佳者窥天，见天河皆细星所聚而成，非积气也”。熊伯龙认为望远镜是个好工具，可以帮助人们认识天象，“试以昴星论之，人目力不强者，见昴非星，乃白气耳。天河中之星，其细更甚于昴，虽离娄视之，亦不能见，故人只见白气，苟非远镜，亦安能明耶?”[56]
对于生命，熊伯龙认为人的命与天无关，“人之生死，由于元气”。[57]他认定精神依附于形体，说“人老而血气自衰”，死则“精神升天，犹火灭随风散；骸骨归土，犹薪炭之灰在地”，否定人死为鬼的谬论。[58](https://www.daowen.com)
《无何集》在熊伯龙离世后，于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才在湖北刊行。1925年，仙桃学者卢弼借得北京大学藏本加以影印。这是《无何集》一书第二次刊行。清人翁方纲题黄鹤楼联云:“千古题诗到崔李，本朝制义在熊刘。”崔李即崔颢、李白，刘是指与熊伯龙同科的状元刘子壮。《清史稿》也说:“开国之初，若熊伯龙、刘子壮、张玉书，为文雄浑博大，起衰式靡。”在顺治年间，朝中制册诏诰多出自其手。
2.范轼
范轼(1851—1913)，湖北黄陂县(今武汉市黄陂区)人，曾在枝江丹阳书院、东湖六一书院等讲课，后任兵部主事。
范轼在《地有四游与地球绕日说》中议论过天地日月之间的关系，反映出当时的自然知识。他在文章中说:“今之谈天者，均言地球绕日之说，始自西人。其证有四:人见斗极出地，北行愈高，南行愈下，更南而两极皆平，又南而北极入地，证一。舟行海上，一东骛而一西驰，久之而彼此相连，证二。船自海上来，必先望见其桅，次及于船，证三。当月蚀之际，二曜相望，中隔地球，则见有圆晕摩月，证四。言之凿凿，固已明辨晰矣。”对于地球围着太阳转这一观点，范轼探讨了中国古代的“地有四游者”，认为“‘四游者’，四方游走，不拘一处之谓也。夫惟地既圆且动，故得以地球名之。然则《尚书考灵曜》所云‘地有四游者’，非以其绕日之轨道，适应四时之寒暑乎”。范轼认为中国古代虽然谈论了日月的关系，但与近代西方的认识是有差别的，不宜妄称中国古代就有了地球围绕太阳转的观点。[59]
范轼对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采取欣赏的态度，主张多加宣传。他在《西国赛珍会有益民生国计说》中说:“凡民日用之常，自农具、女工、舟车、兵器，以及百工技艺、饮食服用之微，无不可借力于机器。而机器之法，无不出于金石水火化学算学之中。技虽巧而无以比较之，则不能精益求精，而渐推扩充以收富强之效。”[60]这段话大致反映了旧式士大夫的新科学观，把科学与日用品联系起来，与国家富强联系起来。
范轼在《振兴商务论》提出向西方学习先进的东西。“西国技艺，英、法、德、美皆为最精。出其唾余以博中国厚利，往往窳朽不堪，甫用即弃。中国甘为所愚，又以受绐为讳。思蒙一时之视听，从中饱其私囊。不独兵器然也。岂中国之人不如日本哉?故宜广西法制造。”[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