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考古学家李济

李济(1896—1979)，原字受之，后改济之，钟祥郢中人，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1907年，因李济的父亲李权升迁，全家搬到北京。1908年，李济在五城中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前身)就读。1911年，考入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克拉克大学学习心理学和社会学。1920年，转入美国哈佛大学研究院攻读人类学专业。于是在克拉克大学，获得心理学文学士学位和社会学硕士学位之后，又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人类学博士学位。其间对希腊考古、埃及考古也有涉猎。

1923年，李济回国，先后受聘于南开大学、清华国学研究院。

1926年，李济发掘山西夏县西阴村新石器时代遗址，采用“三点记载法”和“层叠法”登录出土文物，成为第一位考古挖掘遗址的中国学者，此为中国学者最早独立进行的考古发掘。

1928年，李济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当时采取了严格的科学方法，对出土物、地下坑穴、墓苑、版筑，全部记录准确的方位与层次，非常严谨，使得发掘工作走上科学轨道，也造就出中国第一批水平较高的考古学者。(https://www.daowen.com)

李济在其主编的《田野考古报告》(后更名为《中国考古学报》)中倡导“用自然科学的手段，搜集人类历史材料”。

1938年，被推选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48年，被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年底，随考古组迁去台湾地区。1949—1950年，李济兼任台湾大学教授，并主办考古人类学系。1955—1972年，担任台湾地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1979年，病逝于台北。著有《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殷墟器物甲编:陶器》《安阳》等。

李济在考古学上有多方面建树，他对考古中地层的情形、实物的层位、实物的现象、区域的关系进行综合性的研究。通过对殷墟的发掘，他认为殷墟文化是多元的，其中的骨卜、龟卜、蚕桑业、文身技术、黑陶、戈等原始于东方；青铜业、矛、空头锛等与中亚及西亚有关；肩斧、锡、稻、象、水牛等与南亚有关。在它们的背后有一大段的历史。^[54]对于青铜器的研究，李济主张运用采矿、冶金、金相、合金等知识，注意青铜艺术与铸造技术之间的关系。对器物的分类，他强调以器物本身的形制特点为主，结合其用途，考虑其材质成分、形状、制作技术，作为分类和定名的基础。

李济经常反思中国古代的科技，对于学者中间存在的思想障碍，他说:“技术高的史学家就能把他的感情贯注到真的史实里，技术低的人往往就由着感情作用不惜创作伪史，但结果总要弄巧成拙。”“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里，纯粹知识——亦即现在所谓科学知识，是没有地位的。至少，知识只能算末流。”他举例证明中国传统的“做学问的方法，大底是从天文讲起。到了与自己身体有关的、极亲切的部门，倒弄得糊里糊涂了”。^[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