境外人口空间集聚的影响机制

表4-2显示境外人口空间集聚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模型1为OLS线型回归分析，以境外人口的相对集聚水平为因变量，分析结果与假设相符。首先，社会关系网络对境外人口集聚有显著正相关。尽管浦东新区没有近代史上的租界区，1990年代兴起的外销房仍然是境外人口集聚的重要空间因素，既有的社会网络持续吸引境外人口到此居住。其次，就业机会对境外人口居住地选择的影响，与就业岗位特征有关。从单位类型来看，非市场化企业部门（政府机构和其他组织）数量与境外人口集聚显著负相关。就行业而言，制造业与金融业的企业数量对境外人口居住地选择有显著正向影响，房地产业的企业数量则有显著负向影响。前两者是上海经济国际化的主要产业领域，而房地产业企业仍以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为主，并未大规模对外资开放。住房市场方面，境外人口主要集中在高学历居民较多、高租金水平的高档社区。最后，在控制上述变量后，政府的引导仍然具有独立的显著影响。由政府规划、开发、运营的国际社区，且具有国际学校和国际医院配置的社区，境外人口比例更高。

表4-2　境外人口集聚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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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ρ＜0.05；**ρ＜0.01；***ρ＜0.001。

模型2为Logistic回归分析，以是否为具有统计显著性的境外人口集聚区为因变量。结果表明，各类控制变量的作用均不再显著，仅政府建设的国际社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由此可见，上海境外人口往往在国际社区及其周边集聚择居。与西方城市国际移民自发形成的空间集聚不同，政府对境外人口集聚区塑造具有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