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住区位与移民融合

移民居住区位及其社会效应，是西方城市研究的经典议题之一。芝加哥学派提出，跨国移民常聚居于中心城区，但其后代会迁往郊区（Burgess，1925），由此发展出“空间同化”（spatial assimilation）模型，强调郊区化是20世纪美国的移民同化的关键阶段（Massey，1985；Alba & Nee，1997；Alba et al.，1999）。虽然移民最初往往聚居于中心城区的社区，但随着经济资本积累和文化融合，其后代会迁往社区资源更好的郊区。

1990年代以来，该理论受到“地方分层”（place stratification）模型的挑战（Logan & Alba，1993）。后者认为，由于存在结构性歧视机制，移民群体可能无法将收入和教育等个体层面的特征转化为向上的居住流动。当他们迁往郊区后，只能继续聚居在“郊区族裔区”（Li，2009），而非郊区白人社区。居住在郊区的贫困移民，比起位于中心城区的移民，更难获取必要的公共服务，因此也更加贫困（Murphy，2007）。

发展中国家的移民居住现象，并不必然符合来自发达国家的经验。在城市快速扩张的过程中，发展中国家呈现出高密度人口以及城乡活动混杂的郊区景观（Gilbert &Crankshaw，1999；Davis，2006）。特纳指出，移民往往先租住于靠近工作场所的中心城区，但随后倾向于迁居城市周边地带，自行搭建非正规棚屋（Turner，1968）。近年来，“门禁社区”、工业园区和大型购物商场等在发展中国家的城市郊区兴起。路伊特曼和菲尔普斯考察了阿根廷城市郊区大规模的“门禁社区”开发，指出富人迁居形成的郊区二元化，无助于缓解社会不平等，实际上郊区出现了更多的贫困和排斥现象（Roitman & Phelps，2011）。

可见，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郊区移民的社会融合过程均面临障碍。区位条件何以影响移民融入？发生机制如何？解释之一是，郊区的劳动力市场大多提供低薪岗位，无助于跨国移民向上流动（Lichter et al.，2010）。在美国，低技能就业岗位广泛分散于制造、建筑和服务行业，快速发展的郊区劳动力市场大多提供低薪岗位，它们往往毫无前途（Kneebone，2009；Raphael & Stoll，2010）。这几乎无助于跨国移民向上流动（Lichter et al.，2010）。(https://www.daowen.com)

另一种解释则强调，依赖公共交通的城市边缘移民，由于缺少公共设施和服务，流动性和可达性受到很大制约，移民的经济机遇较少，社会参与度较低（Foth，Manaugh &El-Geneidy，2013）。由于移民非常依赖公共交通，郊区公共交通基础设施发展落后，进一步限制移民的生存机会。与此同时，贫困的郊区社区能获得的社会服务极其有限（Allard，2004）。随着郊区私人提供公共服务日益普遍，这个问题益发严重（McKenzie，1994）。如布朗所述，当代城市实际上已经“不只有一个郊区，而是两个，一个富裕且通过良好的交通与城市融合；而另一个则被孤立和疏远、贫困而拥挤”（Brown，1992）。

最后，不同社会群体间在空间上的隔离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在郊区更加严重。目前，已有实证研究在空间隔离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方面仍无定论。一些研究强调移民可以在其聚居社区获得社会和文化资本（Portes & Jensen，1987，1989；Bolt et al.，1998）。然而，不少研究发现，长期空间隔离会延误移民的同化进程，从而对社会凝聚构成威胁（Nee et al.，1994；Xie & Gough，2011）。特别地，如果移民群体没有机会接触到社会主流群体，经历贫困和失业的可能性更高（Galster et al.，1999；Feng et al.，2014）。移民聚居社区的不良声誉和欠佳的社会网络也会对移民的融合产生不利影响（Musterd & Andersson，2005；Permentier et al.，2007）。在密度更低、社区更加孤立的郊区，不同群体居民相互接触的机会较中心城区更少，使得这类问题更为明显。

总之，对城市移民的社会排斥或在郊区进一步恶化。而上述研究均基于西方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背景，来自中国郊区移民的社会融合研究，将有助于深入理解郊区发展的“中国模式”，也将完善或修正世界城市研究的既有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