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移民的社会空间排斥

当代中国的城市移民，更倾向于聚居城市周边地带而不是中心城区，已成为郊区人口快速增长的主要来源（付磊、唐子来，2008；邓智团、廖邦固，2014；Shen & Wu，2013）。但是，与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移民在城市边缘区自建住房不同，中国的郊区移民大多住在雇主提供的宿舍和私人租赁住房（Huang & Tao，2014）。

就居住供给而言，作为一种地理概念，中国语境下的郊区指中心城区的周边地带，并不意味着西方式的中产阶级居住区与生活方式。1980年代实行经济改革以来，得益于土地市场建立和土地利用转变，中国城市出现快速郊区化（周一星、孟延春，1998）。然而，中心城区依然繁荣，仍是生活、工作的首选区位。缺乏公共服务和设施的郊区，房价无法与中心城区相比。更重要的是，郊区有大量低成本的私人租赁住房。一方面，政府以低廉价格征用农田，并出让用于房地产开发，此类商品房虽然超出大多数移民的经济承受力，但大量作为投资用途的房产，通过租赁市场成为移民获取住房的重要来源，屡见不鲜的“群租”方式则进一步降低了大城市郊区的租房门槛。另一方面，政府禁止集体所有农地和农村住房交易。被快速的城市扩张波及的农民，大量新建或是扩建房屋出租（Zhang，2011）。市郊城中村成为城市移民的主要住房来源。(https://www.daowen.com)

就居住需求而言，移民聚居城市边缘地区，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在房产市场上遭遇的窘境，根源则在于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包括收入和职业），往往处于城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的底部（Fan，2002）。中国特有的户口制度障碍，使得移民无法享受经济适用房等福利（Xu，Guan & Yao，2011）。此外，因为原籍地形成的移民社交网络，在促成居住区位选择中，进一步发挥“路径依赖”作用，移民初次进入城市往往会在求职和居住等方面寻求早期同籍移民的社会性支持，在城中村形成郊区移民的聚居。

然而，住在郊区并不意味着空间同化。研究表明，移民选择当前郊区住房的主要原因，是邻近工作场所和获得低成本住房（Shen & Wu，2013）。虽然基于同乡的社会资本，在移民最初适应城市生活的过程中起到积极作用，但郊区生活的诸多限制，成为移民生活前景的极大桎梏，并反过来强化他们的边缘地位。首先，居住在移民聚居区，可能会限制接触其他群体，不利于建立超越籍贯或社区的群际社交网络（Inter-group social network）。其次，由于制造业的郊区化（孙铁山，2015），供给给移民的就业岗位集中于低端制造业，大多收入微薄，职业前景黯淡。受限于就业岗位分布和交通能力，移民几乎无望实现向上的社会流动，只能继续滞留郊区。最后，郊区人口构成复杂，不同群体居住分异明显，具有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刘玉等，2009；Shen & Wu，2013）。弗莱谢对北京市的望京地区进行了观察，识别出富裕中产阶层家庭、外来人口和本地居民聚居，形成几种典型的郊区社区类型（Fleicher，2010）。本章的实证部分，将通过比较居住在中心城区和郊区的移民，进一步考察居住区位对移民的社会融合产生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