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社会空间分异：隔离还是融合？

郊区的非均衡发展与社会空间分异现象，引起了城市研究者对郊区社区生活的广泛关注。大量研究聚焦于新居住景观引发的空间隔离加剧及其对社会融合的负面影响。一方面，郊区的高端住房市场，如“门禁社区”与共有社区（common interest development，CID），往往意味着公共领域的私有化、精英阶层的社会脱离以及社会排斥（McKenzie，1994；Reich，1991；Atkinson & Blandy，2005）。另一方面，郊区的少数民族聚居地（ethnic enclaves）、贫民区（slums）等，却面临着严重的公共设施与社会服务不足的问题，社会边缘的角色因居住在郊区而被进一步强化（Murphy，2007）。

由此，有研究提出社会空间结构对社会矛盾具有调解作用，通过减少空间距离，增加不同阶层群体接触和联系的机会，或将有助于提高社会阶层间的相互融合与接纳（Grasland，2009）。不少国家试图通过“去除隔离”的方式来促进社会融合，实现社会平等。以美国为例，试图通过空间邻近效应实现社会融合目标，至少有三种类型的政策措施：对少数族裔社区进行整体搬迁；鼓励私人开发商参与保障性住房建设；混合收入社区开发（住宅开发商须保证项目中包含一定比例的面向低收入阶层的可支付型住宅）（Goetz，2003）。(https://www.daowen.com)

也有学者倾向于强调空间集聚的积极作用，认为聚居方式保持了特定的社会距离，是社会群体维系社会关系的策略，有益于增加地方依附感和社会融合（Marcuse，1997）。对于包括移民在内的低收入群体而言，聚居不仅有利于本地文化和社会网络的发展，促进创新和创业，而且为该群体的地方政治影响提供基础（Bolt et al.，1998）。鲁伊斯-塔格莱（Ruiz-tagle）指出，尽管聚居有利于社会融合，实际上是社会资本集聚的结果，但单纯的空间接近并不能够带来这样的效果（Ruiz-Tagle，2013）。路伊特曼与菲尔普斯认为，郊区空间的碎片化，不一定直接造成社会隔离，而且隔离效应与不同的空间尺度相关（Roitman & Phelps，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