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批判走向阐扬

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呈现不断发展变化的迹象。发展变化中表现出复杂性特点。在同一时期或者在同一部作品中，也能看出这种不稳定性与许多的变数。总体而言，由批判到阐扬是林语堂认知中国文化的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大致表现在他人生经历的各个阶段：青年时期往往以激进和偏向否定中国文化、中年时期开始更多地关注与倾向于中国文化，晚年时期他对中国文化则表现出更多的倾慕与眷恋之情。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林语堂对中国文化偏向于否定与批判，且言辞异常激烈、情绪激愤。他在《萨天师语录》文章中说：“中国文化的特长的确不少，但是叩头与哭，绝对非他民族所可企及。”“他们只能看下，不能看上，只能顾后，不能观前。再四千年的文化，四千年的揖让，焚香请安，叩头，四千年的识时务，知进退，他们脑后非再长一对眼睛不可。”《给玄同先生的信》中，林语堂愤怒地指出：“今日谈国事所最令人作呕者，即无人肯承认今日中国人是根本败类的民族，无人肯承认吾民族精神有根本改造之必要。”“今日中国政象之混乱，全在我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太重所致，若惰性，若奴气，若敷衍，若安命，若中庸，若识时务，若无理想，若无热狂，皆是老大帝国国民癖气。”可以看出，此时林语堂的中国文化思想带有当时那个时代的深刻印痕，也可见鲁迅与钱玄同等人的影响，还可见当时林语堂思想与思维的简单化弊端。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发生一些变化。他开始趋向中正看待中国文化的优劣，于是评判的标准开始偏向中点，态度也缓和许多，格调开始幽默起来。在《脸与法治》文章中，林语堂论述道：“中国人的脸，不但可以洗，可以刮，并且可以丢，可以赏，可以争，可以留，有时好像争脸是人生的第一要义，甚至倾家荡产而为之也不为过。”接着他又从优势和缺点方面分别来分析“争脸”之长短。1935年前后，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更趋向辩证性，许多文化问题不是简单地进行评判和取舍，而是考虑到具体语境与条件等因素的差异，从而显得较为理性与成熟。这在《吾国与吾民》著作中表现得尤其明显。如林语堂一方面批判国民的奴性、老猾、保守与容忍等，一方面却又赞扬：“如果我们回头看一下中华民族，并试着描绘其民族性，我们大致可以看到如下特点：稳健，单纯，酷爱自然，忍耐，消极避世，超脱老猾，多生多育，勤劳，节俭，热爱家庭生活，和平主义，知足常乐，幽默滑稽，因循守旧，耽于声色。总的讲来，这些都是能让任何国家都增色不少的平凡而又伟大的品质。”可以看出，这时的林语堂对待中国文化的态度，是多元的而非一元、辩证的而非偏激、动态的而非静态或非机械的眼光和思维，这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新鲜的，也是林语堂对他青年期中国文化观的重大突破与进步。

1936年是林语堂文化观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他此时已移居美国。或许与文化环境的改变和思考视角的不同有关，此后对待中国文化又有新的变化，即更多地关注中国文化的优点和长处，反思西方文化之不足和缺点。如果说在创作《吾国与吾民》之前，林语堂对待中国文化还有着相当的理性；而从《生活的艺术》出版发行以后，他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则驶入一个充满感性与心灵感应的时期。其显著特点是，由“思”向“悟”转变。而其后的《苏东坡传》《辉煌的北京》等，更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崇尚与赞美提高到一个新层次，进入一个富丽堂皇和如诗如梦的意境。(https://www.daowen.com)

林语堂定居台北后，心中更多洋溢着传统文化的流风逸韵。在《八十自叙》《年华渐老——生命的旋律》等著作中，林语堂犹如进入中国文化的精髓之中。当然，中国文化的精、气、神也同化了他。

一般来说，暮年的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陶醉和痴迷，比起中年时的理智和成熟，确有些许放任，它颇像一个醉者的神情；但从人生与生命的视角看，这也未必不是一种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悟。由于中国文化确实是参悟了人生的智慧和本质，即持有一颗平常心知足、快乐与幸福地生活。

人们习惯于将中国文化的回归者看作保守的代名词，如梁启超晚年推崇旧体诗词，周作人由激进归为退隐等现象。从进化论或者西方文化本位视角说，这无疑是有一定道理的；但从生命本质与人生智慧视角看，中国文化的许多方面正契合天地之道与人生至理，是值得参悟与汲取的。暮年的林语堂迷恋中国文化也是这样。它不是社会政治、思想理论所能概括的，其中还有文化要义和人生智慧的旨归。因为人生与生命有时需要勇往直前，但有时又需要止步或者倒退。这也是哲学家尼采的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融合。

扼要地说明林语堂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大体可概括为这样的变化轨迹：青年时在欧风美雨的熏染之下迫切要求西化中国，奉行激进主义；到中年以后，他开始逐渐参悟中国文化的特性和内涵，并趋向辩证地看待；暮年时期，他经历了人生的风云和世界的变幻，认清中国文化更适宜于人的生活与精神幸福，于是有了回归的意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