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科背景下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建设的理念与路径

教育部等部门在2019年联合发布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中明确将包括文、史、哲、经济等学科在内的“新文科”建设与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一同纳入拔尖培养计划，首次实现全学科发展布局的完全覆盖。新文科专业的纳入，反映了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环境下，对人文精神和国家文化软实力不断强化与提升的迫切需求。新文科建设是相对于以往传统文科的局限改良和优势升级，既要与历史和当下学科自身专业的发展规律相匹配，又要与当前和未来经济社会的转型发展方向相契合。如何理解新文科，目前社会各界并未形成清晰的概念界定，但面对不断深化的社会变革和日益增长的时代需求，新文科建设已不仅仅是理论概念层面的学科发展问题，更是新时代教育主管部门审时度势，对学科专业所对应的经济社会发展所处的现状与未来态势所做出的重大决策。[1]为此我们更应当深入分析时代与国家所需，精准把握学科与专业规律，为新文科高效、平稳发展添智助力。

一、背景透视：新全球化、融合发展、国家需求

熟悉和把握新文科建设的时代环境和社会背景，对于我们更好的发挥新文科的专业优势更有针对性的丰富和拓展学科内涵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从当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现状与趋势来看，结合世界与国家自身发展的潮流，我们认为新文科建设势必面临着三个突出的特点与潮流，即新全球化局势，融合发展趋势，以及国家需求形势。

1.新全球化局势

一是旧全球化桎梏。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主要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化格局，整个世界的资本、资源、人才等重要元素的流向和配置基本上都是以美国为首主导的，其利用当时自身强大的政治、军事、科技等硬实力，迅速成为引领全球化动向最主要的驱动力和领导者身份。我们经常看到，美国在全球各国关系中经常扮演蛮不讲理、横行霸道的“世界警察”角色，甚至为了缓解自身社会矛盾和压力而不时挑起局部紧张气氛和残酷战争，如在中东地区、朝鲜半岛、巴尔干半岛、中国台海及南海海域等的挑衅行径不胜枚举。在美国主导的全球化策略中，美元、石油、航空母舰、科技力量等“硬核”元素成为其控制世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重要手段。这个时期所谓的全球化，一方面在美式霸权主义逻辑下，美国一手设立的世界经济、外交、科技、教育等“美国优先”的不公平规则让多数国家痛心疾首，各国各地区甚至不时出现反全球化声音；另一方面，某些国家在这场美式全球化的运行过程之中，也确实都置换或获取了一些带有或隐或显附加条件的本土利益，暂时性地获得了局部的发展机会。然而总体来看，这种美国一家独大的政治不平衡局面一直存在，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遭到越来越多的不信任与不认同。

二是新全球化生机。美国主导全球化的局面近年来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2010年中国GDP（Gross Domestic Product，国内生产总值）超过日本，跻身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国家力量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对世界规则的运行产生着越来越重要的积极影响，这不仅对世界经济、政治、文化新秩序的调整发出中国声音，带来中国智慧，并且中国也期待着自身能够协同各国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为占世界1/5人口的大国人民谋求福祉。中国的友善姿态，突出体现在了我们秉持互利共赢的理念与实践中，如中国提出的“金砖五国”、“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或组织，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认可与赞同。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正在撼动和取代美国主导的霸权主义、民粹主义、本位主义的旧全球化格局，逐渐成为倡导和引领以和平、共享、创新、发展、绿色为核心发展理念的新全球化的领航者。正是在新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之中，我们的人才培养目标也必当随之发生重要调整，急需大量优秀的政治、军事、外交等相关专业的新型国际化人才。实现新全球化的过程任重道远，而新文科建设的一个重要价值和意义，就是要努力满足新全球化对我国新型文科专业人才的迫切需求。

2.融合发展趋势

融合作为新文科建设过程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发展理念，不仅体现在学科的跨越性与交叉性上，而且也是对当前技术环境、媒介环境及社会环境融合态势的一种学科回应。

一是技术融合。融合发展的底层逻辑首先是技术的融合，从机械时代的传统技术，到工业时代的经典技术，再到数字时代的高新技术，每一次的技术的进步都会带来传统技术与新兴技术的融合创新。当前我们正处于互联网高频、高速使用的数字时代，线上与线下的双向融合发展趋势越发显著和重要。如文化与旅游产业中的实景与虚拟观览等。技术融合是不可阻挡的大趋势，从聚焦文科专业的发展上来看，虽不同专业有各自的专业要求，但技术的融合将打破我们过去传统、单一的专业束缚，将以往精细的专业切分多向混合、打通，技术的融合会把传统意义上的单科专业重构形成复合型专业。如美术绘画专业因为技术的进步与融合，当前的美术创作已在原有的油画、版画、水彩画等传统专业技法之上，融入了数位画图板等电子工具运用于电脑绘画创作。戏剧与影视、新媒体等专业之下的编、表、导、演、剪等细分专业方向也都在传统技艺之上融入了3D（three dimensional，三维）、VR（Virtual Reality，虚拟现实）、AR（Augmented Reality，增强现实）等电子新媒介技术。在技术融合进程中，传统技术特点得以再次张扬和凸显，新兴技术也发挥了激活创作和创新的功能优势。

二是媒介融合。2014年8月党中央审议通过了《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将媒体融合的理念上升为国家战略高度。媒介融合作为媒体融合的逻辑起点，其核心是以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与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传统媒体之间的深度整合构建。从某种意义来说，移动互联网等新兴媒介与技术的高速发展，对戏剧与影视等学科发展的影响是颠覆性的。在前互联网时代，内容生产创作和传播的介质是纯粹而独特的，纸媒对应报社、广播对应电台、电视对应电视台等，各个专业都独自发展了各自的理论和实践体系，而当今媒介融合已呈不可阻挡之势，单一介质的内容生产和传播早已无法应对和适应纷繁复杂的技术设定与现实需求。因此打破媒介边界，运用不同的介质和手段融合构建出新的媒体世界与文化景观，对传统的新闻传播、影视创作等行业具有重要影响。在举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我们看到互联网艺术教育，以及以戏剧与影视艺术为代表的互联网艺术创作等优势力量得以凸显，抗疫网络短视频、虚拟视听博物馆在线观览等深受热捧。互联网等新兴媒介与传统专业的融合创新发展，必将会助推新的专业培养模式与形态的建构。

三是中外融合。过去一段时间，中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差异往往是明显、尖锐甚至是对立冲突的，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中国在对外交流合作、重大全球决策、突发公共事件中不断提供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展现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实力，充分诠释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独特价值理念在中国走向世界、融入世界乃至引领世界的潮流中，更紧密地与其他国家在观念、价值的认同上相互融合发展。我们在不同的学科中都体现了这种中外融合的良好态势，如中医与西医的融合发展，呼唤我们在中外融合中建立新的医学体系架构等。无论是技术融合、媒介融合还是中外融合，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专业学科的内涵延展与规划设计。融合理念的深刻认同与践行，将进一步打破单一专业、单一技术、单一媒介、单一国度的闭合式、循环式、主观式的专业发展瓶颈，新文科也将因为技术、媒介、文化、中外等互动层面的改变，逐步适应从单一、狭窄到复合、融合的发展态势。

3.国家需求形势

文科的教育功能与发展目标有别于理工科明确而强烈的求真、务实与理性精神，文科建设是与国家政权、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民族文化等方面有着深层次的强关联，探美、寻善与感性往往占据主导地位。站在国家高度来看，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进程中，新文科建设必须认清中国与世界之间的个中关系，厘清国家需求与学科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以此才能聚焦问题，精准施策，合理构建。具体来讲，当前新文科建设所面临的国家需求突出体现在填补国际话语权缺失，缓和中外意识形态对立，以及化解中西文化价值冲突上。

一是争取相对话语权力。如果说理工科拥有数学、物理等世界公认的共同语言，那么文科的语言系统和阐释逻辑则是有世界差异性的，缺乏统一的语言。而当前，中国在新的全球化格局中所面临的一大障碍和挑战即是西方大国形成的控制世界的话语权力屏障，英语作为当前全世界传播范围最广泛的语言，英语国家在世界公共议题上占据了重要的话语权。在欧美等西方国家几百年主导世界格局的现实背景下，中国作为东方大国在责任担当、民族心理、软硬实力等方面是否已经做好了和平崛起的充分准备，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刻思考的问题。我们看到，在世界舆论导向的现实层面，西强我弱的局面仍将长期存在。如何改变和扭转这种舆论困境，正是我们要强化国际传播能力的深意所在，同时也是当前国家需求的题中应有之义。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这场全球性的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由于国际话语权缺失所造成的信息不对称，以及舆情不利等负面影响，再一次为我们敲响了警钟。

二是缓和意识形态对立。从社会制度上看，欧美等发达国家所谓的民主、自由等口号，也在长期的对外灌输和宣传渗透中成为世界通行制度范本。政治体制不同所带来的意识形态的对立是深层的，也是充满惯性认知的。西方国家推崇个人主义、自由主义而形成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中国崇尚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家国情怀而建构的社会主义制度之间，各有长短利弊，也都有提升和借鉴的空间，这也给缓和对立提供了理念与路径上的可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制度差异，及其背后意识形态的对立与纷争将长期存在。我们如何减缓这种对立，是迫切的国家需求，也是新文科建设过程中需要认清和明确的重要形势之一。

三是提升文化价值认同。中西之间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和文化积累的差异，导致了深层次的文化价值区别。而价值体系的不同则会演化成文化、文明的冲突。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其著作《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中总结的八种文明范式所对应的不同文化认知而产生的对峙与冲突现象，正是我们要提升文化价值认同的一个很好的注脚。如何减缓这种文化冲突带来的偏见、对立与纷争，如何向世界传达中国“和而不同”的价值理念，同样是一个突出的国家需求。在新文科建设过程中，无论是语言、影视、传播、教育、外交等各个人文类学科专业，不单单要靠提升汉语文化的世界认知与认同，展现中华文明的感染力与亲和力，还需要在文化自信的基础之上，探索中国文化国际传播，中国文明世界融合等的宏观命题，将专业发展融入国家需求，为专业发展注入文化动力。新形势下发展和延伸出新的国家需求，使得我们的新文科建设必须高站位考虑，全方位考量，满足适应新环境，规划调整新策略，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做出新文科建设的智力贡献。

二、理念革新：双主体、体系化、创新性(https://www.daowen.com)

面对新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着眼融合发展延伸出的经验与路径，站位国家需求汇聚成的动力与方向，新文科建设应从主体建构、学科布局和发展方向上进一步形成理念共识。基于对新文科建设的整体性思考，聚焦到戏剧与影视学来说，我们需要明确三个理念和路径作为架构性、整体性的理性认知来指导建设实践，即双主体建构，体系化建设和创新性发展。

1.双主体建构

戏剧与影视学从2011年开始才真正独立成为一级学科，从其名称建构来看是一门全新的学科，历史短暂，至今不到十年时间。与语言学、文学、历史学、经济学、法学等传统的文科学科相比，戏剧与影视学的主体性和认知度还有待更为清晰、明确和稳定的建构。戏剧与影视学的双主体建构，总体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层面的主体建构认知。

一是戏剧与影视学主体构建。与传统的人文学科、艺术学科等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学科专业，以及建立在戏剧、电影、广播电视艺术等专业基础之上的新兴具体小专业对比之下，戏剧与影视学的建构首先要凸显建构戏剧与影视学的主体地位。在双主体性建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参照系，第一个是大文科、大艺术学科等宏阔的参照系，其优势在于包容度较高，丰富度强，但是针对性、特殊性略显不足，过于普泛、宽泛和空泛，很难呈现戏剧与影视学丰富多元的独特样貌。第二个是小学科、精专业等狭窄参照系，其优势在于专业精细度高，但是适应性和概括性略显不足。戏剧与影视学的双主体建构，要把握和权衡过于宽泛和过于狭窄的学科建构，深刻理解和阐释双主体建构的特殊性与普遍性坐标，形成独特的学科身份建构。另外，在过去的学科发展过程中，戏剧与影视学往往是分科发展，各分科之间虽互有关联，但整体上却是自立门派，单独发展。因此就形成了有独立建制的单学科专业教育的高等院校，如戏剧学院、戏曲学院、电视学院、电影学院等。长期的独立建制发展，延伸形成了一大批相关、相近甚至都相似的专业，如戏剧文学、电影文学、广播电视文学等，这些按照单科逻辑发展形成的专业，在整合形成戏剧与影视学这个一级学科之后，出现了单科规则失准和专业话语失灵的困惑现象，无法找到能够概括和统辖一级学科共同规律和内涵的话语建构。因此，规范建立归属戏剧与影视学的新主体，是新文科建设中我们所面临的重要任务和课题。学科主体建构的关键在于，要在过宽和过窄中寻找到具有针对性、特殊性、共同性和整体性的适应性规则。

二是中国戏剧与影视学主体建构。同世界戏剧与影视学相比，我们还要积极建构中国戏剧与影视学的主体地位。在中国与世界各国的横向比较中，中国戏剧与影视学的主体性建构由于社会形态的差异，一定具有基于自身历史、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之上的独特系统。如从类型上来讲，中国戏曲作为世界戏剧家族中独有的成员，是世界戏剧不可分割的重要一支，如果丢掉戏曲，对世界和中国来说都将是巨大的文化损失。再如中国的左翼电影等独特的电影景观，以及功夫片、革命历史片、伦理片等独具魅力的电影类型片，其生产创作一定具有鲜明的民族气质、国家气质和文化气质。同时，这些独特景观的产生以及独特类型片的生产创作和传播规律，都是依托中国社会自身特点而形成的，这也是中国戏剧与影视学主体性建构的重要依据之一，也正因此，戏剧与影视学纵向与横向两个层面的双主体建构，都是我们因应新文科建设和发展的重要理念。因此在这种理念下，相关学科的规划设计、规范调整都是可以理解的。只有在纵横比较、对照与不断的自我总结和发现中，才能真正达成作为戏剧与影视学发展核心的独特主体性建构。

2.体系化建设

体系化建设是我们站在整个学科的专业建设角度，系统性思考、规划和设定的，绝不应是一拍脑门、一蹴而就的形式工程，学科发展终究需要一个有着自身严谨规制的体系构成。戏剧与影视学体系化建设理念的核心要义总结为“三性”，即提升规范性、完善逻辑性和保持完整性。

一是规范性。所谓规范性就是指专业体系化建设中的内在标准与规则，这种规范性的制定意味着学科专业建设过程中的内容、形式和目标，都有确定的指向。如各个专业的教学课时通常按照学期或学年来做规范，学时长度、学分比例也通常按照专业方向的难度来区别划分，专、本、硕、博、辅修等不同学业层次的学年学制，专业、学科、科目、学分等不同细化要求都应该有清晰、严谨甚至是量化的规范。从学科专业中一门课程的构成来看，无论是形式上的学时要求、内容上的理论与实践比重，课内外一二课堂的结合等，都要有明确的规范性要求。规范性作为体系化建设中的管理性思维和理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是逻辑性。学科发展之所以最终能够称为一个学科体系，首先要形成自身奉行的内在逻辑，即沿着从大到小，从浅到深，从宽到窄的逻辑性来建设学科体系。具体来说，如学科专业的课程建设，通常离不开三种类型和层次的课程构架：即基础课、核心课和方向课的架构设计。基础课要求教授本专业相关的基本学科历史和基础理论，这些以通史、通论为主要内容的基础课程应对本专业发展的基本脉络和框架有大体的描述与梳理。进入核心课程则要相对基础课程而言更加注重纵深延展，在通史、通论的基础知识之上，应有专题史论和理论的方向性研究。而方向课程则是在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对专业性的再推进和再深入，进一步窄化、深化，聚焦个例、个案及类型化的细部研究。

三是完整性。戏剧与影视学建设过程需要覆盖完整的学业层级，同时从本科生、硕士生和博士生的专业培养过程都要体现出知识结构的完整性。戏剧与影视学的完整性应当覆盖戏剧、电影、广播电视艺术等学科内应有的部分，其专业领域里的内容构成既要有中国的也要有世界的，既要有历史的也要有现实的，既要有理论的也要有实践的，既要有整体的也要有具体的，综合考量本学科专业结构构成中方方面面的体系完整性。完整的知识结构对于学科的系统化建设具有学科内涵与外延意义上的正统性与合理性，这也反向激励着学科学者顺应时代之需，不断充实和拓展学科内涵，使自身成为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学科领域。

3.创新性发展

创新性发展作为一个学科建设最具动力和活力的重要理念来讲，根植学科历史发展脉络，依托学科现实发展状况，指向学科发展未来。具体可凝练为三个创新路径：即自主创新、融合创新和延伸创新。

一是自主创新。自主创新体现在各高校根据自身不同特点，所始创、原创的特色专业。如戏剧专业中戏曲京剧的表演、导演专业就属于自主创新范畴。电影专业中编、导、演、摄、录、美等全新专业也充分体现了自主创新。自主创新最突出的专业是传媒领域，如在广播电视艺术中，从最早的文艺编辑、播音专业，到20世纪80年代创新出了文艺编导、电视编辑等新专业，再到20世纪90年代整合出了广播电视文学和广播电视编导等顺应传媒发展的专业。再如20世纪9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所创立的影视学专业，则是依托其人文性、综合性、复合性的人才培养特点，做出了综合性的专业自主创新。

二是融合创新。融合创新旨在不同学科、不同专业之间的大胆嫁接，形成优势互补，进而构成新的专业面向与知识结构。融合创新的举措往往产生“1+1>2”的效能，跨越式的融合产生了巨大的“化学反应”，其针对性和适应性更加符合社会与时代之需。如将技术与艺术进行有机结合而诞生的数字媒体艺术专业，戏剧专业与教育专业融合产生的戏剧教育专业，艺术学、心理学与医学等多专业融合形成艺术治疗专业等。跨学科、跨领域、跨语种、跨功能等的融合创新为学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激发了迭代创新的启蒙与想象，形成可持续创新的良性循环。

三是延伸创新。延伸创新是在学科自身已有的特色基础上，做拓展和延伸，以调动和激活专业创新能力。同时，延伸创新贴近社会发展潮流、紧跟业界发展趋势，是对原有专业的丰富和延伸。如戏剧学院在已有的舞台话剧专业的基础上，对歌剧、舞剧、音乐剧等相关专业的拓展创新。再如广播电视专业从自身产业出发，从内容创作相关专业延伸到制片管理、电视策划等新的专业类型。这些特殊专业不仅是对已有专业领域和范畴的有效补充，同时也是适应自身发展规律的延伸创新。面对新文科建设的使命召唤，激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应当成为戏剧与影视学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量。

总之，在新文科发展背景下，戏剧与影视学作为文化产业领域最强势的龙头学科充满机遇，它不仅连接着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各个领域，具有纵深的影响力，而且也在塑造和宣传国家形象，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推进国家在新全球化发展形势下扮演更为重要的大国角色等方面，起到至关重要的角色。同时我们也看到，戏剧与影视学创建的历史短暂，自身发展中也存在着突出问题，如何在新时代、新形势下既不丢传统又与时俱进，从而实现各单科的综合性发展，诸多现实问题充满挑战和压力。但我们相信也期待学科同仁能够着眼学科发展大局，同心协力，优势互补，共同为打造中国特色学科专业体系，做出吾辈独特而重要的贡献。

［本文与徐梁合作，原载于《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20年第3期］

[1]胡智锋，徐梁. 新文科背景下“戏剧与影视学”专业建设的理念与路径［J］. 戏剧（中央戏剧学院学报），2020（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