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类型节目的新探索
中国电视类型节目的新探索
——以《朗读者》为例
2017年开春，《朗读者》甫一推出，立即引发了荧屏内外热切的关注，迅速成为叫好又叫座的现象级电视节目。人们从不同视角对《朗读者》给予了近乎异口同声的赞美，这是中国电视荧屏多年未曾出现过的景观。作为一档令人赞叹的优秀电视专栏，《朗读者》的探索与创新体现在哪些方面？为什么它能够获得如此高度一致的赞誉？《朗读者》的成功经验与启示何在？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深入探究的命题。
一、道路选择：中国电视节目自主创新的新标杆
自世纪之交以来的近二十年间，伴随着中国电视市场化产业化探索的不断深入，在内容生产尤其是娱乐类节目的生产领域，中国电视开启了引进国外电视节目模式的热潮。近年来，占据中国电视荧屏收视率最高、市场化程度最高的节目，大多都是国外节目模式引进的结果。这种潮流将中国电视自主原创节目的空间挤压至边缘角落，以至于有人得出如下结论：要想获得市场的成功，要想获得理想的收视效果，实现在市场和产业上的价值，就必须引进国外节目模式。换言之，引进国外节目模式等于获得高收视率进而就等于获得高市场回报。在这几近铁律的等式面前，中国电视行业内进行自主原创的意愿日益弱化，而国外节目模式或洋节目模式引进的热潮却一直高涨，国外节目模式占据了中国的电视荧屏，中国电视行业创造的并不可观的利润，直接滋养了国外一大批节目研发机构，甚至让一些濒临倒闭的国外电视节目公司获得了新生，中国电视市场成了世界电视巨头的“摇钱树”。
另外，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民族电视行业自主创新的能力却在明显下降。当电视媒体更多扮演单一播出机构角色的时候，电视内容生产或节目制作能力的下降也就不足为奇了。同时，令人忧虑的还不仅仅是电视行业内部的问题，更严重的是，伴随着大量地引进国外电视节目模式，相当多的节目带着已有的西方价值观，悄然地进入中国电视荧屏。在相当多的引进节目中，充斥着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西方价值观中一些偏于消极乃至负面的内容，其对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了严重的抵消乃至对抗作用。此外，当前的电视行业也被部分地纳入文化产业的范畴里，更加讲究的是效率和效益，一切以降低成本和创造收益为最终考核标准。标准化、模式化、市场化成为电视综艺节目最主要的生产与销售方式。在这样一种“被规定了”的环境中，许多媒体人失去了对创造性思考和劳动的兴趣，故而，原创性的文化成果也就自然而然地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了。缺乏精神的动力，最终导致在技术层面出现了普遍化的原创力丧失：剧本是模仿的，歌曲的主题意境和旋律都是模仿的，就连作品和栏目的名字都要抄来抄去[1]。因此，不论是从节目运营还是从行业能力提升乃至价值取向等方面来看，大规模引进国外节目模式已然产生了相当严重的负面效应。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来自电视业内外的有识之士们对此早就发出了警言与提示。电视节目制作模式引进产生的负面效应，不仅在电视领域内部发酵，也在更广阔的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层面令人警惕。其中最大的问题是引进过程中本土价值观的确立问题，这需要在价值观层面问寻本民族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2]面对伴随节目模式引进带来的西方文化价值观强势渗透的问题，“我们更应当以清醒的民族意识，坚守本土的文化自信，展现中华文化特有的魅力与风采，努力争取文化交流的话语权，不断用气大道正的文化产品，去赢得世界的尊重和认可。[3]”
或许是出于一种思维的惯性，或许是出于一种对现实利益的考量，或许是出于对自主创新可能带来风险的种种压力的规避，尽管人们也感觉到本土化探索与创新应当成为可取之路，但在现实实践中，真正靠本土化自主原创能够取得社会效应与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案例还是相当稀缺的。就在人们的这种担忧困惑之中，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董卿凭借多年的从业经验与多年的人文学养和积累，经过深思熟虑的策划与运作，终于在2017年度推出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朗读者》。
《朗读者》的出现与成功，打破了过去若干年对于引进国外模式的惯性思维与路径依赖，而以坚定不移同时又艰苦卓绝的本土原创，打造出了中国电视的独特品牌，走出了中国电视节目本土化自主创新的成功道路。《朗读者》因此成为中国电视节目不依赖国外节目模式的引进，而凭借自主创新大获成功的典范案例《朗读者》以此向我们展示了中国电视节目走本土化自主原创令人期待的道路与方向。
二、类型融合：中国电视节目创作生产的新路径
从整体上来说，《朗读者》是一档以文学作品朗读为主导的电视文化类节目。但是《朗读者》的可贵之处在于，它并没有将自己陷于单一的文学朗读，并没有将自己陷于“大雅”的文化之中，而是巧妙地将新闻性的访谈、纪实性的记录和娱乐性的综艺与文化类节目融为一体，形成多种电视节目类型的有机融合，从而探索出中国电视类型节目创作生产的新路径。
（一）新闻性“访谈”的融入
新闻性“访谈”是当前非常重要的一种节目类型。这类节目以新闻事件或故事为线索，将镜头和画面聚焦在故事中的主体人物身上，通过访谈对话的方式来讲述新闻背后的故事，吸引观众，从而引导观众深入理解和把握故事的价值与内涵。《朗读者》虽然是一档文化类节目，却又借鉴了新闻性“访谈”节目的形式来进行叙事。在节目展开过程中，《朗读者》从嘉宾入场，到进入访谈室，再到打开大门主持人与嘉宾共同走进观众席，以至最终离场，都专门设计了“访谈”环节。主持人与嘉宾对话访谈的环节，将节目的文化特质，对节目中的背景选择、朗读背后的“秘密故事”，进行了全方位的挖掘与呈现，从而极大地丰富了节目的背景信息，让节目内容在对话中保持了较高的“敏感度”，既抓住了观众的注意力，又赋予了节目更为深厚的底蕴。例如，以“那一天”为主题的那期节目中，在“南极科学考察站建设者”的这段节目里，作为中国南极长城站、中山站的开拓者，郭琨老先生是很多历史事件的参与人与见证者，可以说是“历史的新闻人”。在与郭琨老先生的对话中，主持人董卿采用访谈的类型与方式，对郭琨当年在南极科考站建设中重要的时间节点、线索等众多关键的细节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对于观众来说，这些故事都是“新闻”。在董卿与郭琨的访谈中，还原了南极科考站当年建设进程中的重要的事件、场景与内容，这些生动而丰富的细节赋予了这档文化类节目丰富而深刻的新闻性的信息与内涵。而在《告别》这期节目中，中国赴非洲马里维和部队战士向我们讲述在维和中遭遇恐怖袭击的故事，战士们描述的袭击现场：袭击者撞击营房、紧握钢枪牺牲的战士、满身鲜血被炸飞了的战友让观众在“新闻”中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在节目中感受到了“和平”到来的不易。这种新闻性访谈的采用与展开，以大量生动细节的展现，拓展了文化类节目的新闻性功能，丰富了文化类节目的信息，深化了文化类节目的内涵。
（二）纪实性“记录”的融入
纪实性“记录”原本是纪录片最常用的一种手段与方式，通常强调对正在发生的真实的人物事件与场景的记录与呈现，也包括对已有的历史影像的采集与呈现。这种纪实性“记录”在《朗读者》中主要有两种体现：一种是现场主持人与嘉宾在即兴发生的对话场景中的即时捕捉；另一种是对与嘉宾相关的故事背景、历史影像的采集与整理这两种情形都极大地强化了该节目的真实性与可信度，这种非虚构、非表演的记录方式极大地提升了节目的真诚品质。比如，还是在“南极科学考察站建设者”这段节目中，朗读者并不是像其他嘉宾那样在节目现场进行朗读，而是邀请了正在南极进行科学考察的队员在南极进行了一次特殊的朗读，在朗读的过程中，不时出现中国南极科学考察站建设过程中的纪实性影像，有1985年1月20日中国南极长城站考察站主体工程开始施工的视频资料，也有1985年2月20日中国南极长城站正式落成的视频资料……还有一期中，我国著名作家王蒙在讲述改革开放后离开新疆下放地时，画面上播放离别时的老照片；朗读者陆川在讲述拍摄电影《可可西里》的内容时，纪实性影像所展示出来的人的渺小与自然的宏大……这些纪实性记录的融入，不仅大大提升了文化类节目的可视性，也大大提升了文化类节目的真实性与可信度。
（三）娱乐性“综艺”的融入
综艺即综合性文艺，既是一种内容，也是一种节目类型。作为节目类型，综艺节目更强调不同文艺样式的组合与整合。综艺节目在日常生活和电视节目中都是颇受观众欢迎的娱乐样式。《朗读者》一方面以其大气、庄重、正能量的价值取向，体现着电视节目的社会担当；另一方面，作为有着多年综艺节目主持经验的主持人与制作人，董卿在推出《朗读者》这样一档“高大上”的文化类节目的同时，自然会更多考虑动用“综艺”节目类型的样式与方式去予以演绎。以此，《朗读者》不仅可以满足精英文化层面的高端文化类节目的诉求，也可以适应和满足大众文化层面的娱乐性节目的诉求。娱乐性“综艺”的方式、理念与元素包括动人的情感与动情的故事等，这些都可以吊起观众的胃口，让观众获得情感的释放与满足。综艺节目类型在《朗读者》中至少有两种体现：一种是综艺式表演环节的设计，另一种是综艺性内容（主要是动人故事）的安排与表现（一波三折的叙事）。《朗读者》将朗读这样一种较为日常化的样态，进行了综艺化的处理，利用朗读者步入现场、走近朗读文本、打开书本等这样一些环节的设计，增强了朗读过程的表演性。每位朗读者的不同表演，如何走入现场，如何走近文本，如何打开文本，这些都成了观众关注的表演性的环节设计，大大增加了节目的可视性与悬念感。再就是《朗读者》特别善于调动、挖掘朗读者背后的动人情感与动情故事，通过这些动人情感、动情故事的演绎，来强化文化类节目的可视性效果。尤其是其将动人情感与动情故事进行一波三折的叙事，让观众在这样的叙事中获得了荡气回肠的情感体验与满足。如作家王蒙被迫移居新疆后，讲到自己住的房子里有两只燕子在筑巢安家时，将自己的那种乐观与幽默通过燕子一家的欢叫传递出来，而又将这种积极的态度与当时的困难境态进行了对比，形成了一个动人而又有趣的故事。又如在以“家”为主题的这一期节目中，用了典型的综艺性的方式展开节目，作家梁晓声讲述了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发生在家里的以情动人、发人深省的故事。其后，梁晓声与主持人董卿一同从访谈室迈进朗读场景，面向现场观众进行朗读……而当朗读者斯琴高娃在以“眼泪”为主题讲述自己的角色故事时，带着观众将她完美的荧屏形象嫁接到她的母亲那里：“戏中我流了这么多母亲的眼泪，其实都来源于戏外我母亲的眼泪，所以我演绎的很多人物身上都有我妈妈的影子。”动人的故事与动情的叙事巧妙地融合，极大地增强了节目的可视性与感染力。
三、三个结合：《朗读者》艺术表达的辩证呈现
《朗读者》在创作层面上，娴熟地运用了艺术辩证法，实现了“大与小”“情与理”“讲述与仪式”的有机结合。
（一）“大”与“小”的有机结合
《朗读者》善于将宏大的背景与精致的细节进行有机的对接。我们可以看到，当朗读者述说某种具体生活场景的时候，没有忘记将个人的生活“小”细节与当时的国家与民族所处的特定时代的大环境与大背景进行有机对接，使得“小”细节不再是个人的和细微的，也使得大背景与大环境不再是抽象的与空洞的。当朗读者安文彬讲述香港回归交接仪式上那半个小时内要完成的25项程序时，每一道程序看似是一个个“小”细节，但是每一个小细节的背后都蕴含了150多年间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从屈辱走向强盛的深厚历史命运。正是这种历史命运成就了一种“大”背景，呈现了一种“大”时代的厚重感。当朗读者潘际銮院士讲述自己的求学经历时，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说出“我们念书的目的就是抗日、救国、回家”，短短的三个词“抗日、救国、回家”将回“小”家的个人愿望与救“大”国的历史情怀紧紧地联系到一起。因此，可以说《朗读者》的这种讲述让我们感受到的不仅是那些生动的生活“小”细节，也不仅是宏大的时代背景与环境，而是“大”与“小”有机结合所展现出的充满张力的家国情怀，这种家国情怀将宏大的背景环境与细微的生活细节结合得如此完美和生动。(https://www.daowen.com)
（二）“情”与“理”的有机结合
情与理的有机结合是艺术生产创作中的一种重要的辩证关系。通常，入情入理、情理融合是艺术生产和创作所推崇的一种理念，这种理念强调的是情与理的相互约束与相互补偿。常言道“发乎情，止乎于礼”，在艺术叙事中，情与理两种元素都重要，但是都应各自保持一定的分寸。用情过度，而理性缺少，将呈现情感过度问题，甚至给人予滥情煽情之感；同样，理性过度，将会使艺术生产创作出现过于干枯、缺少润泽的状态；而情感不足，理性过度，将严重影响艺术表达的感染力与生动性。因此，恰当的情与理的交融与汇合，是艺术创作中极其重要的理念与尺度。在《朗读者》中，无论是朗读的文学、书信等作品文本，还是朗读者自身的状态，以及主持人与观众之间的互动交流，每个层面都充满了情感的元素，同时也充分展现了理性的元素。朗读文本的选择既有令人动容的情感元素，也有富于哲理思考的理性元素，朗读者的演绎既有现场情感的感动与宣泄，也有当众表现的克制与控制。当然，《朗读者》之所以能达到情与理的有机结合，主持人的情与理的放与收、抒发与控制的成熟度至为关键。我们欣慰地看到，作为一名优秀的电视综艺节目主持人，董卿在节目内容的选择、与朗读者交流、与观众交流的分寸把握上，尤其是在自身情感与理念表达的尺度与分寸把握上，真正做到了收放自如、舒展与控制恰到好处。而其中最关键的是情感元素与理性元素之间的调配、拿捏与控制。应当说，进入《朗读者》的文本与朗读嘉宾包括观众，大都有如长江黄河决堤一般汹涌澎湃的激情，以及这种激情表达的欲求。不排除这样的情感诉求是令人感动的，但是作为主流媒体电视荧屏播出的节目，仅仅靠情感本身的宣泄是不够的，一定不能离开理性的控制。只有情与理的有机结合，才能进入既充分表达情感又不失分寸的恰当境地。当朗读者叶嘉莹先生述说写《哭母诗》背景的时候，董卿说“那真是字字泣血，那里边都是痛彻心扉的人生的味道”，没有更多情感的渲染，而只是进行一种充满理性的描述，但是当叶老边读诗，边解读诗的内容的时候，情感似乎一下子从诗中迸发出来，“我觉得人生最悲哀痛苦的一段就是我听到那个钉子钉到那个棺木上的声音……”主持人给了这种情感一个理性的铺垫，但是叶老却用同样理性的语言将感性的情感以一种“通感”的现象释放了出来。每一个有成长故事的人都可能会在别人类似的情感经历中产生共鸣。当朗读者张艾嘉用平缓的语调来讲述自己从年轻慢慢变老的过程时，节目画面中出现张艾嘉演唱《爱的代价》的背景视频并伴随着音乐声，连主持人董卿都说“好多人听了都哭了”。情感在讲述的过程中慢慢地酝酿，当歌声响起的那一瞬间达到了高潮，可是不管是董卿还是张艾嘉都没有让这种情感继续发酵，而是马上转回归理性“很多事情都过去了，那我们都还需要继续往前走……”可以说，《朗读者》做到了“人物口不言理，理尽化入人情之中，情因理显，理借情出，情理交融，不时引人喜笑、催人落泪、发人深思，做到了理不直指，即物以明理，情不显出，借事以寓情。”[4]
（三）“讲述”与“仪式”的有机结合
《朗读者》是靠主持人与朗读者之间的对话、访谈、互动，也包括朗读本身，叙说朗读背后的故事等“讲述”来展开的。“讲述”无疑是《朗读者》中最主干的内容。同时朗读者在讲述进程中，也穿插设计了若干超越“讲述”本身的“仪式性”环节，比如说开场时的舞台灯光设计，由暗而亮、自下而上多种颜色共同交替时迎来主持人董卿的出场，包括朗读者入场、主持人与朗读者共同进入密闭的访谈室，以及主持人与朗读者走出访谈室与观众见面、朗读者走向朗读场景、朗读者谢幕等环节，伴随着现场的音乐、掌声，以及特定的舞台光影效果的设置，《朗读者》设计出一种超越“访谈”本身的特殊仪式。
仪式是人类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种符号，仪式本身并不一定具有明确的含义，但是透过仪式却能传递出一种文化、一种高于现场其他展示的东西，从而能够收获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价值。同时，媒体特别是电视中的仪式常常借助电视特殊的音响、音乐、光影和特定舞台等的设计，营造出一种非常态的、特殊的场景、行为与情境。通过这些特殊场景氛围的营造，唤起在场观众的一种共同的认知与共鸣，如致敬、怀念、庄严、敬仰、认同等各种场景的情境氛围。
《朗读者》假若只有朗读文本与访谈这样一些平常内容，而没有入场、进入访谈室、走出访谈室与观众见面以及朗读者谢幕等仪式环节的设计，那么，不论是从内容还是从叙事节奏来看，这个节目难免会陷入一种温暾的状态。仪式环节的设计既打破了常态的访谈与朗读中容易产生的单一甚至沉闷的叙事节奏与状态，又在张弛变换的叙事节奏调配中激发了观众的参与感。当然，如果仅有仪式而没有丰厚的讲述内容，就容易出现飘忽而不扎实的状态。我们欣喜地看到，《朗读者》既没有一味地迷醉在仪式性环节的表现上，也没有沉迷于单一节奏讲述内容的展开中，而是将仪式与讲述进行了有机的调配，将仪式性的环节穿插在朗读与讲述和访谈的内容展开之中，在整体上呈现出错落有致、张弛有序的恰当叙事节奏。
正是由于上述三种“大”与“小”、“情”与“理”、“讲述”与“仪式”的结合，使《朗读者》获得了独特的艺术气质。
四、使命与责任：《朗读者》成功背后的经验与启示
《朗读者》的成功给我们带来了怎样的经验与启示呢？
（1）从角色担当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应该自觉担当起主流文化与主流价值观传播的历史使命与责任。中国电视人肩负着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与责任，这种使命与责任，不仅是要很好地承担主流宣传的使命，也不仅是要收获电视产业的良好效益，更要创造出无愧于时代、国家和民族的电视文化。通过优秀的电视作品与产品的推出，也就是以电视的方式进行引领时代的优秀文化传承，创造出能够引领当下、面向未来的精神价值。尤其是对于核心价值观、主流价值观的弘扬传递与传承是中国电视人不可推卸的使命与责任。在这个问题上，并不是所有的从业者都有清醒的认识，有的或许为某种新奇、时尚的潮流所迷醉，有的为某种利益所诱惑，有的或许只沉湎于对技术层面的专注与追逐，沉湎于对洋模式的崇拜、对资本的崇拜、对技术的崇拜，而忘记了作为国家和时代的文化价值创造者与传递者的电视人理应担当的使命与责任。
当下的电视综艺节目，大多通过消遣娱乐的方式实现其大众文化的价值，或者以某种庆典宣传的方式来实现其主流文化价值，而《朗读者》独辟蹊径，将富于人文厚度与内涵的文学作品、书信等作为朗读的内容，以独特的精英文化视角切入，同时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家国情怀融入其中，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予以了很好的传达，充分地体现了主流文化的诉求。而同时又将普通百姓的情感和爱等大众文化的内涵与视角融入其中，实现了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等多种价值的有机结合与融合，创造了当代中国难能可贵的多种文化价值有机结合的新经典。
（2）从发展规律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既应顺乎潮流，又不可盲目追逐潮流。我们承认，作为电视技术与艺术本身的探索，无论是从全球视野还是从中国自身的历史发展来看，都会在某个阶段出现潮流性的景观。关注潮流、研究潮流或者紧跟潮流，本身无可厚非，但作为一个有高度职业理性和文化自觉的电视人，如果仅满足于追逐潮流是远远不够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很多潮流性的景观，在起步之时或许有其合理性，但过度追逐，往往容易走向反面。在中国电视这些年的发展进程中，尤其是最近十几年电视综艺的发展中，娱乐节目不断造就着阶段性的景观。尽管其也满足了百姓的基本娱乐需求，但是过度娱乐化也容易导致低俗化乃至恶俗化的取向与问题。对此，很多业内人士只从单一的效益出发，盲目追逐这些潮流甚至做出了如下的判断：娱乐等于国外电视节目引进，等于高收视率，等于巨大的利益所得，似乎不按这种潮流，我们那些彰显主流价值的节目或许就没有办法生存。《朗读者》的成功恰恰给了我们一个坚定的信念：不追逐这样的等式，不追逐这样的潮流，同样可以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3）从创新理念来看，中国的电视节目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三五年”，常变常新。创新不呈现为一种线性状态——从开始径直走向结束，而是呈现为一种循环状态——在创新的道路上不断有新的内容与形式加入，推陈出新。但是很多电视人却习惯用一种机械进化论的思维去面对创新，经常会有电视人慨叹每隔三五年就是一代，一些年长的电视人甚至宣称自己已经不会做电视了，理由是他们熟悉的某种电视节目模式已经做到头了，而他们也已经“走投无路”了。多年来，这样的悲叹常常在专业人士中流行。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听到某种节目模式会被宣布进入“终结”状态。近年来电视行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复杂的生存环境，特别是新兴媒体迅速发展的态势下，很多关于“电视将死”的呼声甚嚣尘上。在这样令人困惑的氛围中，《朗读者》不信邪、不懈怠，坚定不移地进行新的探索，将已经有的多种元素进行新的配置，从而创造出令人惊叹的全新模式，有力地回击了那些宣称电视节目终结、电视将死的声音，让中国的电视节目在困境中看到了柳暗花明的前景。
《朗读者》作为2017年重要的现象级电视节目，以其独特的气质与特质，为中国电视类型节目的探索创新提供了新的成功经验，体现了其走中国电视本土化道路方向的文化自觉，为中国电视节目的发展开辟了令人兴奋的新天地、新空间。
（本文与邓文卿合作，原载于《民族艺术研究》2017年第4期，《新华文摘》2018年第1期全文转载）
[1]邓文卿，张莹.对中国电视综艺节目原创力问题的思考［J］.中国电视，2015 （12）：77-80．
[2]胡智锋，刘俊. 进程与困境：模式引进时代中国电视的内容生产与产业发展［J］. 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5）：29-34．
[3]黄会林. 树文化自信 发中国声音［N］. 吉林日报，2016-07-05．
[4]王烈. 汉剧舞台上的人情美：兼谈戏剧创作中情与理的结合［J］. 陕西戏剧，1982（2）：45-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