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学沪上　夯实基础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是莘莘学子求学问业的地方。何廉臣、丁甘仁、曹颖甫、恽铁樵、曹炳章、顾筱岩、陆渊雷、秦伯未、朱小南、章次公等诸多著名医家在这里会聚，可谓耆宿云集、精英荟萃。他们兴教育，培养后继人才；办报刊，促进学术交流；建医院，解除民众疾苦。为了保存国粹、光大中医学术，他们奋力抗争、图谋发展。在这所中医的大学校里，先生饱饫传统医学之甘露，汲取各家学术之精华，探索其内蕴之瑰宝，课余撰写大量文章，刊登于各专业杂志，大胆抒发个人见解，颇有一股“拼命三郎”和“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两年多的系统学习，诸名师的悉心指点，众同道的有益启迪，良好宽松的学术氛围，相对自由的发展空间，使他学业精进，在人才济济的大上海，未及弱冠，便崭露头角，成为一代名医秦伯未的高足。

1933年春，先生学成返里，悬壶融垣，开始了职业中医的生涯，他先后在福清城关裕济药店和福余药行坐堂。是年5月，他创办并主编《现代医药》杂志（月刊）（1937年8月因抗战全面爆发被迫停刊）。这一时期，尽管诊务和编务都十分繁忙，他仍兼任上海《中医指导录》、北平《国医砥柱》（月刊）、南京《国医公报》、杭州《医药卫生》（月刊）、福州《医铎》等多家中医杂志特约编辑和特约撰稿人；受聘为中央国医馆名誉理事。1934年2月至1938年6月，任福清中医师公会委员、编辑主任及顾问。此间，积极参与维护中医的抗争活动，坚持中医现代化与保存国粹并行不悖的主张。

1938年2月，先生应上海中医学院和中华国医专科学校之聘，二度赴申。为进一步提高国学水平，以利于深入探究中医理论之精髓，勤勉好学的他边工作边学习，于是年6月进入上海诚明文学院（1951年并入上海学院，后并入复旦大学）深造，跟随著名经学大师蒋维乔（时为院长）攻读国学文史学。其间先生虽然经历了丧偶失兄、家乡沦陷、一双儿女（5岁、3岁）乏人照顾等人生劫难带给他的种种压力，但其继续求学问业的决心始终不变。在抚慰好年迈的双亲和新寡的嫂子、安顿好年幼的儿女后，又毅然踏上北去的旅程。1941年6月，先生获取文学士学位，圆了大学梦。三年的深造，奠定了他坚实的国学文史学基础，为日后深入探究岐黄之学、提高学术水平夯实了基础。(https://www.daowen.com)

1939年，先生参与由施今墨、张伯熙、时逸人、张赞臣等发起创办的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的筹备工作。1941年9月起，被聘为校教务主任、秘书主任、校务委员、《复兴中医》杂志社编辑。其时，该校董事长施今墨，校长时逸人，名誉校长张伯熙，副校长张赞臣，总务主任张汝伟，训育主任钱今阳，教授何云鹤、尤学周、金少陵、茹十眉、姜春华等，无一不是现当代著名中医学家，他们均为20世纪中后叶中国中医药事业的传承与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

1943年7月30日，上海公共租界沦陷，学校停办。8月，先生返回家乡，担任家乡大众诊疗所中医部主任兼福清中医补习班、针灸学习班教师。此间，他曾与热心乡梓教育的社会贤达、知识界同仁，共同倾囊捐资创办私立福清文光中学（1951年与福清县立中学合并为福清第一中学），担任校董、总务主任、教务主任。1945年3月接任该校第二任校长，直至1950年12月请辞为止。在任期间，他积极培育人才，为发展乡邦教育呕心沥血。尤为难能可贵的是，他对中医事业不离不弃，他边执教，边行医，先后出任福清县中医师公会理事长、中医学会会长、福建省中医联合会理事。在繁忙的校务与教务之余，仍挤出宝贵的时间，组织医界同仁开展学术活动。1946年，他还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国民政府原考试院举办的首次全国中医师资格考试（时全国设13个考区，3000人参考，通过者362人，通过率为12%，福建仅5人通过，先生以位列全国第28名的高分录取），领取了当时卫生部和福建省政府颁发的中医师合格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