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陆上丝绸之路的情况
成吉思汗及其后裔将征服目标锁定西方，通过三次西征，建立了察合台、窝阔台、钦察、伊利四大汗国，从而拓宽了中西交通，使汉唐以来传统的丝绸之路，在元代更加畅通无阻。元朝统一后，驿站遍于全国，星罗棋布，脉络贯通，交通尤为便捷，南北物资交流畅通无阻，经商的人逐渐增多，“舍本农、趋商贾”的风气很盛。元代商业之盛不只表现于国内贸易领域，对外贸易也盛极一时，规模超过前代。其时对外贸易通过海、陆两路与亚非欧各国大规模开展。海外贸易是由政府直接控制的。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沿袭在灭南宋以前，陆道贸易是主要的。沿着古代丝绸之路，商队络绎不绝，通向中亚、西亚、黑海北岸。元时丝绸之路，从今甘肃敦煌沿天山南北路往西延伸，又增加了经里海以北抵达黑海北岸的钦察道，但波斯道依旧重要。钦察道是指经河西走廊，行敦煌、萨来而抵于Grimee半岛之塔那等港。波斯道是指经行河西走廊、敦煌、天山南路、大不里士而抵于威尼斯或抵于Ayas。东亚货物由此两道通达欧洲，亦为有名之丝路。中国商人和亚非近百个国家或地区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关系，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的桑给巴尔岛。色目商人在元朝商品经济领域中极为活跃，其中以回族商人为最。回族善于理财，蒙古兵锋指向西域时，西域少数民族内附，蒙古统治者因而善待回族人，元朝回族人专擅天下水陆之利。
元朝建立以后，驿站制度更加完善，规模进一步扩大，正式开通了自大都（今北京）到钦察汗国政治中心的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拔都萨莱城、别儿哥萨莱城均在这里）的驿站。每站由五六十里至百十里不等，由专门的站户提供饮食和马匹、车辆等交通工具。这条驿道虽然经过钦察草原、蒙古草原等人烟稀少的辽阔区域，但都处于蒙古汗国辖境内，沿途有驿站相连，往来十分方便，而且安全有保障。自黑海东岸、克里木半岛至伏尔加河下游地区是当时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此处经黑海、地中海与欧洲、埃及、西亚各地的交通都十分方便。这就构成了除丝绸古道（河西—塔里木盆地—中亚—西亚）之外的又一条东西交通大动脉。这条干线由于可以使基督教世界避开被穆斯林控制的西亚地区，从而成为元朝时西欧、钦察汗国与中国交往的重要通道。从元朝的政治中心和林或大都至欧洲的三条道路均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第一条是从和林向西，翻越阿尔泰山至今新疆天山以北的别失八里（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25里破城子）、阿里麻里（即阿里马城，今新疆霍城县西北克千山南麓），经亦列河、楚河流域，循阿姆河北行，再沿里海与黑海北岸西行，直抵多瑙河流域。这是商旅使臣从蒙古高原经天山以北经钦察汗国与西方联系的一条主要道路，即北道。阿尔泰山至天山以北的道路，早在唐代就由突厥及其以后的回鹘开拓，成吉思汗及其后裔西征时，开拓与整修了阿尔泰山至和林的通道。元朝建立以后，又恢复了别失八里经巴里坤（即巴尔库勒，今新疆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至河西走廊的一段。这样从大都南下经保定（今河北保定市）、太原（今山西太原市）、绛州（今山西绛县）至奉元（今陕西西安市）、兴平（今陕西兴平市）后，北上经乾州（今陕西乾县）、邠州（今陕西彬县）、宁州（今甘肃宁县）、庆阳（今甘肃庆阳市西峰区）、环州（今甘肃环县）至宁夏（今宁夏银川市）萌井驿，过灵州而进入河西走廊的永昌路（今甘肃永昌县）；或从大都西经大同（今山西大同市）、东胜（今内蒙古托克托县西城关镇），经河套至宁夏，再向西到河西走廊的永昌路。通过这两条道路，联结了大都经河西走廊、西域至西亚、欧洲的通道。第二条是从河西走廊经天山以南的焉耆（今新疆焉耆回族自治县）、龟兹（今新疆库车县），越勃达岭（即拔达岭，又名凌山，今新疆乌什县西北别迭里山）进入热海伊塞克湖的道路，即中道，通过昭武九姓地区进入波斯，经两河流域抵达地中海东岸。第三条道路，就是南道，从沙州西行，经罗布淖尔向南沿昆仑山北，经罗卜（治今新疆若羌）、闍（今新疆且末）、斡端（今新疆和田）、鸭儿看（今新疆莎车）至可失哈儿（今新疆喀什），再越葱岭，由阿姆河、里海南到两河流域，直到地中海东岸。
元代中外交通图(https://www.daowen.com)
1211年（西夏皇建二年）五月，黑鞑靼国起兵攻夏河西州郡。夏国主安全遣使请以臣礼，鞑靼方才退兵。1224年（嘉定十七年、西夏乾定二年），成吉思汗结束西征，班师东归，在返回过程中，发动了攻夺沙州的战争，由于沙州军民的拼死抵抗，久攻不下。成吉思汗从西域返回蒙古高原后，1226年（南宋宝庆二年），发动了对西夏的大规模进攻。除遣军假道畏吾儿再次攻取沙州，成吉思汗则亲率大军由北路攻入夏境。蒙古军进入河西后，连续攻破黑水城、肃州、甘州、西凉府等河西军事重镇，并于1227年（宝庆三年、夏宝义元年）三月，攻破沙州，接着又攻陷朔罗、合罗等地。至此，河西地区全部被蒙古攻占。在元代，由于行政区划的历史演变，今之甘肃地区分属甘肃、陕西两行省和宣政院所属的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管辖。元朝在甘肃设置的地方行政机构有路、直隶州、属州共14处，属于甘肃等处行中书省的管辖范围。元朝中期以后，肃州以西至哈密一带逐渐由幽王、肃王、西宁王、安定王等几个王位下拥有，《析津志》所载甘州以西舍站、忙不刺、肃州赤斤、瓜州、沙州等驿站，均演变为兀鲁思站。元朝统治者深知屯田为“养兵息民之要道”“置屯田为守边之计”，在“海内既一”的局势下，内而各卫，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资军饷，屯田遍及全国。河西走廊诸州自古以来就是边镇要地，是连结中原内地与西域的咽喉要道，河西走廊境内长行站道、纳怜道、两兀鲁思驿道并存，中西交通畅通，也是元朝通往西域诸国的咽喉要道。元朝政府为了加强与西北诸国的关系，特别是为了平定海都等人的叛乱，非常重视在甘肃地区设置屯田，因而甘（今甘肃张掖市甘州区）、肃（今甘肃酒泉市肃州区）、瓜（今甘肃瓜州县）、沙（今甘肃敦煌市）州等地“皆因古制以尽地利”，实行屯田。1228年（蒙古拖雷元年），察合台部将按竺迩元帅驻镇删丹州时，就从敦煌置驿抵玉门关，通西域。显然，此时从删丹通往察合台兀鲁思中心阿里麻的驿路已开通。至忽必烈时期，甘肃境内的驿站系统完善，使内地与西域联系紧密。同时元朝疆域空前辽阔，元朝政府在全国设置了数以千计的驿站和急递铺。在甘肃等处行中书省有“马站六处”。元代驿站与急递铺的设立，不仅使中西陆路交通畅通，便利了中央对地方、边疆的控制，而且也促进了甘肃与中原内地的经济交往。此外，甘肃地区土特产丰富，盛产褐缎、毡毯、野马革、药材、玉石器等，同时又需要中原内地与西方的众多物品，由于地域经济的差异，物资交流的需求与互补，使甘肃与内地及西方国家自然地结成互通有无的经济链条。
元朝丝绸之路贸易对丝绸之路史上规模空前的一次东西方物质、精神文明的大交流、大交往、大融合做出了重要贡献，通过欧亚广大地域范围内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形成了陆上丝绸之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东西方文化的广泛交流，在国际关系史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元代，中国的四大发明正是通过域外通商传播的。13世纪，中国的印刷术通过伊利汗国仿制元朝纸钞，开始传入欧洲。中国的茶叶，最早通过西夏和高昌回鹘进入西域，13世纪再次通过色目商人传入西亚和俄罗斯。棉花栽培、棉纺技术也是在元朝中外贸易的高潮中普及到中国南北方的。元朝丝绸之路古道的重新开通，恢复了东西方通过陆路进行的经济、政治、文化交流。中西陆路通商再度兴起，并且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元朝在丝绸之路贸易史上不仅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丝绸之路贸易在这一历史时期的相对繁荣，本身又在丝绸之路贸易史上有一定程度上的特殊性。
元朝反映丝绸之路和中西贸易的一些名著，如《马可·波罗游记》《大可汗国记》《通商指南》《卢布鲁克东行记》《柏朗嘉宾蒙古行记》《马黎诺里游记》《鄂多立克东游录》等都大量记载了丝绸之路上商队贸易的情况：在那遥远的丝路商道上从事商队贩运贸易的，既有来自拜占庭帝国的君士坦丁堡、波兰、奥地利、捷克、威尼斯、热那亚及早期汉萨同盟等地商人，又有由蒙古诸汗国及其后裔统治的西亚、中亚地区的商人等。他们多携带大量金银、珠宝、香料、药物、竹布、奇禽异兽等商品来中国或在丝路沿线售卖，然后购买中国的丝绸、缎匹、绣彩、金锦、茶叶、药材、瓷器等商品。因丝路沿线情况复杂，为防止盗劫发生，他们一般都必须组成数十人以上的商队结伴而行，且雇有翻译，并携带必要的食品、什物、料草等。来到元帝国的外国商人、商队之多，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也有不少反映：元大都外城常有“无数商人”来往止息，“建有许多旅馆和招待骆驼商队的大客栈……旅客按不同的人，分别下榻在指定的彼此隔离的旅馆”。裴哥罗梯所著的《通商指南》中也记载：“汗八里都城商务最盛。各国商贾辐凑于此，百货云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