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但是，日常经验似乎以一种逻辑必然性的力量强迫我们接受某些自然规律为真理，不是吗？许多概述（generalization）似乎都是由经验得来，例如“所有的人都会死”或者“太阳发出光芒”，完全无需我们——观察者——直觉能力的介入。其实并非如此，这些例子只能说明我们倾向于将我们的一些信念视为理所当然，因为这些今日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概念在原始人眼中都还是被普遍否认之事。原始人坚信人不会死，除非受害于罪恶的魔法；某些原始人还相信太阳会在夜间停止发光，悄然横穿回东方。对自然死亡规律的否定是原始人普遍信仰的一部分，他们相信凡对人类有害的事物都非自然存在，而是因为某个恶毒的人在作怪。这种对经验的魔化（magical）解释，对一些在我们看来对事件的产生具有重要而直接影响的原因视而不见（比如有块石头砸到某个人的脑门子上了），这些原因被它们当作是巧合甚至与该事毫不相干，而另一些似乎与事情扯不上联系的小意外反而成了有效的原因（比如一只稀有之鸟从头顶飞过）。

虽然迷信这种魔化观点，但原始人的智能还是正常的。他们不仅发现自己的观点与日常生活完全对应，而且非常坚定地执有原先的信念，即使某些欧洲人以现实为依据对此加以驳斥，他们仍不改初衷。我们由自身对外部实在之基本特征产生的直觉得出诠释之道，因而，指认出任何新的经验元素，都无法轻易证明我们的诠释之道不充分。

可是，如今我们似乎正面临自相矛盾的危险，也就是说，我们似乎失去了对两种对立的方法论——现象的魔化式解释之道和自然主义解释方法——之间区别的把握。其实，在原始人的魔化理论中，我们总能品味出某种诗意的真理，这也是我们在小说作品中经常能瞧见的。在小说里，如果作者安排某人意外死亡，那这个情节背后一定隐藏着某种人生道理。我们永远不能忽视艺术作品中“圣路伊斯大桥”式的现象。诸如“某人死于火车车祸”这样关于死亡的自然主义观点剥夺了“宿命”（fate）之说里的合理成分，它倾向于将“宿命”之说贬低为“毫无意义的痴人说梦”。不过，自然主义的观点同时为我们展开了一幅呈现世界万物秩序和规律的画卷，那是魔化观点做不到的。既然自然主义的说法建立了生灵之间更确切、更负责任的关联体系，那我们就应毫不犹豫地在二者之间择其为真。

相似的对立和冲突也存在于中世纪的眼光和现代科学的观点之间。有一个事实常被我们忽视：中世纪的天主教哲学最初恰恰是在一个浸透了科学理性主义的社会中建立起来的。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奠定了基督教哲学最重要的基础，但他却在《忏悔录》（Confessions）一书中充分阐述自己在皈依教会之前曾经对科学具有多么浓厚的兴趣。但在笃信基督之后，他转而视一切科学知识为碍，认为对科学的追求将令人类在精神上迷途。公元380年左右，奥古斯丁脑中上演了剧烈的思想斗争，在这场斗争中对上帝的确定性（a certainty of God）的热望占了上风，他认为人类在追求第二因之链（the chain of second causes）时产生的知性骄傲将危及这种热望。他写道：“无人能靠近你，除非是那些痛悔的人。骄傲的人们一定找不着你，尽管他们有着古怪的技能，懂得如何去数清天上的星星和地上的沙砾、测量繁星密布的苍穹、追寻行星路过的轨迹。”(https://www.daowen.com)

1100年之后，人类精神期望（mental desire）的天平经历了渐进的变化，人们也终于看到奥古斯丁的咒语被破解。在尚未复兴自然科学研究之前，批判的、外向的（extrovert）、理性主义的世俗精神（secular spirit）就已传播到自然科学的其他领域之中。科学是文艺复兴末期孕育出来的，早在哥白尼和维萨琉斯（Vesalius）的发现出现以前，文艺复兴的顶峰已过，并跌入了反宗教改革（Counter-Reformation）[1]的阴影之中。哥白尼和维萨琉斯之所以能做出那样重大的新发现，原因无他，就在于他们勇敢地抛弃了既在的权威。1500年左右，哥白尼曾在意大利大学里学习教会法规，期间受到新精神的影响。从意大利返乡之后，他发现人们自由地讨论所谓的毕达哥拉斯定理，而太阳中心说也早已确立了它不可动摇的强势地位〔1〕。盖仑（Galen）假设那些贯通心脏隔膜的通道确实存在，而维萨琉斯在初次检视人的心脏时就没能找到这些通道，他先是假定人类的肉眼无法观察到它们，但数年之后，他不再盲信权威，继而戏剧性地宣布这些通道根本就不存在。

时至今日，我们已能感觉到人类精神的天平需要再次倾斜，与上回正好作个颠倒。科学已不能再一如既往地断然回避如下诘问：当科学概论被推及到作为整体的世界时，它到底能走多远？19世纪末，科学家们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拉普拉斯（Laplace）和彭加勒关于宇宙性质的观点，而现如今的科学家们是否也会如此，颇值得怀疑。彭加勒阐述了这样的认识：从拉普拉斯的力学理论中，人们可以推知，原子形态存在的每一阶段都将无穷地循环再现，而所有可以想见的形态（总能量相同）也将永恒循环——以致于如果有一天我们重返世界，很可能发现自己又重活了一次，但这回人生阶段的顺序正好与前世相反，生命将始于尸体的复活，终于襁褓阶段，最后被母亲的子宫所吸收。今天，我认为如此显然荒唐的结论将被严格地用来驳斥那个当时斗胆将它们提出来的科学系统。惠特克（Edmund Whittaker）曾在他1944年的立德尔系列演讲里指出：实际上，在现代宇宙进化论的研究中，人类对作为一个摄悟整体的宇宙的兴趣已经复现。此外，自从相对论提出之后，科学家们日益相信，只要系统地剔除我们自身思维方式中的无据猜测，自然规律就可能被发现，这也巩固了我们关于宇宙理性的认识。

现在，我们可以下结论了：客观经验无法帮助我们在关于日常生活的魔化式解释或自然主义解释之间做出抉择，也不能让我们在关于自然的科学观点或神学观点中分出优劣；经验可能支持其中的某种立场，但最后的抉择只能由一个心灵仲裁的过程来做出，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精神天平将逐一掂量那些可能令心理得到满足的形式。我将在第三章里探究这些抉择的基础。现在，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对科学的分析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