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理论在重大传染病斗争中飞跃发展

在抗疫斗争中，中医何以能焕发出如此耀眼的人文光芒？因为有历史的积淀。从中医史及中医学说史看，以下判断是无可置疑的。

（一）中医产生以来就始终有效维护中华民族健康，数千年来未曾中断

著名中医教育家、中医思想家任应秋先生说：“我国属于多民族、多人口的国家，几千年来就是靠中医学维持其繁衍昌盛，这就客观地证明了中医学的现实意义。”英国皇家医学会院士马伯英先生也指出：“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生衍繁殖，日益兴盛，当然有许多原 因，但卫生保健事业所起的作用必是其中重要原因之一。这方面首先应归功于中医。”著名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也指出：“几千年来，从未出现过像欧洲那样一次疫症流行死亡人数达一二千万者。”这些，无疑有着中医的伟大功勋，如1894年的鼠疫大流行，疫病非常严重，据报道有10万人死于鼠疫，中医在当时是主要的医疗力量。如今，进入21世纪第三个10年之际，在抗击疫病的伟大斗争中，中医不断践行其拯救生命的天地仁心，不断验证其辨证论治的卓著仁术。截至2020年3月23日，91.5%的新冠病毒感染确诊病例使用了中医药，临床疗效观察显示中医药总有效率达到90%以上。事实证明，中医药为疫情防控做出了突出贡献，其独特优势，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院长李晓红总结为：一是改善疾病初期症状；二是减少轻症向重症转变；三是通过中西医结合缩短病程，提高救治质量；四是帮助患者康复，提高生活质量。(https://www.daowen.com)

（二）中医理论在应对重大传染病中锻造和发展

一部中国抗疫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中国人民与重大传染性疾病作斗争的历史。而中医在与重大疾病作斗争时，常常伴随着理论的飞跃，谱写着新的中医学篇章。粗略地看，历史上，中医理论有三次发展高峰。第一次是秦汉时期结集的《黄帝内经》，奠定了中医理论体系的基础，这事实上是对此前中国防疫治病等维护中华民族生命安全与卫生健康经验的大总结。第二次是东汉时期，中医在与大疫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中医方法论体系由此成熟并达到顶峰。第三次是清代，中医在与瘟疫作斗争的过程中，产生了叶天士的《温热经纬》、吴鞠通的《温病条辨》等杰作，确立了卫气营血、三焦辨证等辨证方法，温病学在理论证治上形成了完整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20世纪50年代，中医在抗击乙型脑炎流行中展现了它服务新社会的实力；在2003年抗击SARS斗争中，中医药取得了显著成就，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评价说：“这再次证明了中医药在保障人类健康中的作用，以及应付突发事件的能力。”由此，激发了新世纪人们对中医理论发展的新探索。

如果说，历史上中医有过恢宏的理论学说和精湛的辨证方法论，前者如五行阴阳学说、运气学说、藏象学说等；后者如六经辨证、八纲辨证、脏腑辨证、运气辨证、三因辨证、经络辨证、卫气营血辨证、三焦辨证等。那么，在当代这些理论可不可以、需不需要统一发展，这些辨证方法论可不可以、需不需要统一发展？显然，这些问题的回答和解决，将推动中医理论走向新的高度和深度。这一点，从中医内部来说，已经出现了不少新的理论构想。例如，在2003年中医抗击SARS后，国医大师陆广莘先生从宏观层面提出了“未来医学四论”。这一理论认为，21世纪医学发展的趋势是：“从生物医学前进上升为人类医学，从疾病医学前进上升为健康医学，从对抗医学前进上升为生态医学，从化学层次寻求物质基础的医学观前进上升为从生命层次寻求自组织演化调节的医学观。”此外，还有山东中医药大学祝世讷教授的中医系统论研究。这一研究“着重从现代科学在21世纪的最新发展，特别是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来论证和阐明中医基本原理的科学性、先驱性和超前性，以及其巨大的复兴发展潜力”。笔者认为，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新角度和新目标，就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建设的角度研究中医理论和实践成就，从而创建新的学科或学说，以服务人类新时代的卫生健康事业、文化建设及其哲学建构。这方面，虽然已经有前期基础，例如张其成教授的中医哲学研究，程雅君博士的中医哲学史研究。不过，从辩证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前沿成果看，尤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正式创立辩证唯物主义人学后，以之作为研究武器，这目前是空白。然而，这在当前尤其显得重要和有意义，为什么？一个原因是，借助全球抗疫斗争的现实需要，此研究可以急时代所急，促进中医理论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服务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构建，以及新时代文化的建设和新时代哲学体系的建构；另一个原因是，这一研究符合中医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即国医大师邓铁涛老先生所言“中医是以人为本的医学”，可以助推中医理论形态的发展迈向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