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群众作为一种个体认同——以对封闭隔离的态度为切入口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中国地方各级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限制出行的措施，如封锁城市、社区封闭、集中隔离等。在许多采取封闭隔离措施的西方国家，暴发了以追求“自由”为目的的民众抗议活动，若撇开一些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仅就封闭隔离这一措施而言，可以看到，西方的一些媒体与民众对其诟病的理由在于，他们认为在封闭隔离之下人们的出行受到限制，故这一行为是对其自由的损害。这种观点显示出，他们强调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划分，“自由”在一种“免于干涉”的意义上被他们奉为圭臬。贡斯当（Constant）笔下“现代人的自由”是对这种公民观的精确概括：这种自由由和平的享受和私人的独立所构成，且注重受到保障的私人快乐，究其本质，是指免于某事（liberty from）的个体自由。^[1]需要指出的是，这样的自由观或公民观的背后逻辑是将个体作为在社会中存在的一个个原子，个体与社会存在相当程度的二元对立，而这种思维方式的极致演绎便是对社会公共事务的漠不关心与对来自公共领域的干涉的极度敏感。如美国暴发的多起针对居家令的抗议活动，看似是在为自由民主背书，实则反映了一种极端的个体原子化与个体社会二元化的思想倾向。

然而这种完全从群体中抽象出来的个体认同有其局限性。两千年前的荀子便用“群”这一概念论说人类生活的本质，以“人能群”指出人类不同于牛马等动物的规定性。马克思更是从存在论的角度批判这种二元论，转而论述“社会存在”这一概念。在他看来，社会存在是人在感性交往中形成的人化自然，也是人与人之间的内在联系，建构起人与人的生活方式。不应当将社会与个体抽象化并相互剥离开来，相反，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它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的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2]社会存在究其本质并非是与人相互抽离出来的存在，社会就是每个人生命展开的交汇，处在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交流中，因此并不能单独抽象出一个与人对立的“社会存在”。同样地，人也不能从社会中抽离出来，因为人之为人便是在社会中被建构起来的，人的存在就是社会的活动。总之，人与社会在存在论的层面上密不可分。进而，从社会存在的概念辨析中可以作如下演绎：既然人之为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体存在之规定性在与他人以及由人建构起来的社会打交道中展开，人民群众作为个体的认同便不再只是一种政治理论，而是存在论维度上被给予的事实，人不可能脱离人民群众这一范畴而如同原子般孤立地存在。(https://www.daowen.com)

与社会存在紧密相连的个体作为群众的一分子，在消极意义上必然会受到群体的影响。以此次抗疫为背景，面对如此高传染性的病毒，若政府不能实行群体防控，在群众层面阻止病毒大规模扩散，则个体受到感染的几率会大大提升；这一结果又会使得病毒进一步在群众之间扩散，恶性循环的形成会使整个社会陷入动荡，其中个体的生活质量则难以得到保障。个体不可能脱离群众与社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另一方面，个体若能积极地参与到联防联控中，响应政府的号召，对抗疫工作起到积极作用，个体汇集而成的群众力量会在抗击疫情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所以将人民群众作为一种个体的认同，既是社会存在下的必然，也是一种个体应该具有的担当。不得不承认，中国的一系列防控措施，尽管在当时被一些西方媒体视作“侵害自由与人权”，实则背后蕴含着丰富的智慧，而之后许多西方国家也采取了一系列封锁性的抗疫策略，进一步说明了中国的抗疫理论，以及其背后马克思在个体与社会问题上的深刻洞见，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充分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