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喇叭复归：行政下乡与村民自治

2020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投入疫情防控阻击战。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农村地区的疫情防控成为对基层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春节期间的农村有数量庞大的流动人口，传统习俗的巨大惯性又增加了人口聚集的风险，抗疫形势严峻。只有坚持“外防输入，内防扩散”，才能利用分散居住、庭院经济等有利条件^[1]，避免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出现不胜负荷的情况，守住农村这一防线。

由于不容小觑的城乡数字鸿沟，农村抗疫的最大难点在于村民认识不足。农村地区的互联网普及程度远不如城镇地区，以互联网为主要载体的防疫宣传无法在农村达到较好的效果。在农村空心化的大趋势下，以留守老人和留守儿童为代表的常住人口更容易陷入两种极端：一是信奉“眼见为实”，因“封村”所塑造的封闭环境放松警惕，二是媒介素养较差，受虚假信息的影响而采取过激的应对措施。(https://www.daowen.com)

为了将宣传教育与舆论引导延伸至“最后一公里”，基层组织和村干部队伍纷纷采用大喇叭，进行宣传、组织和动员，普及知识、通报境况、发起行动、坚定信心，为抗疫胜利添砖加瓦。农村大喇叭成为疫情防控的“硬核”力量，是基于自身的媒介特质，更是源于大喇叭在使用过程中形成的可信度和认同度。通过分析大喇叭的实效，可以管窥抗疫时期的行政下乡与村民自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