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疫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制度优势

此次抗疫中，和一些西方国家面对疫情时的慌乱无序甚至为是否封城，是否要求人们居家隔离等问题争论不休、互相甩锅，导致疫情快速蔓延的情况相比，中国国内的防控工作和复工复产工作的推进显得有条不紊，使得疫情在很短的时间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同时也兼顾了经济的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说：“此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一次大考。”^[6]而中国交上了很好的答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就曾以“中方行动速度之快、规模之大，世所罕见，这是中国的制度优势，有关经验值得其他国家借鉴，相信中国采取的措施将有效控制并最终战胜疫情”^[7]高度评价了中国政府的疫情防控措施和经验。这背后最主要的因素，就是我国的制度优势。

我们的制度优势首先体现在党中央的统一坚强领导上。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使得全国在最短时间内形成了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统一行动，全面动员、全面部署、全面加强疫情工作的防控格局^[8]，打响了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疫情暴发伊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就召开了研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主持。此外，党中央还专门印发了《关于加强党的领导、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的通知》，成立了中央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分类指导各地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中央发出的一系列防控措施和统一集中领导就好像作战时最高将领根据战场形势制定了严密的作战计划和战略布局，稳定了地方和人民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时的心态。在此前提下，各地的政府和党委才可以在面对未知的疫情变化时做好层层部署，真正落实党中央的各项决策。

党中央的统一坚强领导也使得集中全国力量，凝聚人心，共击疫情成为可能。从2020年1月23日的武汉封城，到19省对口支援湖北，4.2万多名军地医疗队员驰援武汉，各类救援物资运往武汉，到十天建成“两山”医院，武汉作为此次疫情暴发的中心，在“封一座城，守一国人”的同时，受到了全国医疗资源和各类物资的坚强援助。除此之外，人民群众亦在党中央和地方的领导下结成了广泛的统一战线，其凝聚的力量不亚于当年抗战时期的爱国统一战线。全国广大党员、企业家、热心民众在号召下竞相捐款；各地群众则以家庭为单位自觉闭门不出；社区群防群控，“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同时积极增强最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信息获取能力不强的老年人等弱势群体的防控意识；机场海关联防联控，形成防控闭环；企业加班加点生产口罩，日产量较往常提升六倍以上；集中全国科研力量攻克难关；各高校青年大学生在学校和党中央的号召下，结合自己的专业和特长积极助力抗疫；各地各单位党员先上，在前线或后方贡献自己的力量……种种事实让我们看到了全国一盘棋的力量有多么强大。而反观国外，有些国家和地区在面临疫情大考验之时却还因不休的党争、中央和地方的矛盾而迟迟没有做出正确有效的应对措施。例如当疫情在土耳其蔓延至全部81个省之后，总统埃尔多安（Erdogan）与伊斯坦布尔市长仍在是否封城以及募捐等问题上产生分歧，在面对快速蔓延的疫情之时却没有第一时间实行严格的限制性措施，导致了疫情的更快速扩散。(https://www.daowen.com)

其次，中国的基本经济制度也在此次抗疫中发挥了巨大优势。疫情期间，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中外合资企业等都积极承担企业社会责任，助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两手抓。例如“火神山”“雷神山”医院的建设单位就是国有企业中建三局基建投公司；而民营企业的杰出代表如比亚迪开始生产口罩和消毒液；蚂蚁金服则开发供应链金融平台“蚂蚁双链通”，帮助其他企业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应对资金紧张的局面；中外合资企业如上汽通用五菱联合供应商通过改建生产线的方式转产口罩，助力疫情防控阻击战。反观美国，面对医疗物资的紧缺，总统曾动用《国防生产法》来要求通用汽车公司生产呼吸机；当纽约州医疗设施告急之时却仍然得不到有效援助……两相对比，我更深刻地认识到了我国基本经济制度的优势所在。

最后，抗疫期间，“依法治国”的治国理念亦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就强调：“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9]在抗疫过程中，严格依照法律来惩处相关妨碍疫情防控工作的违法行为在无形中提高了公众的防疫意识和配合度，使得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部署得以更有效地落实，延缓了疫情的蔓延。

综合以上制度优势的体现，我深刻认识到了何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抗疫的成果背后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织力、战斗力和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