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

科隆人都把我叫作“一块狂欢节的小饼干”〔2〕，因为我曾经当过面包师，那还是战前好多年的事。没有任何恶意，因为按照伟大的威利·奥斯特曼〔3〕的说法，我在所有其他人之前就成功地创作出几首最好的供人们手挽手摇来晃去的圆舞曲。1939年，当我们最后一次庆祝狂欢节，高喊“科隆万岁”的时候，“你这头活泼的小鹿，你……”是最受欢迎的歌，直到今天还能听见有人在唱“哈里哈喽，船长先生……”；就是靠这首歌，我让那条“小小的米尔海姆摆渡船”〔4〕永世留芳。

然后就没希望了。直到战争结束之后，我们可爱的科隆只剩下一片废墟，占领国当局〔5〕严格禁止我们庆祝狂欢节，未来的一切都显得凶多吉少，这时我靠《我们是三国占领区的土著人》这首歌一下子出了名，因为科隆狂欢节的小丑们绝对不会听从别人的禁令。越过废墟，用剩下的破衣烂衫打扮一下：红色火星〔6〕，全是孩子，甚至还有王子卫队〔7〕的一些残疾军人，就这样从雄鸡大门出发。1949年，战后第一次狂欢节的三颗星〔8〕，就是王子、农夫、少女，动手清除完全倒塌的居尔策尼希〔9〕里面的垃圾。这具有象征性的意义，因为最美好的聚会总是在居尔策尼希举行的。

直到下一年我们才得到许可，正式庆祝狂欢节。恰逢建城一千九百周年纪念。古罗马人在公元五十年建立了我们这座城市，命名为科隆。因此，主题词是“科隆的现在与过去，自1900年以来”。可惜这次狂欢节的主题歌不是我作的词，而且也不是我们这些专家作的词，不是尤普·施吕塞尔，也不是尤普·施密茨，而是一位名叫瓦尔特·施坦因的，据说他是在刮胡子的时候想出了《谁钱多，谁就该付钱》这首歌。必须承认，这正好符合当时的气氛：“谁有这么多钱，谁有这么多钱……”也有人在广播电台传播这支供人们手挽手摇来晃去的歌曲，他姓费尔茨。真是一个聪明的机灵鬼，因为那个施坦因和这个费尔茨实际上是一个人〔10〕。虽然是一个恶意制造的地地道道的骗局，而且是一帮真正的科隆的小集团，但是，“谁就该付钱……”这首歌一直唱啊唱啊，因为这位施坦因或者说费尔茨找到了适当的调子。在货币改革之后，谁的口袋里都没有什么钱，至少普通老百姓没有。然而，我们的狂欢节王子彼得三世，他总是有足够的钱，他是经营土豆批发的！我们的农夫在艾伦费尔德区经营一家大理石加工厂。我们的少女威廉明妮，根据章程必须是一个男人，也是家境殷实，他是珠宝商兼黄金饰物制造商。在市场大厅和女小贩们一起庆祝女人狂欢节〔11〕时，这三颗星也正在向周围撒钱……

我想讲的是星期一的狂欢节游行〔12〕。雨下个不停。尽管如此也来了一百多万人，甚至有从荷兰和比利时来的。就连占领军也一起庆祝，因为这时差不多什么都允许做了。如果在想象中干脆就把那些到处都阴森可怕的闯入视野的废墟撇开，整个情况几乎就跟从前一样。这是一支历史的游行队伍，有古代日耳曼人和古代罗马人。最前面是乌比尔人，据说科隆人就是起源于这个部落。然后是跳踢大腿舞的和为火神伴舞的小玛丽们，都有音乐开道。总共差不多有五十辆彩车。如果说前一年，“我们又来了，干我们可以干的事”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并没有多少事“可以”干，这一次则从彩车上给孩子们和小丑们扔下来大量的糖果，大约有一千二百五十公斤。4711 公司从一个移动式自动喷泉里朝观众喷洒了几千升真正的“科隆香水”。人们开心地手挽手地摇来晃去：“谁就该付钱……”

这首流行歌曲风行了很久。在玫瑰星期一的狂欢节游行时，没有多少跟政治有关的内容，因为有占领国当局在盯着。只是在游行队伍中有两个假面具大头娃娃格外引人注目，而且总是紧贴在一起，甚至还相互亲吻，抱在一起跳舞，真可以说是情投意合。这当然也有些令人作呕，纯属恶作剧，一个假面具大头娃娃真真切切地勾画了上了年纪的阿登纳〔13〕，另一个假面具大头娃娃则是东边的山羊胡子，就是乌布利希特〔14〕。人们当然对狡猾的印第安酋长〔15〕和西伯利亚的山羊〔16〕开怀大笑。这也是在玫瑰星期一的狂欢节游行中唯一出现的有关整个德国的东西。反对阿登纳的人很多，科隆狂欢节的小丑们从来就不喜欢他，因为战前他在科隆当市长时曾经发表过反对狂欢节的讲话。他们真希望能够禁止他当联邦总理，而且是永久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