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1〕

他没有强迫我，而是说服了我，这个小家伙。他总是能够达到目的，最后我也只好答应。这样一来，我现在就还活着〔2〕，一百多岁，身体健康，因为他希望这样。在这一方面，他从一开始起，甚至还只有三个圆形奶酪那么高的时候，就很在行。撒起谎来连草稿都不打，还会漫天许愿：“等我长大了，发了财，我们就去旅行，随便你想去哪儿，妈妈，甚至去那不勒斯。”但是接着就爆发了战争，然后我们遭到驱逐〔3〕，先是到了苏联占领区，后来又逃到了西边，那些莱茵地区的农民安排我们住在一个冰冷的饲料仓库里，而且还刁难我们：“你们倒是从哪儿来还回到哪儿去啊！”他们也和我一样信奉天主教。

早在1952年就已经确诊，我得的是癌症，那时我丈夫〔4〕和我早已有了自己的住房。我又坚持了两年，直到我们的女儿〔5〕结束了在办公室当秘书的学徒，她把自己所有的梦想统统抛在脑后，可怜的丫头，在此期间，这小子在杜塞尔多夫上大学，学的是连面包也挣不来的艺术，真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我连五十八岁都没有活到。现在却要来庆贺我的一百零几岁的生日，因为他无论如何也想要把我，他的可怜的妈妈，错过的一切全给补上。

我甚至挺喜欢他偷偷想出来的主意。我总是很宽容，即使他像我丈夫说的那样撒下了弥天大谎。这个可以望到湖水的老人院，甚至还是一家比较高级的，名字叫“奥古斯蒂努姆”，我现在就在这里接受照料，因为他希望这样，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有一间半房间，再加上浴室、小灶台和阳台。他还为我安装了彩色电视和一套专门播放那种银光闪闪的新式唱片的设备，有歌剧咏叹调和轻歌剧，我一直就喜欢听这些，刚刚还听了一段《沙皇之子》里的咏叹调：“有一个士兵站在伏尔加河边……”他还带着我去了几次长途和短途的旅行，前不久去了哥本哈根，要是我身体健康，明年总算可以去南方了，一直到那不勒斯……

现在我应该来讲讲以前和以前的以前发生的事情。要我说吧，就是战争，经常是战争，其间也有一些停歇。我父亲在兵工厂当钳工，仗刚刚打起来就在塔内恩贝格〔6〕阵亡了。接着是两个兄弟在法国阵亡。一个画过画，另一个写的几首诗甚至上了报纸。我儿子肯定是从他们俩这里继承了这一切，我的第三个兄弟只是饭店的服务员，虽然躲得远远的，但还是在什么地方得病死了。一定是被传染的。据说是一种性病，我也说不清楚是哪一种。我母亲纯粹是由于伤心，在和平之前，就跟在她的几个儿子后面走了，把我和我的小妹妹贝蒂，这个被宠坏了的小家伙，孤零零地留在了这个世界上。是不错，我在“皇帝咖啡店”当了售货员，还学了一点儿怎么做账的本事。这样，在我和威利结婚之后，我们也能够开了一家商店，专卖殖民地的商品，那会儿通货膨胀刚刚结束，在我们但泽发行了古尔登〔7〕。刚开始的时候，生意很好。1927年，我当时已经超过三十岁，生了这个男孩，三年以后又添了个小丫头……

我们除了商店只有两个房间，因此这个小男孩只好把他的那些书、颜料盒以及塑像用的代用黏土放在窗台下面的一个角落里。他也觉得足够了。他把一切都想好了。现在他又强迫我重新再活一次，对我百依百顺，整天“妈妈长妈妈短”，带着他的孙子孙女来到老人院，他们肯定就应该是我的曾孙子曾孙女。个个都很可爱，只是有的时候也有一些讨人嫌，因此，当这几个调皮鬼——其中还有一对双胞胎，机灵的小家伙，喜欢多嘴多舌——在下面的公园林荫大道上穿着他们的那些玩意儿来回飞奔的时候，我也会感到高兴，可以舒上一口气，那些玩意儿就像不需要冰的滑冰鞋，它的叫法写起来就和斯卡特差不多〔8〕，所以小伙子们都称它为“玩斯卡特的人”。我可以从阳台上看见，这一个总想比另一个滑得更快……

斯卡特！我一辈子都喜欢玩斯卡特。大多数是跟我丈夫和弗兰茨一起玩，他是我的堂兄弟，也是卡舒布族，在波兰邮局做事，当战争又打起来的时候〔9〕，他一开始就被打死了。很糟糕。不仅仅是对于我。但这也是时代造成的。维利入了党〔10〕，我也参加了妇女组织〔11〕，因为在那里可以免费锻炼身体，这个男孩也在少年团〔12〕里穿上了时髦的制服……后来再玩斯卡特，只好让我的公公充当第三个人。他总是过于激动，这位木工师傅先生，常常忘记垫牌，我立刻就给他加倍。我一直喜欢玩斯卡特，甚至现在不得不重新再活一回时，仍然喜欢玩，而且是和我的儿子一起玩，他常带着和我同名的女儿海伦娜来看望我。这个小女孩玩得相当精明，比她父亲好多了，虽然我在他十岁或者十一岁时就教会他玩斯卡特，可是他叫起牌来总像个初学者。他只要有一张单色10，就会独自打他最喜欢的红心……

我们玩呀玩呀，我儿子一直把牌叫得过高，这时在下面的“奥古斯蒂努姆”公园里，我的曾孙子曾孙女们正站在他们的“玩斯卡特的人”上面嗖嗖地奔来奔去，以至于别人都会感到担心。不过到处都有软垫。膝盖、肘关节，两只手都有，他们甚至还戴着真正的防护头盔，为了保证不出任何事情。真是价格昂贵的东西！我想起我的那几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亡或者以其他方式丧了命的兄弟，他们小的时候，那还是在皇帝的年代，从郎克福尔股份酿酒厂搞到一只用坏了的啤酒桶，把箍桶板拆下来，抹上肥皂，再把它们绑在系带的鞋子上，然后在耶施肯山谷的森林里当了一回真正的滑雪者，他们经常在埃尔伯山滑上滑下。没花一分钱，但是很管用的……

我只要想一想，置办那种用扳手旋紧固定的真正的滑雪鞋，对我这个开小店的女人来说意味着什么，而且是为两个孩子……在三十年代，商店经营情况只是一般而已……顾客赊账的太多，竞争也太大……接着又是古尔登贬值……虽然人们哼着小曲“5月使一切更新，一个古尔登变成了两个……”，但是什么都变得短缺起来。我们在但泽用的货币是古尔登，因为我们当时是共和国，直到后来又爆发了一场战争，元首让他的那个姓福斯特的省党部主席〔13〕，把我们领“回家，重归帝国”。从那时起，柜台上卖任何东西都只能用帝国马克。但是却越来越少。不得不在打烊之后把食品劵分类贴在旧报纸上。有的时候，这个男孩也帮帮忙，直到他们也把他拉去穿上了军装〔14〕。在苏联人占了我们那儿之后，接着波兰人又把最后一块拿了过去，我们遭到驱逐，苦难接连不断，这时他终于完好无缺地重新回到我的身边。在这期间满了十九岁，自以为已经长成大人了。我又经历了货币改革。每个人得到四十马克的新钱。对于我们这些从东部过来的难民，这是一个艰难的开始……我们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照相簿……还有他的集邮簿，我还算是救了出来……后来我就死了……

因为我儿子希望这样，现在又要我一起经历发行欧元。在此之前，他无论如何还要庆贺我的生日〔15〕，准确地说是一百零三岁。唉，他要这么做，我随便。这个小家伙现在也已经年过七十了，而且早就出了名。可是仍然不能停止写他的那些故事。有一些我也挺喜欢。有一些我差点儿就给他涂掉某几个段落。但是，家庭节日，既有争吵又有和解，我一直就很喜欢，因为我们卡舒布人搞庆祝活动总是有哭也有笑。起初，我女儿不愿意一块儿庆祝，她现在也快七十啦，因为她觉得他兄弟让我在他的故事里复活的这个主意有些太令人毛骨悚然。“算了吧，达道，”我对她说，“否则他还会想出其他更糟糕的事。”事情就是这样。他想出了这些最最不可能的东西。总是一定要夸张。如果人们读了，可能根本不会相信……

2月底，我的女儿也来了。我已经高兴地期待着我的所有那些曾孙子曾孙女，他们又会在下面的公园里站在他们的“玩斯卡特的人”上面来回飞奔，我就在阳台上朝下看。我也高兴地期待着2000年。看一看来到的会是什么……但愿不再只是战争……先是在下面，然后是世界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