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中国近代的军事变革

一 鸦片战争

鸦片又叫阿芙蓉，是一种毒品，人吸食之后很容易上瘾。然而，导致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语，见《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筹议海防折》）的竟然就是这种毒品。

近代以前的中国一直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产品在中国没有什么销路，因此，中国对外贸易一直都是顺差，英国人只能拿白花花的银子来同中国做交易。为了打开中国这个大市场，西方列强无耻地用鸦片来叩击中国的大门。大量鸦片输入中国，中国白银哗哗地往外流。毒品贸易的泛滥，导致中国几乎大大小小的港口都以英商为主，且弥漫着烟毒。难怪林则徐大声疾呼：“数十年之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道光皇帝害怕危及统治，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到广州查禁鸦片。

林则徐到达广州，将缴出的烟土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正在寻找借口的英国政府立即作出了向中国出兵的决定。1840年，英国政府以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率46艘军舰、4 000多名士兵陆续到达澳门附近海面。因为进攻防守严密的广州和厦门没有得逞，英军转而北上攻占定海。在这里建立补给站后，又经山东半岛，直抵大沽口外海面。道光皇帝一看势头不对，连忙派琦善到天津海口同英军谈判，英军同意南返。道光认为琦善劝退英军，是天下奇才，于是把林则徐撤职发配新疆充军，任命琦善当钦差大臣兼两广总督，负责同英国谈判。琦善一到广州就毁弃林则徐的守卫措施，结果英军突然袭击，攻陷虎门附近的沙角、大角两炮台。琦善束手无策，只好满足英国提出的割让香港的无理要求。

清廷得到报告，觉得大失面子，宣布锁拿琦善，对英宣战，并派出御前大臣奕山主持广东战事。英军攻陷了虎门炮台，军舰直抵广州城下开炮轰击。奕山率大军到了广州以后，听到炮响，胆战心惊，赶紧乞求和谈，同英军签订《广州和约》，奕山率清军退出广州城，并交出赎城费白银600万两。

但英国政府并不满足于600万两白银的赔款，改派璞鼎查为全权公使，增调援军，扩大侵华战争。璞鼎查率英舰攻陷厦门、定海、镇海，兵锋直指浙东重镇宁波。清廷派杨威将军奕经组织反攻失败后，对英军已是闻风丧胆，只好派盛京将军耆英和已革职的两江总督伊里布到浙江向英军求和。英军不予理睬，又一口气攻占浙江海防重镇乍浦和上海的吴淞口，然后溯长江西上，攻陷镇江。

8月，英军抵江宁江面，一路求和的耆英、伊里布等人，匆匆赶到南京。8月29日，中英双方在英国军舰“汉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条约规定：中国割让香港，向英国赔款白银2 100万两，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天朝帝国的古老大门，从此被英国的军舰、大炮打开。从此，中国独立的主权遭到严重损害，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 英法联军攻进北京

《南京条约》使帝国主义在中国攫取了很多利益。13年后，英法等国又想借全面修改条约以扩大权益，在遭到清政府拒绝后，英国于1856年制造了所谓的“亚罗号事件”，并以此作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

次年，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法国全权代表葛罗、美国公使列卫廉和俄国公使普提雅廷聚会香港，决定由英法发动军事进攻，外交上四国公使共同行动。随即英法联军5 600人对广州发动进攻，两广总督叶名琛不仅不积极备战，反而裁撤兵勇，还反对当地群众自发组织的抵抗。结果，在联军炮舰的轰击下，广州失陷，叶名琛也被俘虏后押往印度的加尔各答。

占领广州后，四国公使又率军舰北上。英法积极备战，美俄佯装调解，引诱清政府上钩。清政府既不作认真的战争准备，又指望美、俄的调停，更无同侵略军作战的决心。聚集在大沽口的外国军舰达30艘（内有美、俄船只4艘），向大沽炮台进攻。守台士兵英勇反击，但是守将却偷偷地溜走了，炮台随之失守。联军到达天津，扬言还要进攻北京，统治者感到“战守两难”，只好派出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前往天津议和。

5月中旬，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分别签订，美俄两国则在此之前就分别与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了公使进京、增开商埠以及赔款等条款。英法联军退出天津，准备来年进京换约。此外俄国还趁火打劫，于4月中旬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了中俄《瑷珲条约》，割占了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1859年，新任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美国公使华约翰率舰队抵大沽口外。他们不按清政府指定的由北塘登陆进京换约的路线，而要从大沽口溯白河进京。5月25日，英、法军舰突然向大沽炮台发动进攻。大沽炮台守军奋起反击，激战了一昼夜，击沉击伤英、法军舰10余艘，毙伤侵略军约600名，英国舰队司令贺布也受重伤，联军狼狈退出大沽口。

大沽战败，使英、法政府恼羞成怒。由额尔金和葛罗率领的1.8万英军和7 000法军卷土重来，气势汹汹地杀向中国。1860年，英法军队分别占领大连湾和烟台，封锁渤海湾，完成了进攻天津和北京的部署，迫使清政府赔礼道歉，并在和约上签字。6月15日，英、法又集结舰船约200艘于北塘附近海面，顺利实施登陆，迅速切断了大沽与天津之间的主要交通线。7月5日，联军进攻大沽，僧格林沁率部退至北京东南通州一带，联军乘胜占领天津。

7月下旬，英、法联军继续向通州进军，清政府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为钦差大臣，到通州求和。8月4日，因联军向张家湾中国守军发动进攻，导致谈判破裂。7日，清军3万余人在通州八里桥大败，僧格林沁等撤往北京城。第二天，惊慌失措的咸丰皇帝令其六弟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负责求和事宜，自己则从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8月中下旬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在进行彻底破坏之后，于10月13日兵不血刃地从安定门开进了北京城。清政府先后与英、法代表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并订立《北京条约》，俄国公使伊格那提耶夫以“调停”有功为由，又强迫订立中俄《北京条约》，取得了更大的利益。

三 收复新疆

19世纪70年代开始，列强除在沿海对中国发动了一次又一次侵略浪潮外，还不断入侵中国的内陆边疆。

沙俄首先在中国西北边疆进行侵略活动。1872年，俄国借口安定边境秩序，强行占领中国的伊犁。此前，中亚浩罕国军阀阿古柏攻占中国新疆喀什噶尔（今喀什市）等地，建立哲德沙尔（意为七城）汗国，自立为汗。后来，阿古柏把南疆全部、北疆部分地区都纳入其控制之下。阿古柏政权的出现，引起了英、俄两国对新疆地区的觊觎，从而使新疆面临空前的危机。

1875年，清政府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授以全权，经营新疆事宜。左宗棠在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后，集中约6.7万兵力，屯于肃州以西，制定了“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进行入疆平叛的各项准备。

1876年，左宗棠命先期入疆的张曜部屯驻哈密以保护粮道，由主力刘锦棠部先取北路。刘锦棠率湘军各部在乌鲁木齐以北的古牧地（今米泉）步、炮结合，大败阿古柏军，歼敌6 000余人，连克北疆重镇乌鲁木齐、昌吉、呼图壁，又收复玛纳斯南城，歼敌数千。至此，除俄占伊犁地区外，北疆全部为清军收复，实现了入疆作战的第一步战略目标。

北疆失败后，阿古柏以达坂、托克逊、吐鲁番三城为犄角构筑防线，以防清军越天山南下。达坂城居天山南麓，扼南疆门户，形势险要，阿古柏派其大总管率重兵防守，又以次子守托克逊、白彦虎等守吐鲁番，自己在喀喇沙尔（今焉耆）策应诸军。

1877年，刘锦堂率湘军突然逾岭南下，奇袭达坂城，清军炮火击中敌城中火药库，继而全歼守敌，俘其大总管。此后，刘锦堂会合自哈密出动的张曜部，一举攻克托克逊、吐鲁番，敌军损失2万余人。三城既得，南疆门户洞开。阿古柏见大势已去，饮药自杀。南疆各族人民久受阿古柏反动政权的荼毒，纷纷拿起武器配合清军打击阿古柏军。

就在清军节节胜利之际，朝廷中一部分大臣却指责西征耗费过多，又担心英、俄暗中援助阿古柏，怕兵连祸结，认为不如在天山南北安置兵勇，划定疆界。如果按照这种意见，西征必然半途而废。对于这种论调，左宗棠据理反驳，表示“地不可弃，兵不可停”，并向朝廷提出在新疆设行省改郡县的长治久安之策。此后，清军按照既定计划，继续平叛行动，接连收复了喀喇沙尔、喀什噶尔、叶尔羌等地，阿古柏长子伯克胡里与白彦虎率残部退入俄境。1878年，清军攻克和阗。至此，被阿古柏蹂躏13年的南疆地区，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

左宗棠西征的胜利，为中国通过外交途径收复伊犁创造了有利条件。阿古柏势力被肃清后，俄军再赖在伊犁已经没有了借口，清政府通过与俄方的艰苦谈判，签订了《伊犁改订条约》。虽然中国失去了大片领土，但终于收复了伊犁地区，整个新疆基本回到清朝版图之内。1884年，清政府接受左宗棠的建议，正式完成了新疆建省工作。

四 耻辱的胜利

伊犁条约签订两年之后，为保卫越南和中国的南疆，中国和法国侵略者之间又发生中、法战争。

19世纪70年代初，法国发现越南北部的红河可以直航中国的云南，于是派军侵入越北地区，并将侵略矛头指向中国。当时，越南国王请求驻扎在中越边境的黑旗军帮助抵抗法国侵略者，黑旗军于1873年与1883年两次在河内近郊大败法军，分别击毙其头目安邺及法军司令李维业。法军在越南北部受阻，遂派兵南下，迫使越南政府签订了《顺化条约》，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此后，法国开始对中国施加军事压力，中、法之间的军事冲突在所难免。1883年12月，法军在孤拔指挥下，向驻有清军和黑旗军的山西城发动进攻，中、法战争正式爆发。

次年，法军攻占越南战略要地北宁，旋即全部占领了红河三角洲。清政府派主和派首领李鸿章与法国代表福禄诺在天津谈判，签订天津《简明条款》，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意通商和撤军，中、法战争第一阶段结束。但这一条约受到中、法两国政府的反对。法军首先突袭谅山，反而被中国援越军击退。因为军事上占不到便宜，法驻北京公使向清政府发出最后通牒，限两天内赔偿法军费8 000万法郎，这一无理要求当然被清政府所拒绝。

闰五月下旬，法国舰队强行驶进福建水师基地马尾军港，清政府一味依赖外国的调停，既不阻止法舰驶入，又不积极备战，演出了交战双方船只同泊一港的闹剧，导致福建水师只能坐待敌舰来攻。7月3日，法舰发动突然袭击，用大炮和水雷轰击军港内的中国军舰。张佩纶等大臣临阵逃跑，福建海军仓促应战。结果，福建水师的11艘军舰被全部击沉，商船损失19艘，死难士兵700余人。次日，法舰又炮轰港内的福州造船厂，中国的福建水师和经营了20多年的福州造船厂就这样毁于一旦。

马尾海战打破了清廷的幻想。3天后，清廷发布宣战诏旨。陆路战场在越南北部分东西两线展开，东线广西巡抚潘鼎新一再退却。1885年初，法军占领镇南关，战火烧到中国境内，广西震动。

正当法军准备进攻龙州时，老将冯子材受命指挥前敌诸军。冯子材受命后，团结诸军，在镇南关前修筑长墙作为防御工事，把法军阻扼于长墙之外。二月初八日，冯子材身先士卒，冲出关外，全军将士奋勇杀敌，毙伤敌军近千，取得了镇南关大捷。之后，冯子材又率军收复谅山及潘鼎新丢失的阵地，取得开战以来未曾有过的巨大胜利。西线的黑旗军、滇军也在越南军民配合下，大败法军，并乘胜收复十数州县。同时，法国海军进攻台湾和大陆沿海港口也未能得逞，法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在进攻浙江镇海时被守军击伤，不久死于澎湖。

镇南关、谅山惨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导致法国茹费里内阁倒台。正当冯子材联络西线滇军和黑旗军，准备收复北宁、河内，把法国侵略军全部赶出越南北方的时候，清政府下达了停战撤军的谕旨，中法战争就此结束。

在中国取得军事胜利的情况下，清政府却同法国公使在天津签订了不平等的《越南条款》，满足了法国在战前提出的侵略要求。法国的不胜而胜，中国的不败反败，充分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无能。

五 甲午海战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迅速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资本主义国家，扩张野心日益膨胀，并磨刀霍霍，把侵略的矛头直指朝鲜和中国。

1894年夏六月，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应朝鲜政府之邀，清政府派兵平乱。日本政府得此信息，认为有机可乘，遂立即否认朝鲜为大清的属国，同时出兵8 000人自仁川登陆，直趋汉城，以清军为目标，虎视眈眈，寻衅闹事。起义军被镇压后，中国政府通知日本，建议两国同时撤军，但日本不仅不撤军，反而组建大本营，聚集优势兵力，攻进朝鲜王宫，成立傀儡政府，并迫令朝鲜“授权”日军驱逐在朝清军。

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中国朝野哗然，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一致主张对日宣战。当时率千余清军孤守牙山的清军将领叶志超，也急电李鸿章，认为“大举进兵为上策，派舰撤兵为中策，守此不动为下策”。清政府遂派总兵卫汝贵等赴朝援应，又从天津调军从海路增援牙山。

日本侦知以上情报后，派军舰埋伏在牙山口外，于1894年7月25日不宣而战地在朝鲜西岸的丰岛海域附近偷袭清舰，一举击沉清军运兵船高升号，并在海上射杀清军800余人。同日，日本陆军又偷袭驻守在牙山的清军，早经预谋的一场战争就这样打响了。

8月1日，中日两国同时宣战。宣战之后，清廷一面增调大军驰援平壤；一面严令北洋舰队向黄海出击，与日本海军决战。

陆战方面，卫汝贵、叶志超先后到达平壤，叶志超被任命为平壤各路清军主帅，但因叶志超在牙山之战中败于日军，并在战败后率先逃跑，所以清军各将领心怀不满，不服调度。结果当日军分四路向平壤发起猛烈攻势时，各路清军根本不能协同。虽然一些清军在战斗中非常英勇，如马玉昆率毅军守东门及大同江东岸，给予日军以重大杀伤；守北城玄武门的左宝贵，亲自登城指挥所部迎击日军。但叶志超在得知左宝贵不幸中炮牺牲和玄武门失守的消息后，立即下令撤军逃走。这时，清军后路已被日军切断，叶志超突围时溃不成军。到8月下旬才率残部仓促渡鸭绿江退入国境，而日军则渡过鸭绿江紧追不舍，很快深入辽东半岛。

海战方面，李鸿章深知中日海军实力悬殊，因而避战之心愈切，在中日战争爆发后下令海军只许在威海卫、旅顺至鸭绿江口一线巡逻，不可越境御敌。但当时中日既已宣战，陆军又屡屡失败，要通过海道向朝鲜增兵，必须有舰艇护航，因而也必然与日本海军遭遇。1894年9月16日，清廷调刘盛休部“铭军”4 000人自大沽出发增援平壤，由丁汝昌率北洋舰队自中途护送。日本舰队得报，遂集中其最精锐之舰艇12艘于鸭绿江口外之大东沟一带，计划待清舰返航时，予以邀击。17日下午，北洋舰队返航至大东沟，与日军遭遇，一场惨烈的中日黄海血战，便正式爆发了。

当时北洋舰队的护航舰艇虽有18艘之多，但主力战舰不过定远、镇远、致远、济速、靖远、来远、经远、超勇、扬威、广甲共10艘，且均为1888年前下水的旧式战船，舰上又未装备速射炮。相反，日本的12艘舰艇中，吉野、秋津洲、松岛（旗舰）、千代田、严岛、桥立、赤城等7艘巡洋舰为1888年以后下水之新船，时速快于北洋舰队的船，且均配有速射炮。日军其余船只虽为老式舰艇，但武器装备已经进行过更新。战役打响后，清舰作夹缝雁行阵迎敌，旗舰定远居中。12时50分，定远首先开炮未中。日旗舰松岛和北洋旗舰定远互相猛击，松岛炮塔被击中，定远栈桥被击毁，舰队司令丁汝昌受伤，定远舰管带刘步蟾代为指挥。日舰比睿、赤城被北洋舰队重创，逃离战斗序列。北洋舰队的扬威、超勇则失去战斗力，致远舰管带邓世昌、经远舰管带林永升奋勇抵抗，两舰官兵均壮烈死难。济远、广甲两舰贪生怕死，退出战斗。在此情况下，定远、镇远二姊妹舰力持危局，重创敌旗舰松岛。海战经过了5个多小时，日联合舰队先行败退，北洋舰队旋亦收队返港。

清舰损失虽较大，但北洋舰队还剩下26艘军舰，仍不失为一支具有战斗力的近代海军舰队，可是李鸿章夸大败绩，下令北洋舰队躲在威海卫内，不许出战，结果日本轻易取得制海权，造成以后中国海军被动挨打的局面。

平壤之战和黄海海战后，日军海陆两路夹攻威海卫，陆军渡江进攻辽东冲要和战略据点海城，连攻鞍山站、牛庄、营口、田庄台，占领了辽东、辽南地区。

与此同时，一部日军在辽东半岛的花园口登陆，清守军除徐邦道率部激战外，大连湾、旅顺的各守将相率潜逃，致使清政府经营15年，花费千万巨资建成的包括当时东亚最大船坞在内的旅顺军港及其全部军事设施一并落入日军手中。日军在旅顺实施灭绝人性的大屠杀后，随即集中力量进攻威海卫，以图彻底消灭北洋海军。威海卫是北洋海军的第二个基地，共有最新式大炮约60门，陆军有16营约万人，港内还有北洋海军铁甲舰、巡洋舰等20余艘。由于李鸿章保存实力不许出击的命令，这些舰只都株守于港内。威海卫战役开始后，日军登陆部队在联合舰队护送下，在山东半岛成山角成功登陆，而日本陆军则利用夺取的岸炮轰击港内的中国军舰，联合舰队又从海上配合进攻，结果北洋海军陷入绝境，一些舰只先后被击沉。到了17日，镇远等大小船只10艘在船上外国雇员的胁迫下无耻地向日军投降，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总兵刘步蟾等自杀。作为洋务派自强运动结晶的北洋海军全军覆没，灰飞烟灭。清政府见大势已去，派李鸿章以头等全权大臣身份，在美国顾问科士达陪同下到达日本马关，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进行求和谈判，订立了更为屈辱的《马关条约》。

在此以前，中国都是败于西方列强，甲午战争中，中国竟然在日本面前一溃千里。从这以后，世界上都把中国称作是“东亚病夫”。而日本经过甲午一战，不仅实现了其在东北亚扩张的野心，而且也断送了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中国的近代化事业。

六 横扫南中国的太平天国起义

鸦片战争失败后，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屈辱的《南京条约》，从此国门大开。《南京条约》规定的“五口通商”，使广州失去了作为独一无二的中国对外贸易港口的地位，不仅原来赖此为生的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丧失了生活来源，而且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又动摇了中国传统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中国的农业社会从此处于动荡之中。一场前所未有的社会危机已是风雨欲来，积聚起来的社会矛盾一触即发，终于在广西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由洪秀全领导的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

洪秀全是广东花县人，自小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命运决定了他人生信仰的转折，在科场屡次碰壁之后，他接受了基督教，并创立了“上帝会”，要建立太平的天国社会。洪秀全关于建立理想社会的思想虽然有些粗糙，但毕竟让已经生活不下去的农民们有了生活下去的希望，尤其在广西地瘠民贫、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复杂的贵县、桂平紫荆山、金田村一带，更具强大的号召力。

1851年，聚集在金田村的2万多拜上帝会会众，在洪秀全率领下，宣布建立太平天国。洪秀全自称天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初步建立政权。1852年，太平军进入湖南，确立了“专意金陵”的战略方针，攻下湖北省城武昌，贫农、矿工、船夫、会党从者如云，一时声威大震，部队猛增到50万人。1853年，太平军顺江东下，一举攻克南京，据为都城，改称天京。

太平天国起义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清政府立即动员全国军政力量进行镇压。从广西尾随到南京郊外的向荣被委任为钦差大臣，驻扎孝陵卫一带，号称江南大营；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率军驻扎扬州附近，号称江北大营，与太平军对峙。

定都天京后，洪秀全、杨秀清等决定分兵北伐和西征。1853年，在杨秀清的统一指挥下，北伐军从浦口一带出发，渡过黄河，进入山西，然后长驱直入，经深州直抵天津城下。清廷大为震动，急调僧格林沁强悍的蒙古骑兵予以围堵，北征军将士大部战死。

西征军的一支由赖汉英等率领溯江而上，连克安庆、汉口、汉阳以及南昌附近的许多州县。另一部由胡以晃率领进军皖北，攻占安徽临时省城庐州府（合肥），全歼守敌，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死。1854年初，皖北战场上的胜利之师进入湖北，大破清军。在靖港，曾国藩率刚刚练成的湘军与太平军激战，几乎全军覆没。但不久曾国藩卷土重来，大败太平军。

西征军失利后，石达开奉命西援，曾国藩亲到九江督战，陈兵九江湖口间，差不多集中了湘军所有精兵悍将。石达开见湘军求胜心切，采取坚壁固守、寻机歼敌的战术，抓住战机，堵死湖口，把湘军水师分割成两个部分，湘军水师优势顿失。接着，太平军以小艇驶入外江，围攻敌人大船，火箭喷筒连续施放，焚敌船40余只，湘军水师被迫退回九江城外大营。1855年初，太平军乘月黑夜暗，驾小舟突袭湘军水师，烧毁敌船百余只，擒获曾国藩坐船，湘军大败。这次大战扭转了太平军在西部战场的被动局面。与此同时，秦日纲、陈玉成等率部第三次攻克武昌。这样，天京以上三大重镇安庆、九江、武昌就全部处于太平天国的直接控制之下。

西征军反败为胜后，开始回头对付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以解除天京外围的威胁。1856年，秦日纲率陈玉成、李秀成等攻破江北大营，后与石达开会师一举摧毁江南大营。钦差大臣向荣自缢身死。天京的肘腋之患得以解除，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

不久，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石达开率部出走，清军重建了江北、江南大营，太平天国军事上的处境日趋恶化。1856年，湘军再度攻陷武昌，次年，又围困天京，1858年，九江沦陷。至此，天京上下游主要军事据点除安庆外，全部为清军占领，湘军水师也指向天京。此外，太平天国在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所占有的州县，大部分也被迫放弃，太平天国由军事上的战略进攻转为战略防御。

为扭转被动局面，洪秀全采取措施，重建领导核心。1859年，统帅部作出了再破江南大营、解除天京封锁的决策，由李秀成负责组织实施。次年，李秀成运用围魏救赵战术，与李世贤部自皖南入浙江，一举攻克省城杭州，切断江南大营饷源，这就迫使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分兵援救。李秀成见江南大营已经分兵，立即回师天京。在陈玉成部配合下，歼灭官兵数万人，大破江南大营，解了天京之围。并乘胜东进，连克苏南、浙西许多州县，将其作为太平天国最重要的一块根据地。

但在太平军集中主力攻破江南大营时，湘军却在皖北战场屡屡得逞，并将战略目标锁定军事重镇安庆。曾国藩认为，夺取安庆之役“目前关系淮南之全局，将来即为克复金陵之张本”。为此，曾国藩不顾江南大营失败及江浙各地失守的情况，坚持以攻夺安庆为军事上的第一选择，并把湘军主力摆在安庆至桐城间，以水师控扼长江，以陆师包围安庆。

太平军的统帅部这时在战略思想上却发生了分歧。陈玉成认识到长江上游的重要性，主张先救安庆；李秀成则主张取长江下游苏杭、上海地区，然后再发兵沿长江两岸进攻湖北。两位优秀将领在战略上的歧见，导致两军不能协同作战，预定合击武昌以解救安庆之围的计划也告失败。为解安庆之围，陈玉成于1861年率部弃鄂回皖，驻军于安庆城外集贤关，与湘军在安庆周围地区展开了激烈争夺战。9月，湘军曾国荃部轰破安庆城墙，安庆陷落。陈玉成兵败后遭湘军诱捕，被杀于河南延津。作为天京上游唯一屏障的安庆失守，使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处境更加恶化。此后，整个江北根据地也接连丧失。

1862年，曾国藩指挥水陆师完成了对天京的围困，李秀成决定调集30万大军分三路救援天京：李秀成率主力进攻天京城外的敌军，中路由陈坤书等攻芜湖，截断敌军粮道；南路由杨辅清和黄文金等攻宁国，以牵制敌增援部队。湘军参战部队也有约七八万人。太平军猛攻雨花台曾国荃大营，几乎把湘军整个阵地冲垮。但中路军却为湘军水师所败，未能截断敌人粮道。太平军只得从战场上撤出。天京会战最终未能打破湘军包围，湘军对天京的围困却坚持下来了。

太平军百鸟阵皖北根据地丧失后，江浙成为太平军和中外反动势力争夺的主战场。1862年，英法联军配合清军进攻宁波，太平军打死了法国舰队司令耿尼，又击毙了会同英军前来救援的常胜军统领华尔、法国新任宁波海军司令达尔第福、英军参将定龄等。但不久，太平军的慕王谭绍光被叛徒刺杀，苏州失陷，杭州也为左宗棠部湘军攻陷，接着常州也落入湘军之手。至此，太平天国的各个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7月19日，曾国荃部湘军从地道轰塌天京城墙，天京沦陷。英勇斗争14年、驰骋南北10余省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终于被中外反革命势力联合绞杀了。

七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中国

义和团本名义和拳，属白莲教的一支，是19世纪以来山东、直隶一带的民间秘密组织，本来与外国洋人无关。但甲午战争以后，列强势力渗入山东，遍布山东的外国大小教堂会所多达千余处。外国教士横行霸道，为非作歹，底层民众在日常生活中时刻感受到帝国主义入侵带来的灾难。

1898年秋，姚洛奇、赵三多在山东冠县集合义和拳信众火烧红桃园教堂，占领梨园屯，揭开了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序幕。次年，朱红灯等义和拳领袖明确提出了“扶清灭洋”的政治口号，团结山东义和拳，开展日渐浩大的反帝斗争。在山东义和团迅速发展的同时，直隶义和团的反抗斗争也迅速高涨起来，并大规模地向京津挺进。

清政府在镇压措施不能奏效的情况下，决定行招抚政策，暂时承认义和团的合法性，以便利用义和团来对付侵逼无度的洋人，于是义和团纷纷进入北京、天津。

义和团运动发生后，帝国主义列强一再要挟清政府严加镇压，十一国驻京公使还以外交团名义照会清政府，要求严禁民间结社练拳、惩处办团不力人员。大沽口外的各国海军，也做好了登陆准备。当时，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政治上极端保守的后党刚刚镇压了以光绪皇帝为首的帝党，慈禧太后误认为列强要用武力恢复光绪帝的政权，威胁自己的统治。加之列强不断增兵，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保守派在惊恐之余，仇外心理极端膨胀。

1900年5月，英、俄、法、德、日、美、意、奥八国联军2 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尔率领下，从天津乘坐火车强行开往北京，沿途遭到义和团痛击，死伤300多人，被迫从杨村乘木船沿运河朝天津奔逃，后被俄军救出，逃回天津租界。进攻北京受阻后，联军转而依靠海军优势攻陷大沽炮台，使天津的门户洞开。就在大沽失守的当天，那拉氏接到了一份列强外交团要她交出政权的谎报，遂正式向列强宣战。清政府照会各国使馆，限其24小时离开北京，同时宣布诏抚义和团上谕，任命刚毅等统率京津义和团抵御列强侵略。

为了反抗联军的侵略，义和团协同清军一起与踞守天津老龙头火车站和紫竹林租界的八国联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虽然义和团与清军给联军以极大杀伤，但天津最终还是被联军占领。占领天津后，八国联军沿北运河两岸向北京开进。当时，驻守在京津沿线及北京附近的清军和“勤王”之师约10万人，分布在若干点上，实行消极防御。加之那拉氏不断发出求和、避战的指示，又不指定前敌统兵大员。结果，八国联军如入无人之境，轻易攻陷北京，那拉氏挟光绪皇帝逃向西安。

联军攻陷北京后，在北京实行分区占领，并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和抢劫。为了胁迫清政府屈从，八国联军还四处攻城略地，扩大侵略。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率2万余德军经大沽到达北京后，还把联军统帅部设在中南海仪鸾殿。这时，到达中国的联军兵力达到10万，所到之处，给各地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https://www.daowen.com)

还在联军向北京进军途中，清廷即命两广总督李鸿章充任议和全权大臣。在逃亡途中，那拉氏又发布“剿拳”谕旨，通令官兵对义和团要斩尽杀绝，以此向帝国主义列强做出求和的表示，义和团运动就这样在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和清政府的欺骗、出卖下失败了。

列强在经过尔虞我诈的矛盾、斗争后，逐渐取得基本一致，逼迫清政府于1901年签订了屈辱的《辛丑条约》。

八 “中体西用”和“师夷之长技”

西方列强以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国门，刺激了封建统治者顽固不化的脑袋，他们恍然大悟，认为洋人比中国高明的不过是“船坚炮利”，于是出现了“中体西用”理论指导下的军事改革运动。这一运动的核心就是主张大力学习西方军事技术，实现“军事现代化”，提高中国军队的战斗力，从而既满足国防需求，又给奄奄一息的封建制度注入强心剂。

1862年，清廷谕令各省督抚，“令中国员弁学习洋人制造各项火器之法，务须得其密传，能利攻剿，以为自强之计。”这样，一个以学习西方军事技术为核心的军事自强运动开始在中国出现，并成为人们常说的洋务运动的基本主题之一。

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军事改革主要取得了下列几方面的成就：

第一，创建近代军事工业，购买和制造近代武器装备，将近代枪炮和舰船技术引入中国，使中国得以告别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时代而进入火器时代。

1861年冬，两江总督曾国藩率先兴办了的中国最早的军事工厂——安庆军械所。1862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建了上海洋炮局，1865年，李鸿章又在南京建立金陵机器局，并同曾国藩合力在上海设立江南制造局。这些军事工厂主要的任务，就是为湘、淮军赶造军火。此后，闽、浙总督左宗棠又建立了专门制造轮船的福州船政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建立了天津机器局。到19世纪90年代初期，全国各类军事工厂已达24个。

江南制造局是当时规模最大，设备最好的综合性军事工厂。该局起初只是仿造英国的步枪、马枪等前膛枪，到了19世纪70年代初，开始仿造林明敦后膛枪，19世纪80年代后期又开始仿造德国的新毛瑟枪。在大炮制造方面，江南制造局1870年前专造开花子轻铜炮，其后开始仿造美国的千斤重铜炮和40余磅的来福子熟大炮，到19世纪90年代就已经能够成功仿造英国的阿姆斯特朗新式大炮和制造装40余磅炮弹的全钢快炮。

福州船政局厂址在福州城外马尾山后，除工厂外还有船政学堂一所，分法文班和英文班，培养轮船的监造和驾驶人才，甲午战争中的著名将领刘步蟾、林泰曾、邓世昌、林永升都是该学堂英文班的第一届毕业生。其造船速度和数量都是当时其他军事工厂所无法相比的。建厂之初，曾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分任正副监督，合同期满后，船政局遂将大部分外国技师辞退，改由自己培养的技术人员主持，大大加快了技术进步。

湖北枪炮厂是张之洞创建的军事工厂，厂址在汉阳北龟山下，1890年动工兴建，主要制造小口径新式步枪，炮厂主要制造适合野战和山地作战的两种快炮。建厂之初，湖北枪炮厂每年只能生产40～50毫米口径新式快炮70尊左右，其生产新式步枪的能力也有限。到了1895年以后，该厂几经扩充，成为与江南制造局齐名的全国最大的军事工厂之一。

19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的火器技术还停留在冷兵器与火器并用的时代，舰船技术则停留在帆船时代。正是因为19世纪60年代以后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福建船政局、金陵机器制造局、天津机器制造局等数十家近代兵工厂的相继设立，以及大规模的技术引进与仿制，结果中国的火器技术和蒸汽舰船技术都得到了迅速的发展，连续实现技术上的重大突破。到清代后期，中外火器技术的差距，已由原来的大约相差两个世纪，缩短到10年左右。在舰船制造方面，更是在动力、装甲防护、舰载火器等方面取得了革命性的进步。

近代军事工业的发展，使清军的装备状况在19世纪60年代后得以迅速改观。首先是李鸿章的淮军更换洋枪、洋炮，接着在湘军及其他各路勇营部队中也大量出现了洋枪、洋炮，再后来部分练军也淘汰了旧式的冷兵器。这样，作为清军主体的部队都已基本上实现了装备的火器化。在海军方面，清政府在19世纪60年代后着手建立的南北各路海军均以近代蒸汽舰船作为自己的装备，其规模和水平一度处于东亚的前列。

第二，外送内引，发展近代军事教育，培养近代军事人才。

随着武器装备的更新换代，清政府从19世纪60年代以后开始认识到培养近代军事技术人才的重要性。在支持洋务运动的内廷大臣和地方大员的共同努力下，福建船政学堂（1866）、江南制造局操炮学堂（1874）、天津水师学堂（1880）、北洋武备学堂（1885）等中国第一批军事学堂得以建立起来。据统计，甲午战争前清政府所建立的军事学堂一共有19所，其中海军学堂12所。在这一时期，清政府还先后派出数批约90人到西方国家进行军事留学，其中派到英、法两国学习航海、驾船技术和海军指挥的就有80人。这批经过近代军事学堂培训或国外留学的新式军事人才，对晚清军队建设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特别是北洋海军受益最为明显。

第三，适应新的装备情况，对陆军兵种制度进行了局部改革，并确立了新的近代海军军种制度。

陆军军制的局部改革首先发生在淮军中。1863年初，李鸿章在淮军中组建了专门的炮兵营，辖炮兵200名，装备从国外进口的开花炮。这是中国近代炮兵制度的开端。1864年以后，整个淮军共计编有6个炮兵营。左宗棠部湘军在出关收复新疆的作战时期，也组建了专门的炮兵部队。期间，淮军和湘军的步兵和骑兵也因完全使用近代火器，成为近代意义的步兵和骑兵。

1888年，以《北洋海军章程》的颁布为标志，中国近代海军军种制度得以确立。这个章程主要仿效英国海军规章，兼采德国海军制度，当然也参照中国的实际情况做了适当的改动。根据该章程所建立起来的北洋海军编制制度，虽未能摆脱旧的绿营官制的形式，但已按舰船性能编组，分专业设官分职，因而与清朝旧有的水师编制有了根本的区别，能够有效地保障对整个舰队的操练和作战的指挥和管理。北洋海军还具有自己较为严密的官兵考核制度、水手招募制度、日常管理制度、训练检阅制度等。可以说，它代表了甲午战争前中国军事制度改革的最高成就。

第四，在改进装备并部分革新制度的基础上，清朝的陆、海军训练方式和战术也发生了程度不等的变化，近代陆军战术开始在中国萌生，近代海军战术在北洋海军中得以确立。

淮军是最早开始近代陆军战术尝试与引进的中国陆军。19世纪60年代初，淮军参照法军战术，在与太平军作战时采用在开花炮队掩护下由洋枪队实施突击的新战法。至1871年，淮军刊发全军性操典《枪炮操法图说》，对步、骑、炮三个兵种的协同和具体战术做了规定。从总体上看，淮军的战术属于散兵线与纵队结合的战术，并开始注意到三个兵种的协同使用问题，处于近代陆军战术的初期阶段。

北洋海军的战术是在引进英国海军操典的基础上逐渐形成的，1884年天津水师学堂组织编写的《船阵图说》一书集中体现了海军的新战术。从实际情况看，北洋海军的战术重视阵法，倾向于实用横阵或斜形阵以便舰首对敌。在攻击手段上，它既重视发挥火炮与鱼雷攻击力，又看重用舰首冲撞敌舰。在海军战术史上，这种战术处于由横阵战术向纵阵战术过渡的前期。

总之，洋务运动时期中国军事领域以引进西方近代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为核心发生了多个方面的变革。当然，这一时期中国的军事改革还停留在学习西方科技的“师夷长技”这一层面上，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器物”改革的层面上。这就导致该时期的军事自强运动自始至终都明显地缺乏力度，缺乏活力。因此，经过洋务运动改造后的中国军队，对付国内使用冷兵器的盗匪时绰绰有余，而面对东西列强完全近代化的军队则仍然无能为力。

九 昙花一现的北洋舰队

早在19世纪60年代，清政府就有建立海军的打算，但由于决心不大，10年间一直处于准备阶段。

到了19世纪70年代，中国的邻国日本经过明治维新而成功迈向近代化，并从此走上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其矛头首指中国和朝鲜。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牡丹社番民杀害琉球船民而出兵侵台；1879年，日本依靠武力正式吞并清朝的藩属琉球。1882年及1884年，日本又在朝鲜制造所谓“壬午事变”、“甲申事变”，其并吞朝鲜和侵略中国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来自东方邻国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引起了清朝朝野的震动。尤其是新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对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有更清醒的认识。加之台湾事变发生后淮军精锐唐定奎部6 000人赴台增援时，清政府因无船运兵而十分被动，李鸿章更加认识到自建海军御侮的重要性，于是奏请朝廷解散所有旧制水师而迅速筹建中国的新式海军。

当时，清政府已经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加之洋务运动已进行了10多年，国力迅速恢复，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于是由总理衙门出面奏请，以海关收入的40%，约400万两白银，作为建设新式海军的费用。

在筹建海军之初，清政府接受薛福成的建议，拟建北洋、南洋、闽粤三大舰队，分建合操。北洋舰队由直隶总督北洋大臣负责监督与建设，以拱卫京师门户。南洋舰队则由两江总督、南洋大臣统率，以防卫东南海岸及长江内外。闽、粤舰队由两广总督负责建设，以保卫东南沿海。1883年，清政府在总理衙门添设海防股，加强统一管理，后正式设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总理海军事务。

在筹建过程中，清政府并没有落实最初的设想。因为沈葆桢死后，有关海军的一切规划和经费使用大权落到了李鸿章手中，这大大便利了北洋舰队的扩充。到了1888年，部分海军专款又被慈禧太后挪用于修建颐和园。此外，各级官员视海军衙门为肥缺，竞相贪污挪用，导致新建海军经费短缺。结果，计划中的粤洋水师根本没有建立，只在广东和福建分别搞了两支规模很小的舰队——广东水师和福建水师。广东水师共有大小船只19艘，除4艘船只较大外，其余的都不能远涉重洋，整个舰队只能在近岸巡防，没有海上作战能力；福建水师共有各类舰船20艘，虽然舰船吨位较广东水师大，千吨以上占半数多，但多为木质，难以抵挡敌人的炮火，作战能力不强。南洋水师由两江总督掌管，共有大小船只26艘，载重1 000吨以上的有3艘，2 000吨以上有7艘，是仅次于北洋水师的第二大舰队，但缺乏大型铁甲舰充任主力，仍不能自成一军在海上独立作战。所以，真正初具规模和具有一定海上作战能力的舰队就只有北洋水师。

北洋水师共有各类舰船27艘，22艘购自外国。这些舰船中，大多是钢质和铁质船，1 000吨以上的4艘，2 000吨以上的5艘，7 000吨以上的大舰2艘。北洋水师还在大沽、旅顺口、大连湾、威海卫等地修筑港口，以旅顺口和威海卫为两大基地，这都是其他舰队所无法比拟的。

从表面情况看，甲午战争前，大清帝国的这支海上武装，就吨位、炮位及海战潜力而言，居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排名仅次于英、美、俄、德、法、西、意七大列强。但实际上，当时世界海军的发展趋势已由重视装甲转而追求速度，而北洋舰队因为资金缺乏，在1888年至甲午战争爆发前一直未能购进新式快速巡洋舰。而疯狂扩军备战的日本，恰恰在这段时间大量购进新式舰艇。其中9艘是1889年以后始完工下水的由英、德制造的最新型快速巡洋舰，装配有速射炮数十尊，并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快的巡洋舰（吉野号时速23海里）。此外，新建海军虽然在形式上初具规模，但在海军体制方面，李鸿章及总理衙门接受外国顾问的建议，训练方面学习英国，而指挥体制模仿德国，导致训练与实战的严重脱节。

为展示海上力量，清政府曾于1891年、1894年先后两次举行海军会操。第二次不仅规模大于第一次，而且还特别邀请了英、法、俄、日等国使臣，毫无保留地让他们参观了所有要塞、船坞、水师学堂及舰船设备，这也为北洋舰队在随即爆发的中日甲午战争中的彻底毁灭埋下了祸根。

十 从湘军、淮军和“防军”、“练军”再到新军——中国军队的近代化

清朝军队可分为兵、勇、丁三个层次，兵即八旗和绿营，是国家常备正规武装。勇即由政府出面招募的官勇，遇有战事临时招募，事毕遣散归籍，其数量、装备、地位均不如八旗和绿营。丁即散处城乡各地的团丁，属于不脱产的团练保甲组织，实际上是半兵半民的民兵。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依赖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八旗兵。入关之后，八旗兵趋于腐败，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成为作战主力，到鸦片战争时，绿营也不堪使用了。

嘉庆初年清朝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团练武装曾发挥过很大作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大江南北的10来个省战火不断，各地的土寇、盗匪也趁机蜂起。为了确保后方地区的安全，各省都先后办起了团练，训练本地的乡勇民兵，协助官兵维持本地的治安。一些官员与士绅也纷纷募练官勇与太平军对抗，清政府也对团练武装寄望甚厚，先后任命数十名在原籍的官员负责团练事宜。但大多数团练不堪征战，只有曾国藩所创办的湖南乡勇——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逐渐成为支撑清政府的主要武装力量。于是，以湘、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完全取代了八旗、绿营的地位，成为清王朝的军事支柱。清王朝的军制也相应地发生了一场变革，勇营军制取代了八旗和绿营军制。

湘军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曾国藩独特的练兵方法。原来，太平天国起义给清朝绿营、八旗以沉重的打击，也给曾国藩以极大的震动，迫使他思考清朝的军队建设问题。他认为，八旗、绿营根本无法承担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任务；绿营兵训练全废，纪律败坏，怯于公斗；团练武装更无法对抗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太平军，办理不当还可能起火上浇油的作用，激起农民更广泛的反抗。因此，必须招募朴实、健壮的山区农民，编练成军，才能独力担当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任务。其具体做法是：

一是在官兵成分上实行“以书生领山农”。也就是改变绿营官兵来源方面的行伍制和世兵制。曾国藩对八旗、绿营腐化的原因看得非常清楚，在创建湘军伊始就把“忠义血性”作为治军、练兵和选将的最高准则。所谓“忠义”，就是无条件地效忠大清王朝，仇视农民起义军；所谓“血性”，就是指培养军队刚强、正直的气质。为此，曾国藩任用一批耿介的儒生充当军队的骨干，同时招募“朴实少心窍”的山乡农民作为部队的基本成员，尤其是特别注重地域原则和私谊。湘军士兵只在湖南招募，主要来源于长沙、宝庆二府，尤以湘乡县最多，军官则多为师生、故旧、亲友、族属。于是，湘军在创建之初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将领儒雅，上马可冲锋、下马可讲学；其士卒朴实、犷悍而壮健。

二是为了彻底扫除绿营积习，在招募程序和编制方面讲究“节制之术”。曾国藩认为“勇以亲手招募者为佳”，强调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使他们成为所在单位的绝对权威，进行层层选募的工作，如由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什长招募士卒，一级募选一级，不得越级选拔。这种原则与湘军的营、哨、队等编制单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克服绿营兵平时分散驻防，战时零星抽调，“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和”的弊端。不过，这也埋下了湘军中对内专制跋扈、对外力谋独立的风气。

三是在官兵粮饷待遇方面实行优待政策，以此凝聚人心。曾国藩认为，无论是将弁还是一般士卒，他们受募入营打仗，一个最基本的动机就是为了利。因而，官兵的粮饷待遇必须优厚，否则军官就会设法克扣士卒，士卒则会漫无纪律，而且壮者不愿受招募，已入营者也将纷纷逃离。所以，在曾国藩的湘军中，官兵的饷金达到绿营的数倍。

淮军是从湘军衍生出来的一支勇营武装，不仅营制与湘军大同小异，军营风气也一脉相承，故而有人把淮军看作是湘军的一个分支。

湘军、淮军和各地勇营，毕竟不属于国家编制内的武装，即不是国家的正规军。因此，在太平天国、捻军起义被镇压之后，清政府深恐这些武装掌握在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手中，造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开始裁减遣散湘军、淮军和各地勇营。另一方面，清政府又担心在八旗、绿营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若把湘、淮军和勇营一下子裁光，势必造成大量士卒失业，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而且，一旦再发生战争，国家也缺乏有战斗力的军队。经过反复权衡，清政府最后决定，挑选勇营中的精壮者，分遣北京周围的一些地区如遵化、易州、河间、古北口、宣化等地驻防，而各省险要处仍以勇营留屯，称为防军。防军之外，清政府又下令仿照湘军制度对直隶地区的绿营进行改造，并由湘军将领对各地绿营进行编练，称为练军。于是，防军与练军完全取代绿营而成为清朝的主要武装力量，而伴随这一改革的，则是“兵为将有”局面的形成。

但无论湘军、淮军还是防军与练军，基本上仍然是封建传统武装，而不是近代化的军队。他们在对付国内的农民起义或叛乱势力时尚有一定的优势，但在西方和日本的近代军队面前则不堪一击。1895年的甲午惨败就宣告了清政府军队改革的彻底失败。战争中，不仅清朝的海军北洋水师一败涂地，而且陆军精锐湘军、淮军、练勇（练军、防军）也遇敌即败，败即逃走，一路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清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醒悟。他们认识到若想整军经武，挽救国势，仅仅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以湘军制度编练勇营的办法也不过是修修补补的治标不治本。换言之，在原有军队的基础上根本无法建立起一支完全与八旗、绿营恶习绝缘的新型军队。于是，他们大胆地将西方军事制度和战法通通纳入到“用”的范围之中，认为这一切都可以加以仿效，可以在中国普遍推行。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他将军事制度也划到“西用”的范围之内，主张也积极加以变革。具体说来就是：（1）仿效西方建立常备军与续备军、后备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学习日本和西方设立军事领率机构，统一全国军权，改变清朝兵部“只司册籍”，而军机处又内外文武大政无所不统的局面。（2）废除落后的武举制度，大量创设军事学堂，实行系统的军事教育，用近代军事知识来改造清军，逐步实行“非武备学堂出身者不得为将弁”的制度。（3）改革清朝以募兵制为主体的兵役制度，最好采用西方近代的征兵制；若一时实行起来有困难，也要实行“征募制”，招收有一定文化的士农工商子弟，从而达到改良军队士兵成分，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目的。其后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军事改革，企图建立一支更能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武装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张之洞的建议为蓝本来操作的。

在这种理论准备下，清朝最高统治者也痛感到“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不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局夏日而穿冬衣也”，认识到仿用西法、创建新军的必要性。新军编练之初，先在天津附近马厂（后移小站）练兵5 000进行试点，一切操练章程及火器等项，均照西法办理，被命名为定武军。

1895年12月，袁世凯在离天津70里的小站负责训练北洋新军，百日之内就使小站之兵大有起色。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他的叔祖、叔父都是淮军将领，父亲也是当地地主武装的领袖。1882年，袁世凯随军入朝镇压“壬午兵变”，并帮助朝鲜王室编练“新建亲军营”1 000余人，受到朝鲜国王的称赞。甲午战争爆发后，他目睹淮军腐败无能、节节败退的状况，开始详细考察外国军队的特点，分析清军失败的原因，一再上书给朝中重臣，提出采用西法练兵的主张，陈述改革清朝军事制度的设想。他的诸多举动与甲午战争后朝野要求改革军队的热潮相契合，并由此声誉鹊起，被视为编练新军的最佳人选。他接管小站新军之后，雷厉风行，迅速对全军的编制、饷章、募兵、训练方法和后勤体制做了重大改革。在编制上，在定武军基础上扩编为7 000人，定名为新建陆军。彻底仿效德国陆军，一分军（即师）下辖两翼，每翼下辖数营。同时还设有骑兵、炮兵、工程兵等兵种，形成了“步队为主，炮队辅之，马队巡护，工程队供杂役”的多兵种合成作战单位。在指挥体制方面，在总部内设有参谋、执法、稽查、督操等多个作训职能机构。在募兵方面，既保留了湘淮军“人必土著”的原则，又吸收了欧洲的某些做法。对于军官的任用，他特别注意招徕和重用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官兵的薪饷也比绿营优厚得多。在教育训练方面，袁世凯在继承湘、淮旧规的同时，在军事训练上则完全按照德国陆军操典，由德国军官负责实施，并经常组织演练，合练诸兵种协同作战方法，进行野战对抗演习等。经过整顿，小站之兵焕然一新，颇得主持督办军务的荣禄的赏识，袁世凯也因此在仕途上步步高升。与新建陆军同时崛起的南洋自强军，先后由张之洞、刘坤一主持编练，也是按照德国操典，并由德国军官具体训练，在编制上与新建陆军非常接近。新建陆军和自强军这两支新军完全按照西方军制编组而成，不仅武器装备先进，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也较为完善，具有独立遂行战斗任务的能力，很快成为清军的佼佼者。

编练新军虽然试验成功，但保守的清廷并不打算在全国进行全面的军制改革。直到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才被迫实行“新政”。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整个武装力量体制进行改革。具体办法是：（1）仿西方、日本体制，裁汰原有的各勇营，将国家武装力量分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三种，达到平时养兵少，战时有兵的目的。（2）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吸收西方征兵制的一些做法，实行“征募制”。（3）摒弃以往前、后、左、右、中的“五五”编制，采用符合当时军事技术发展和作战需要的步、骑、炮、工、辎重多兵种合成编制。（4）为了提高军官素质和适应近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工作日益繁重的需要，严格规定新军军官应当首先从武备学堂学生或带过新军的官弁中选用。对军官退休的年龄也做出了规定。（5）为了适应新军编制，提高军官的社会地位，改变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设立了三等九级军衔。

上述一系列军事改革措施在各省引起极大反响，一个空前的练兵热潮在全国兴起。仅在北京、天津、直隶地区，就先后编练成陆军第1至6镇，每镇辖21营，总兵力达八九万人。至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总共编成新军14个镇，18个协及一些零散部队。

然而，令清朝统治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本来是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而创建的新军，竟然会调转枪口，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由于新军吸纳了大批具有爱国心的热血青年，中下层军官多出自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军事学堂毕业生、留学生，所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新军首先成为革命的力量。清王朝打算用一支具有浓郁资产阶级色彩的军队来维护封建政权，实属南辕北辙。

十一 中国近代作战样式的演变

历史进入近代（1840～1911），中国遇到了全方位的国防危机甚至是亡国亡种的威胁。面对“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完全陌生的敌人，面对全新的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中国不得不在军事领域进行变革，从而走上了艰难的军事近代化道路。

（一）陆战作战样式的变化

明朝中期，随着火器技术的发展，冷兵器与火器并用条件下的战术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度。如戚继光创造的步兵分队战术鸳鸯阵和一头两翼一尾阵，就是适应火器技术发展而设计的小而疏散的新式战斗队形。其中鸳鸯阵类似于今天的班纵队战术，以12人编成的队作为最基本的战斗单位，阵的最前面是2名牌手，分别手持长牌和藤牌，保护全队；之后是2名狼筅手（保护牌手）；狼筅手后面是分列两排的4名长枪手（既有进攻杀敌的任务又有保护牌、筅手的责任）；阵的最后面则是2名短兵手，分持镗钯（充当护卫枪手）。此外，1名队长在队伍最前方，还有1名士兵充任伙夫。这样，12人就构成一个既便于进攻又互为支援的最小的战斗单元。一头两翼一尾阵则是把参战部队分成4个部分，前者为头，是正兵，担负进攻任务。头的两翼部队为奇兵，保护头的两个侧翼不受敌人袭击。尾是策应部队，实际上是预备队，随时准备增援头和两翼。这种阵法类似于今天营团规模的作战部署，属两个梯队的战术，可以实现三个方向用兵，这在当时的世界上属于最先进的战术，与鸦片战争时西方军队所惯用的线形战术和纵队战术比，也并不落后。

但明末清初的朝代更替，迎来的却是战术观念发展的顿挫。对明人已经创新的战术，清军既未继承，更谈不上发展。清军入关前，以弓马骑射见长，习惯在无炮火掩护下遂行宽大正面冲锋的野战。清军入关后，仍然迷信自己的八旗、绿营战术，墨守祖制陈规。比如，历史上，火炮出现后，作为掩护力量很快运用于野战，但清军无视这一趋势，而是主要将火炮用于攻城。至于步兵作战，也不以发挥火力为主，而是先以马队作高速冲锋，继之以步兵的“连环枪法”，即将部队中使用火器的步兵，分作若干部分，轮番攻击，为手持冷兵器的步兵或骑兵冲击决战创造条件。而且，当时清军装备的火枪，基本上是前装滑膛式鸟枪，装填的是黑火药，装填时间长，发射速度慢，难以发挥火器的威力。但因为这样的装备和战术在镇压国内农民起义军时占有优势，加之清军长时间里没遇到更强的对手，所以延续了下来。

到鸦片战争时，清军不仅装备落后，而且战术呆板、低劣，只知正面设防，不知纵深机动，因而根本不是英军的对手。面对装备精良、注重发扬火力、擅长侧翼包抄的西方侵略者，清军只会以挥舞刀矛的骑兵集团进行宽大正面的冲锋，或以装备弓箭、刀矛、鸟枪的步兵以“连环进步法”死拼硬挡，即重火器在前，轻火器随后，冷兵器殿后。交战中，距离敌人较远时用火炮漫无目的地轰击以威慑敌人，待敌稍近时施放抬枪，再近时施放鸟枪，如果这“三板斧”用尽而仍不能退敌，则由手持冷兵器的士卒与敌肉搏。这种队形密集的呆板战法，自然只能成为敌人的活靶子，以至于在侵略者面前一败再败。

经历了鸦片战争的惨败，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改革清军战术的问题，如林福祥就认为，英军善于抄后路，所以清军应针对英军的优长改进陆战战术，即除了进行正面抗击之外，还应有奇兵防止敌军抄自己的后路；也有人提出，对装备优于自己的敌人，清军可以人自为战，靠拢英军，然后再用大部队内外交逼而围歼英军。这些新的战术思想虽然开始时并不被接受，但残酷的战争实践和屡战屡败的现实，使清军不得不慢慢改进自己的战术。

19世纪50年代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需要和对国外火器的引进，使以湘军和淮军为代表的清军在战术上进入近代以来第一次创新时期，其标志就是湘军作战方式的出现。曾国藩主张“以书生统三农”，并仿照明人戚继光的做法，对清军的方阵战术进行改革，从而将传统的冷兵器、火器并用并以冷兵器为主的战法，发展到顶峰。其具体战术创新表现在：

在攻守城战术方面。攻城战斗一般采取袭击、强攻和长围3种方法。其中袭击和长围的办法古已有之，强攻方法则是在火器威力不断增大的条件下对西方近代攻城战术的积极引进。湘、淮军强攻城池时，往往将战斗行动分为4个阶段：开辟通道、找准和打开突破口、冲锋队巷战、追击。在这一过程中，火器的作用得到充分的重视。其具体战法有二：一是装备洋枪、洋炮的淮军采用的“炮轰步冲法”，即先以火炮猛烈轰击城池，炸开缺口，完成突破、破障等任务，然后，步兵在炮火掩护下乘机冲入城内。二是湘军经常采用的“穴地爆破法”，先由以矿工为主体的工兵在对方城墙附近开挖巷道，掘进至城墙下，埋填炸药，在城墙上炸开缺口，然后步兵以较大的伤亡攻城。在城垒防御战术方面，此一时期的清军也不再单纯依赖城墙防御，而开始重视纵深防御，构筑城池时注意以木材和土混合筑城，预留炮台，外布壕沟和各种防御工事，从而依托坚固和纵深的防御设施坚守城池，避免过大的伤亡。

在野战战术方面，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的清军也在缓慢地进步，并开始注重野战中攻防的转换。野战进攻时，部队往往分为警戒队、本队、辎重队、后卫队在战场上以纵队开进。因为湘、淮军的编制以营为基本单位，步兵1营（500人）5哨，10路纵队为1哨，构成一个战斗群；骑兵1营（319人）5哨，1哨5棚。所以部队接敌时，通常以营为单位排成两列横队，每营分5个部分（5哨），前3部分为前排，后2部分一接敌，一设伏，形似倒写的“二”字，实际上是两个梯队的横队队形。

这种两个横队的队形集中体现的是清军求稳的战术思想。为了求稳，以湘军为代表的清军尽量不冒险，避免攻坚战，力求将攻坚作战化为城垒防御战，而在城垒防御中，往往据垒自守，不轻易出击。如曾国藩就规定，湘军在部队开进时，每天行军不能超过40公里，且半日行军，半日筑营，所谓“结死寨，打呆仗”（胡林翼语）。在遂行野战时，主要采取侧击、包抄的战术。战斗打响后，不是先发起进攻，而是等着敌人先来进攻，等敌人士气弱下来时，再用奇兵实施包抄、夹击。或者等自己的正兵退到第二梯队之后，而敌人冲上来时，由伏兵趁机冲上去，以消耗敌之有生力量。

因此，清军的战术虽有改进，但仍然停留在冷热兵器并用时代，只是传统作战样式内部的一个变化。个中原因在于，冷热两种兵难以混编，战斗队形难以疏开。同时火器质量差也限制了部队的攻防能力。因为当时中国军队装备的枪炮仍然是前装枪炮，射程短，杀伤力不大，所以不能离开刀、矛而独立遂行作战任务。

19世纪60～70年代，清军开始了第二次战术变革。这一时期，洋务运动兴起，清朝统治者真正认识到西方洋枪、洋炮的厉害，于是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立场出发，引进了大批洋枪、洋炮，并开创中国的近代军事工业，仿制了一些新式武器。军队陆续装备了后装步枪，火炮数量也大量增加，从而引起战术的更新。如李鸿章的淮军就全部装备了新式枪炮，并从装备大量洋枪、洋炮的亲身体验中认识到“弓箭、刀矛、抬鸟枪旧法，断不足以制洋人”，主张学习西方的战术。尤其是随着八旗和绿营的彻底腐朽，军队组织体制编制也随之变化，清政府开始建设防军和练军，战术也随之改革。

这次战术革新的重点，是开始重视发扬火力。其具体表现：一是作战队形由原先的密集型向疏散型方向发展，拉大士兵间距，减少层次，改变射击姿势，增加火力密度。步兵野战时，先以哨（32～64人不等）为单位列成前后两列相重叠的横队（行距两步），这种横队为其他一切战斗队形的基础，无论冲锋、相持还是后退都如此。战斗开始后，先由枪炮以密集火力进行压制射击，待敌人阵地出现混乱时，再发起冲锋。二是重视炮兵的作用。此前，炮兵在清军中并无单独编制，这一时期，清军中的炮兵不再与步兵混编而成为独立兵种，炮兵以营（500人）为单位作战，有时集中几个营炮兵，一个营6门火炮，协助步兵拦阻敌人的进攻。从梯队上，淮军兵力部署经常分三个梯队，如每营有10个哨，先以3哨为前敌（第一梯队），组成散兵线，另以3哨为接应（第二梯队），成紧密横队，另以4哨为把尾，成第三梯队，即预备队兼设伏。三是实行三个梯队交替掩护的战术。1871年，丁汝昌和李鸿章编著的《陆军操典》就规定，在作战中实行横队队形，第一梯队之后必须有第二梯队接应，并要建立第三梯队，即保持强大的预备队。此外，《陆军操典》还规定每梯队相隔百步，后两个梯队都要在敌人枪炮有效射程之外，从而避免伤亡。《陆军操典》的以上规定，反映了清军战术革新的系统化和理论化。

但这一时期的战术变革仍存在弊端，主要表现在新旧混杂，发展不平衡，中央没有战术训练的统一计划，结果各省一哄而上，加之各省武器装备相差很大，不配套，所以战时难以互相支援。尤其是19世纪后半期，西方陆军战术正进入大发展时期，随着武器装备迅速更新，线式（横队）战术开始演化为散兵与纵队相结合的战术，再发展为散兵线战术。但清朝的防军与联军最先进的战术仍是散兵与纵队相结合的战术，根本上仍是横队战术，只部分解决了火力成为主要杀伤手段下减少士兵伤亡问题，战斗队伍两翼缺乏保护，不便于机动，结果仍然不是西方的对手，以致在中法战争中表现欠佳。

甲午战争后，清军战术进入第三次变革时期。因为甲午战败的刺激，清军开始全面模仿德国和日本。当时人们认为日本强军的一切举措源于德国，所以尤以德国为效法的对象。袁世凯小站练兵所练的新军和南方的自强军，其操典以及教练、装备都源自德国。这一时期，清军完全采用西方的近代战术，摒弃了湘军、淮军稳扎稳打固垒的战法，而以发扬强大的火力为主。1902年，清军又由学习德国改为学习日本。当时的观念是：德国终是“西夷”，其战术不适应于中国，如德国军人左肩携枪，就与中国人的习惯不相适应。而日本是中国近邻，已经实现了军事近代化，所以清军普遍改聘日本教练，翻译日本军事教科书，并有不少人到日本留学军事。近代许多著名政治家、军事家如黄兴、蒋百里等，都曾留学日本的军校。

反映在具体的战术上，新军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支近代化军队，编有步、骑、炮等不同兵种，并注意发挥其整体作战效能。表现在部队部署上，梯次队形更为普遍，按照前锋（两侧有马队保护两翼，防敌包抄）、小接应、大接应、中炮队（炮兵置于大队接应之后，以居高临下打击敌人）、军火大队的次序排列；表现在战斗队形上，散兵线成为主流；在战术运用方面，更加重视攻防手段的转换和运用，夜战、遭遇战以及夜袭战术得到广泛运用；重视后勤工作，辎重队在作战中的地位与作用得到充分认识；战术原则更加灵活，更加重视发扬火力，能够实施以步兵为中心的诸兵种协同，防御时能够实施纵深防御，先用炮兵进行拦阻射击，次以地雷轰炸和排枪射击击退敌人，从而实现了步、骑、炮兵的战术协同。

新军的这种战术在抵抗八国联军入侵的战争中发挥了作用，当然训练最好的袁世凯部武卫右军被调去镇压义和团未参战，与八国联军作战的主力是聂士成部武卫前军，他们在北仓阻击战和西沽武库争夺战、天津租界战斗中，都表现较强的战术意识。

（二）中国近代海防战略和海战战术

近代以前，中国虽有漫长的海疆，但一直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大陆国家，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本身缺乏向海外拓展的经济动因，加之国防的主要方向在西北和北方，所以长期奉行重陆轻海的国防战略。历史进入近代，西方殖民强国大力发展海上贸易，并建立强大的海上力量作为保护海上贸易和扩张的工具，但明、清政府面对西方殖民者加速殖民扩张的严峻形势，仍然不能对海疆经营予以足够的重视，甚至还实行愚昧的海禁政策，在海防方面沿用陆防的办法，万里海疆门户洞开，海防空虚，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灾难命运。

1.海防观念的变革与海防与塞防之争

随着西方列强咄咄逼人地入侵，处于海权强国与陆权强国夹击之下的中国，受到来自海洋和陆地的双重威胁。由于海防观念落后和缺乏正确的海防战略，中国一直处于被动挨打、丧权辱国的境地。抗击西方列强战争的失败标志着传统的国防体制和国防战略已走向全面崩溃，而失败的惨痛也不断唤醒人们的海防意识，迫使清政府检讨既有的重陆轻海的国防战略，关注万里海疆无防的问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发现中国遇到了全新的敌人，如曾担任过林则徐幕僚的魏源就认为，来自海上的入侵者——“外夷”，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蛮夷，他们不仅武器装备占优，而且从事的是“亡我中华”的殖民侵略活动，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海防问题。而要加强海防，首要的就是“师夷长技”——“一战舰，二火炮，三养兵练兵之法”。可惜的是，清朝统治者受传统的陆防观念约束，将海防理解为单纯的海岸防御，只重视对西方火炮的引进，而对“军舰”、“养兵、练兵之法”了无兴趣。经历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惨败，清朝统治者进一步觉醒，认识到“坚船利炮”在海防中的重要性，于是掀起洋务运动，在购买、引进洋枪、洋炮的同时，兴办近代军事工业，并把筹建新式海军提上议事日程，大量购买舰船，创建了北洋舰队。

19世纪70～80年代，中国又遭遇到全面的边疆危机。陆地边疆方面，英、俄两国为争霸西亚，不断将侵略势力伸向中国新疆，支持一个中亚伊斯兰罕国的军官阿古柏率军队入侵中国新疆地区，成立了伪“哲德沙尔国”。1871年，俄国又出兵强占中国新疆重镇伊犁，而且志在吞并整个新疆，西北国防压力陡增。海疆方面，东方的日本于1874年借口台湾“生番”杀害琉球的日本人案，出兵进攻台湾，东南沿海告急。

面对日益严重的国防危机，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兴起了一场广泛而深入的国防战略大讨论——这就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著名的海防与塞防之争。此次围绕国防战略重点问题展开的争论及清政府的战略选择，初步改变了中国已经延续数千年的国防战略格局，对中国近代的国防和军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争论过程中，以朝廷重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代表的一批官员认为，来自海上的侵略是中国国防的主要威胁：“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糜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因此，在边海防危机同时加剧而政府财政又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应以海防为战略重点，停止在西北边疆的军事行动，放弃新疆。将国防重心由西北转向东南沿海，从而集中物力、财力筹办海防，确保东南海疆安全。其理由是：“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心腹之大患愈棘。”而湖南巡抚王文韶、山东巡抚丁宝桢、江苏巡抚吴元炳等地方大员则认为，沙皇俄国虎踞中国北方，侵略野心最大，其继侵占中国东北大片领土后又出兵中国新疆，是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只要能够扼制住沙俄在西北边疆的侵略势头，则“各国必不致挑衅于东面”。所以他们主张以西北陆疆防御为主，全力加强西部塞防，及早收复新疆。第三种意见则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代表，他认为，面对边海防同时出现的危机，应该海防、塞防并重，在西部和东南沿海同时加强防御。在具体策略上，应该优先并尽快解决新疆问题，稳定国家的西北屏障，保卫蒙古，有效拱卫京师，进而作为海防的有效支撑。

左宗棠的意见得到了朝廷中实权派人物军机大臣文祥的支持。清政府在权衡利弊后，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决心在将塞防作为国防战略重心的同时，加强海防建设，既抵抗来自陆上强国沙俄的侵略，又防御来自海洋强国日本等国的侵略。

1875年，清政府发出“六百里加急”谕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率军西征平叛。清军于次年攻克乌鲁木齐，收复新疆北部。1877年，阿古柏兵败自杀，清军于次年收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全境。1884年，清政府又完成了对于巩固西北边防和开发新疆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新疆设省的工作，正式设立新疆行省，以湘军大将刘锦棠为新疆巡抚。在用兵新疆的同时，清政府于1875年也任命李鸿章为北洋大臣、沈葆桢为南洋大臣，分别督办北洋海军和南洋海军，迈出了具有实质意义的中国近代海防和海军建设步伐。进入19世纪80年代，鉴于西北边疆得到巩固，清政府遂改变塞防、海防并重的战略，将国防战略重心转移到东南沿海方向。1879年，日本吞并中国的藩属国琉球，使清政府更加感到来自海上的安全压力，海防在国家安全战略中上升到最重要的战略地位。清政府于是加大了海防的投入，其主要标志就是加强北洋海军的建设，大量购买国外先进的军舰，并在旅顺和威海建设新型军港。1884年中法战争失败后，清政府又以朝廷谕旨的形式明确将海防作为中国国防战略的重点。1885年10月12日，清政府为加强海防，正式设立台湾行省，并于同日建立了第一个全国性的海军领导机构——海军事务衙门。

2.从海岸防堵到海口重点设防

中国一开始与入侵的西方近代海军接触时，奉行的是海口防堵的战略。这一战略的要点有二：其一，强调“陆战谋胜”。因为凭主观臆想认为西方侵略者擅长海上作战而弱于陆战，所以将海防的成功寄托于陆战，主张在进行海岸防堵之余，与侵略者在陆上决战，利用山岭的复杂地形击败侵略者；其二，在兵力部署上实行分兵把口而非重点设防。在以上战略思想指导下，清军对付西方殖民侵略者的办法，无非是在海岸、港口的前沿要塞设置固定的炮台，装备前装火炮，设置拦江木排和铁链。而且，当时的炮台全是露天的，多为圆形的、半圆形，炮台的侧后也缺乏掩护，两岸的炮火难以形成交叉火力，对海上的敌舰难以构成威胁。同时，炮台固定又无炮架，不能俯仰和进行左右调整作第二次射击，所以来自敌人军舰上的炮火可以遍及炮台，而且炮台也常为敌军抄后路攻取。正是海防战略和战术的落后，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以区区数艘军舰和数千人之众，横行霸道，一路从南海经东海、黄海，入渤海湾，直逼天津，短时间内就先后攻下虎门、定海、镇海、宁波、吴淞等海防要塞，陈兵京师的门户天津，耀武扬威。可以说是自由出入中国海口，如入无人之境，并能够溯江（珠江、长江）而上，突入内河，而清军海口防堵战略下逐次拦堵根本起不到拦截作用。

针对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军缺乏海上防御能力的现实状况，林则徐、魏源等人提出了“以守为战”、“久持困敌”、“守外洋不如守海口，守海口不如守内河”的新战略方针，主张放弃整个海岸线，改为专防内河，将敌舰诱入内河，使其失去机动性而予以痛歼。按照林则徐、魏源等人的设想，以上只是根据清军装备和战术落后的实际而采用的不得已之策，长久之计则应该建立“船炮水军”,“以为海疆久远之谋”。尤其应在福建、广东等地建立新式海军，“使中国水师可以驶楼船于海外,可以战洋夷于海中”，进行海上防御。但清政府却舍弃后者而将他们提出的权宜之计作为既定的、长久的海防战略，固守海岸防御的陈旧观念，对海军在海防中的战略作用一直未有充分认识。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伴随着海防危机的深入,海防的重要性得到了朝廷的认可，清政府开始筹建新式海军。丁日昌提出了沿海择要改筑西式炮台加强海岸防御，创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组成外洋海军，分区设防，三洋呼应，共守海疆等主张。1888年,李鸿章筹建的北洋海军正式成军，清政府拥有了强大的远洋海军。伴随着新式海军的创建，清政府制订了新的海防战略，即海口重点设防战略。这一战略的重点，在于建立若干坚固的海口要塞防御区，配合新式大型铁甲舰为主力战舰的“外海水师”，抵御来自海上的进攻。

在海口重点设防战略的指导下，清政府于19世纪70～80年代掀起了海防建设的高潮。其具体表现是，一是加强要塞炮台的建设。一方面，清政府从国外大量购买新式开花大炮，这种大炮较之旧式前装滑膛炮在射程、摧毁能力和射速方面大大提高，可以在敌舰未逼近炮台时予以迎头痛击，如装备的克虏伯大炮的射程就远于当时外国军舰上的舰首炮和舷侧炮。另一方面，重视炮台的选址和配置。在设计炮台时注重多角度射击和互为掩护；加强炮台的防护，炮台顶上用木材或厚钢板加以防护，内部用沙袋做成隔离堆，火药库也开始修在地下，通过曲折的地道运往炮台。炮台的后路也建立了掩护设施，埋伏一定数量的部队，以防敌人上岸的小股部队偷袭，还知道造假炮台以分散敌军舰的注意力。此外，还用水雷、沉船沉在主航道上，阻止敌舰上溯。在中法战争中，这种新型的海防措施就对法军形成了有效抵抗。二是加强海军建设，掀起了购买军舰的高潮，花费重金购买了威力巨大的铁甲舰。首先成军的北洋舰队一度成为亚洲第一大舰队。

海口重点设防战略虽然抛弃了以陆防代替海防的陈旧观念，但这一海防战略仍然属于专守本土、消极防御的守势战略。反映在要塞、炮台的构筑上，虽然中法战争后清军在建设旅顺、威海卫基地时学习德国最新的海防要塞构筑技术，建筑了相互分隔的地下火药库，炮台上合理配备了可以升降的火炮、高射机关炮，减少了射击的死角，形成了交叉火力，还专门建造了防守要塞炮台后路的陆上炮台，并在海口布设多重水雷和障碍物防守，但仍然未能将炮台造成环形结构，难以实行环形防御，只有正面临海，而且各炮台之间间隔过小，缺乏合理配系。反映在对海军战略地位的认识和海军力量的使用上，虽然晚清海军的建设者和领导者都极力主张加强海军军备，但是对于海军的战略运用却仍然十分保守，认为海军只有防御本土的作用，主要作用不过在沿海游弋威慑、阻止敌军靠近本土，或在海岸的外围配合陆地防御形成防御纵深。这就将海军的地位禁锢在配合陆军作战的层次。

总之，海口重点设防战略的重点只是为了增强要塞防御的稳定性，仍然属于专守防御的消极防御战略，从根本上缺乏建立一支强大的海上力量与敌进行海上决战的思想。正是在此战略的指导下，清军的海防建设和海军力量的使用被埋下了致命的祸根。继中法战争福建海军全军覆没后，北洋海军在具有相当实力的情况下，因既不适应当时新的作战样式，又对日本的远程登陆作战战法缺乏认识，以致先败于丰岛，再败于黄海，最后旅顺、威海两大海军要塞也在日本海、陆两军的夹击下相继陷落，北洋海军最终彻底覆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