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湘军、淮军和“防军”、“练军”再到新军——中国军队的近代化
清朝军队可分为兵、勇、丁三个层次，兵即八旗和绿营，是国家常备正规武装。勇即由政府出面招募的官勇，遇有战事临时招募，事毕遣散归籍，其数量、装备、地位均不如八旗和绿营。丁即散处城乡各地的团丁，属于不脱产的团练保甲组织，实际上是半兵半民的民兵。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依赖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八旗兵。入关之后，八旗兵趋于腐败，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时，绿营成为作战主力，到鸦片战争时，绿营也不堪使用了。
嘉庆初年清朝镇压白莲教起义时，团练武装曾发挥过很大作用，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大江南北的10来个省战火不断，各地的土寇、盗匪也趁机蜂起。为了确保后方地区的安全，各省都先后办起了团练，训练本地的乡勇民兵，协助官兵维持本地的治安。一些官员与士绅也纷纷募练官勇与太平军对抗，清政府也对团练武装寄望甚厚，先后任命数十名在原籍的官员负责团练事宜。但大多数团练不堪征战，只有曾国藩所创办的湖南乡勇——湘军，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过程中，发挥了出人意料的作用，逐渐成为支撑清政府的主要武装力量。于是，以湘、淮军为代表的勇营完全取代了八旗、绿营的地位，成为清王朝的军事支柱。清王朝的军制也相应地发生了一场变革，勇营军制取代了八旗和绿营军制。
湘军的成功，主要归功于曾国藩独特的练兵方法。原来，太平天国起义给清朝绿营、八旗以沉重的打击，也给曾国藩以极大的震动，迫使他思考清朝的军队建设问题。他认为，八旗、绿营根本无法承担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任务；绿营兵训练全废，纪律败坏，怯于公斗；团练武装更无法对抗组织严密、训练有素的太平军，办理不当还可能起火上浇油的作用，激起农民更广泛的反抗。因此，必须招募朴实、健壮的山区农民，编练成军，才能独力担当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任务。其具体做法是：
一是在官兵成分上实行“以书生领山农”。也就是改变绿营官兵来源方面的行伍制和世兵制。曾国藩对八旗、绿营腐化的原因看得非常清楚，在创建湘军伊始就把“忠义血性”作为治军、练兵和选将的最高准则。所谓“忠义”，就是无条件地效忠大清王朝，仇视农民起义军；所谓“血性”，就是指培养军队刚强、正直的气质。为此，曾国藩任用一批耿介的儒生充当军队的骨干，同时招募“朴实少心窍”的山乡农民作为部队的基本成员，尤其是特别注重地域原则和私谊。湘军士兵只在湖南招募，主要来源于长沙、宝庆二府，尤以湘乡县最多，军官则多为师生、故旧、亲友、族属。于是，湘军在创建之初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其将领儒雅，上马可冲锋、下马可讲学；其士卒朴实、犷悍而壮健。
二是为了彻底扫除绿营积习，在招募程序和编制方面讲究“节制之术”。曾国藩认为“勇以亲手招募者为佳”，强调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使他们成为所在单位的绝对权威，进行层层选募的工作，如由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弁，哨弁挑选什长，什长招募士卒，一级募选一级，不得越级选拔。这种原则与湘军的营、哨、队等编制单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有助于克服绿营兵平时分散驻防，战时零星抽调，“卒与卒不相习，将与将不相和”的弊端。不过，这也埋下了湘军中对内专制跋扈、对外力谋独立的风气。
三是在官兵粮饷待遇方面实行优待政策，以此凝聚人心。曾国藩认为，无论是将弁还是一般士卒，他们受募入营打仗，一个最基本的动机就是为了利。因而，官兵的粮饷待遇必须优厚，否则军官就会设法克扣士卒，士卒则会漫无纪律，而且壮者不愿受招募，已入营者也将纷纷逃离。所以，在曾国藩的湘军中，官兵的饷金达到绿营的数倍。
淮军是从湘军衍生出来的一支勇营武装，不仅营制与湘军大同小异，军营风气也一脉相承，故而有人把淮军看作是湘军的一个分支。
湘军、淮军和各地勇营，毕竟不属于国家编制内的武装，即不是国家的正规军。因此，在太平天国、捻军起义被镇压之后，清政府深恐这些武装掌握在曾国藩、李鸿章等地方实力派手中，造成尾大不掉之势，于是开始裁减遣散湘军、淮军和各地勇营。另一方面，清政府又担心在八旗、绿营已经名存实亡的情况下，若把湘、淮军和勇营一下子裁光，势必造成大量士卒失业，成为社会动荡的因素。而且，一旦再发生战争，国家也缺乏有战斗力的军队。经过反复权衡，清政府最后决定，挑选勇营中的精壮者，分遣北京周围的一些地区如遵化、易州、河间、古北口、宣化等地驻防，而各省险要处仍以勇营留屯，称为防军。防军之外，清政府又下令仿照湘军制度对直隶地区的绿营进行改造，并由湘军将领对各地绿营进行编练，称为练军。于是，防军与练军完全取代绿营而成为清朝的主要武装力量，而伴随这一改革的，则是“兵为将有”局面的形成。(https://www.daowen.com)
但无论湘军、淮军还是防军与练军，基本上仍然是封建传统武装，而不是近代化的军队。他们在对付国内的农民起义或叛乱势力时尚有一定的优势，但在西方和日本的近代军队面前则不堪一击。1895年的甲午惨败就宣告了清政府军队改革的彻底失败。战争中，不仅清朝的海军北洋水师一败涂地，而且陆军精锐湘军、淮军、练勇（练军、防军）也遇敌即败，败即逃走，一路丢盔卸甲，溃不成军。
甲午战争惨败之后，清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醒悟。他们认识到若想整军经武，挽救国势，仅仅在“器物”层面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是远远不够的。而且，以湘军制度编练勇营的办法也不过是修修补补的治标不治本。换言之，在原有军队的基础上根本无法建立起一支完全与八旗、绿营恶习绝缘的新型军队。于是，他们大胆地将西方军事制度和战法通通纳入到“用”的范围之中，认为这一切都可以加以仿效，可以在中国普遍推行。在这方面，最具代表性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他将军事制度也划到“西用”的范围之内，主张也积极加以变革。具体说来就是：（1）仿效西方建立常备军与续备军、后备军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学习日本和西方设立军事领率机构，统一全国军权，改变清朝兵部“只司册籍”，而军机处又内外文武大政无所不统的局面。（2）废除落后的武举制度，大量创设军事学堂，实行系统的军事教育，用近代军事知识来改造清军，逐步实行“非武备学堂出身者不得为将弁”的制度。（3）改革清朝以募兵制为主体的兵役制度，最好采用西方近代的征兵制；若一时实行起来有困难，也要实行“征募制”，招收有一定文化的士农工商子弟，从而达到改良军队士兵成分，提高军队战斗力的目的。其后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军事改革，企图建立一支更能适应近代战争需要的武装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以张之洞的建议为蓝本来操作的。
在这种理论准备下，清朝最高统治者也痛感到“一代有一代之兵制，一时又有一时之兵制，不可泥古剂以疗新病，局夏日而穿冬衣也”，认识到仿用西法、创建新军的必要性。新军编练之初，先在天津附近马厂（后移小站）练兵5 000进行试点，一切操练章程及火器等项，均照西法办理，被命名为定武军。
1895年12月，袁世凯在离天津70里的小站负责训练北洋新军，百日之内就使小站之兵大有起色。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他的叔祖、叔父都是淮军将领，父亲也是当地地主武装的领袖。1882年，袁世凯随军入朝镇压“壬午兵变”，并帮助朝鲜王室编练“新建亲军营”1 000余人，受到朝鲜国王的称赞。甲午战争爆发后，他目睹淮军腐败无能、节节败退的状况，开始详细考察外国军队的特点，分析清军失败的原因，一再上书给朝中重臣，提出采用西法练兵的主张，陈述改革清朝军事制度的设想。他的诸多举动与甲午战争后朝野要求改革军队的热潮相契合，并由此声誉鹊起，被视为编练新军的最佳人选。他接管小站新军之后，雷厉风行，迅速对全军的编制、饷章、募兵、训练方法和后勤体制做了重大改革。在编制上，在定武军基础上扩编为7 000人，定名为新建陆军。彻底仿效德国陆军，一分军（即师）下辖两翼，每翼下辖数营。同时还设有骑兵、炮兵、工程兵等兵种，形成了“步队为主，炮队辅之，马队巡护，工程队供杂役”的多兵种合成作战单位。在指挥体制方面，在总部内设有参谋、执法、稽查、督操等多个作训职能机构。在募兵方面，既保留了湘淮军“人必土著”的原则，又吸收了欧洲的某些做法。对于军官的任用，他特别注意招徕和重用武备学堂的毕业生。官兵的薪饷也比绿营优厚得多。在教育训练方面，袁世凯在继承湘、淮旧规的同时，在军事训练上则完全按照德国陆军操典，由德国军官负责实施，并经常组织演练，合练诸兵种协同作战方法，进行野战对抗演习等。经过整顿，小站之兵焕然一新，颇得主持督办军务的荣禄的赏识，袁世凯也因此在仕途上步步高升。与新建陆军同时崛起的南洋自强军，先后由张之洞、刘坤一主持编练，也是按照德国操典，并由德国军官具体训练，在编制上与新建陆军非常接近。新建陆军和自强军这两支新军完全按照西方军制编组而成，不仅武器装备先进，军队的指挥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也较为完善，具有独立遂行战斗任务的能力，很快成为清军的佼佼者。
编练新军虽然试验成功，但保守的清廷并不打算在全国进行全面的军制改革。直到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才被迫实行“新政”。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就是对整个武装力量体制进行改革。具体办法是：（1）仿西方、日本体制，裁汰原有的各勇营，将国家武装力量分常备军、续备军、后备军三种，达到平时养兵少，战时有兵的目的。（2）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吸收西方征兵制的一些做法，实行“征募制”。（3）摒弃以往前、后、左、右、中的“五五”编制，采用符合当时军事技术发展和作战需要的步、骑、炮、工、辎重多兵种合成编制。（4）为了提高军官素质和适应近代战争中后勤保障工作日益繁重的需要，严格规定新军军官应当首先从武备学堂学生或带过新军的官弁中选用。对军官退休的年龄也做出了规定。（5）为了适应新军编制，提高军官的社会地位，改变重文轻武的传统观念，设立了三等九级军衔。
上述一系列军事改革措施在各省引起极大反响，一个空前的练兵热潮在全国兴起。仅在北京、天津、直隶地区，就先后编练成陆军第1至6镇，每镇辖21营，总兵力达八九万人。至辛亥革命爆发前，清政府总共编成新军14个镇，18个协及一些零散部队。
然而，令清朝统治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本来是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而创建的新军，竟然会调转枪口，成为清王朝的掘墓人。由于新军吸纳了大批具有爱国心的热血青年，中下层军官多出自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军事学堂毕业生、留学生，所以武昌起义一声炮响，新军首先成为革命的力量。清王朝打算用一支具有浓郁资产阶级色彩的军队来维护封建政权，实属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