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闪光
我一直同时过两种生活：一种是遗传因素的组合，使我在一个空间地点和某一时刻度过的人的生活；另一种是没有面孔，没有名字，没有地点，没有年代的人的生活，这种生活才是整个一生的本质和气息。但是，在这两种又分又合的生命意识中，——一种是表面而短暂的，——另一种是持久而深入的，——第一种由于是天生的，在我的大部分童年、青年，甚至活跃和热烈的生活中，覆盖了第二种。潜在意识只有通过突然爆发，才能穿透岁月的外壳，像自流井那样猛烈地喷发——仅仅是几秒钟，——又重新消失，被大地之唇吸纳走了。直至达到成熟期，生活的挫折一次又一次打击，扩大了外壳的裂痕，内心的推动才给隐藏的自我打开原野上的河床。
在达到眼下我与“永恒生活”直接相通的状态之前，我和这种生活是分隔开的，又是相距很近的，能听到它在岩石底下同我一起前行，——突然，在我最意料不到的时候，远远地，像自流井的喷发，打在我脸上，把我击倒在地，使我具有活力。
我记下了我心灵的三次喷发，这些闪光中的三次，它们使我的血管充满了能使宇宙的心搏动的火。它们燃烧的痕迹，在我衰老的身体中依然像以往那样鲜明，遥远的当年，在我青春时期娇嫩而火热的皮肉上，磨难像小卵石一样打下了烙印。
这三次神圣的时刻——几乎是转瞬即逝的闪光，——它们的魔力要直到我撒手人寰时才会消逝：
费尔奈[11]的平台；
斯宾诺莎火热的语言；
托尔斯泰在隧道的黑暗中的闪光。
我在可爱而祥和的故乡度过我的童年。我的小说《哥拉·布勒尼翁》后来吸取并歌唱了它的乐趣。至今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地方能如此满足我的感官的所有需要：——我说的是那个地方，而不是居民，虽然我喜欢漂亮的尼维纳人，他们直率，开朗，眉清目秀，有温柔的蓝眼睛，——比如我父亲，是个完美的尼维纳人，——还有那个创办了《尼维纳手册》的可怜的科尔努。但是必须承认，在外省，精神生活像死水一般，[12]以致我无法待在那里而不感到烦闷。
我同三个布雷弗的朋友聚集在本堂神父的酒瓶周围，一点儿不厌倦于品味这些线条灵活的完美和谐的景色：山冈与河流，树林与草场，玫瑰红和金色的土地在开花的荆棘肩带般衬托下呈现的袒露的肚子，在水中柔美的倒映。我至今还在我的舌头上，反复品味童年时代，在奥克塞尔附近的蒙布隆我祖父的田庄里那些美好的往事；我们夏天到那里去，——在蜜蜂的飞翔和因烈日照射而流出树脂的枞树发出管风琴般的声音下面，——或者在溪畔，潺潺的流水拍打声混合着花斑母牛啃草时舌头有节奏的咀嚼声。我呢，我的舌头也在品味青草和牧场气息；草的养分、味道和气味，草地、树脂、蜂蜜、洋槐、热烘烘的或者潮湿的泥土组成嗡嗡响的交响乐，我把它们放在手心里、耳朵的皱褶里和鼻孔中。我的肉体被它们永远浸透了。直至我临终，繁星点缀的天空会用它夜晚的翅膀把我包裹在黑暗中，天空的平静沐浴着我，而在这个夏夜，我的小腿快步疾走（我还不到十二岁），我的手握在父亲的手中，行进在从克拉姆西到布雷弗（有十公里要穿过树林和田野）的路上，夜里，我们出其不意地来到祖母家。我要搜索的话，我还会在记忆深处重新找到这一夜的合奏中最细微的颤音，月光下一棵孤零零地立在田野中的胡桃树的可怕阴影，一只田鼠的尖叫声，星星点点的萤火虫……
我今天品味的正是这全部的音乐。而那时，我一无所感。我仿佛一块海绵。它浸透了我，而我一无所知。我有如水中的海绵，任凭自己沉到自然之底。我仅仅知道大自然是存在的。我整个一生可以待在这种贪婪的无意识和倦怠的盲目状态中，——我深信，这是大多数人的状况，他们犹如草场上的马，依附于田野，圈在它们的视域中，——倘若不是一次冲击把我唤醒的话……
我十六岁时，第一次越过法国的国境线。仅仅几步。一八八二年夏天，我同母亲和妹妹来到多菲奈[13]的阿勒瓦，我喉咙有病，被送到那里去；同阿尔卑斯山的大自然的初次接触，使我内心受到震动，激起热情，虽然没有经验，还不能使我了解到内心积聚的困扰，仿佛风雨前聚集的乌云，正酝酿着电闪雷鸣。正当要返回巴黎的时候，我母亲想让我消遣一下，——她和我们一样感受欢乐，面对大自然，她总显得是我们三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心情也最为激动，为了绝不错过美丽的夏夜，她赤脚下了床，伫立在窗前，有几小时之久，呼吸着清新的空气，随着星移斗换，直到黎明使她肿胀的眼皮垂下，盖住她的蓝眼睛始终不变的闪光……九月初，我的母亲把我们带到瑞士，让我们感到惊喜。我们没有走得很远。假期的日子限制了我们，尤其是钱的缘故，我的父亲是辛辛苦苦挣来的钱，而他，没有假期，要待在巴黎的火炉里。我们一点儿没有超过莱蒙湖，甚至我们的远行终点，止步在洛桑……我的好朋友们，你们笑吧，今天，你们乘飞机或者坐快车，在午饭和晚饭之间，消消停停，也不用挨饿，就可以越过一大片土地！而我呢，就像迦南婚礼上的小鱼一样，我的面包屑可以喂养一大群人哩！[14]……
然而，在罗尔和尼翁之间，我能找到的并非莱蒙湖的岸边，而是我的曾外祖父博尼亚尔的小白马的蹄印，决定性的冲击不是来自瑞士的土地，而是在边界，——在费尔奈的平台。为什么选中这个地方？伏尔泰对我说了些什么？《查伊尔》[15]的几句诗仅仅掠过我的脑海。我长时间不了解他。只是在三十年以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我才在我的先贤祠[16]中给这位自由讥笑的精灵安放他的位置。但从他特意给来访者开放的房子里出来时，我在花园里走了几步，在高踞于当地的绿廊小径待了一分钟……不到！是二十秒钟……雷电劈了下来……我看到了，我终于看到了！……
我看到了什么？风景非常优美，却不是美妙绝伦的。远山在这儿并没有高耸云天。广阔的地平线，广袤的天际，赏心悦目的土地缓缓倾斜而下，星罗棋布的花园和牧场，朝着蓝色的湖的岸边散布，在这幅图画的纵深处，在色彩斑斓的九月早晨湿润而柔和的空气中，雄伟的阿尔卑斯山像古希腊圣殿的屋脊，层嶂叠峦，交错起伏，而在远方，像《田园交响曲》渐弱的暴风雨。没有一点浪漫主义的痕迹。这是卢梭之前古典派的宏伟景色。充盈而平静的和声，以协和的和弦，精心配上乐器，没有多余的铜管乐，只有木器和弦乐器，一目了然，构思清晰，给人快感，又有理智……为什么我在这里得到启迪，而不是在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不过，这是撕开了一层面纱。精神像是被奸污的处女，在紧抱中敞开自身，感到大自然像男性的陶醉一样，在自己体内涌动。它第一次怀孕了……先前的一切抚爱，尼维纳的景色引起的诗意的和肉欲的激动，夏日阳光下的蜂蜜和葡萄，繁星满天的黑夜中爱与恐惧的压抑，——一切全都具有了意义，一切都得到解释；在这同一瞬间，我看到了赤裸裸的大自然，我“认出”它，我在过去就爱它，因为我认出它来。我知道，从我出生之日起，我就属于它，我会孕育出它……
随后，面纱重又落下，我回到了巴黎。
如果我相信象征的话，我就乐于强调这个象征的意义：为了撕开蒙住我眼睛的布条，引导我的隐而不见的命运之手，等待我回到法国边境，等待我的视野超过国界。我把这美妙的变奏曲的题材献给我重视的敌人，那些民族主义者，——这是对我的起诉书中要写下的新罪状。
两年以后，第二道闪光落下了。在我十六岁至十八岁之间。
悲剧性的两年啊。在只看到一个普通青年的气质、家庭和学校生活的人看来，这是微不足道的两年。但是，它们显露了极度绝望的吃人魔鬼。在这些日子里，而不是在别的日子里，我触到了虚无之底。
“噢！可爱的青春！”施皮特勒想到自己的青春时，苦涩地对我说。
我会在别的地方再回到这个话题上来……当我沉船的时候，莎士比亚的风暴却掀起了阴沉沉的海洋的底层，通过漩涡把我的沉船残骸翻上海面，在夜里再把它沉到海底。我以后会谈到当时哈姆莱特是我的伙伴，我为他写了评论，像常春藤一样，每一个字[17]都有所依附……
但是，我的心灵里经历着一场巨变。强烈而撕心裂肺。我的身心、声音和思想都在改变。十六岁时，在费尔奈平台上的那些日子，我的悟性仍然对抽象思维是封闭的。我在圣路易中学同埃弗兰和达尔吕一起通过哲学课时，是两眼一抹黑的。面对没有面孔，没有颜色，没有气味，手摸不着，嘴咬不到，既拒绝抚爱又拒绝感官创伤的字句，面对这些形而上学和数学的机械字句，也即人的头脑创造的天才运用的工具，我透不过气来，抱着敌意……Fuori Barbari[18]...然而，不到一年，为了准备报考高师，我在路易大帝中学重上哲学课时，我成了第一名。沙庞蒂埃先生，我杰出的老师，肥胖而高大，给他的一班学生大声朗读我那些论述文时喜不自禁：可是，我作为思想的导演，恶意地让马勒布朗什[19]和他的狗对话……门打开了，我跨进了“尚未定形”的王国的门槛，——无疑是作为人神同形同性论者；——但是，有多少哲学家（我指的是最伟大的）更缺少坦率，或者更自命不凡呢！
在路易大帝中学哲学A班，哲学园地相当狭小。但是我们细心地挖掘和翻土。这个园地困在作为思想的凡尔赛宫的笛卡尔花园中间。在两三年中，我基本上受到笛卡尔精髓的抚育。我还添上从旁边园地（哲学B班），也就是比尔多[20]的葡萄园里摘下的东西：苏格拉底以前的鬼神说。从爱奥尼亚和古西西里那些巨鸟的嘴里落下几粒种子，后来在我的《阿格里让托的昂佩多克莱斯》[21]中发芽。可是，思想的自然发展把我引向这样一些人，他们从笛卡尔墙垣高耸的壮丽花园出发，通过一个缺口，打开了无限的远景。这条路引导我笔直向前，我像一条狗那样，本能地嗅到两三个字的气味，走向斯宾诺莎。
我珍藏着在奥台翁的长廊里买来的、如今罕见的版本，——在那些年里，它成了我的长寿药水：
《斯宾诺莎文集》，埃米尔·塞赛译，——有一篇评论性的导言，——增订新版，——沙庞蒂埃出版社，1872年，十二开，三卷本，硬纸板绿封皮。
虽然我的思想如今已从伯努瓦大师[22]严格的理性主义中解放出来，并且看出其中有许多谬误推理，但是他对我来说仍然是神圣的，如同《圣经》之于信徒；我怀着毕恭毕敬的心情翻阅这三卷书。我永远不会忘记，在我青年时代经历的狂风暴雨中，我在《伦理学》幽深的巢穴里找到了我的藏身所……
下午四点。冬天。白日将尽。灰蒙蒙、寒冷的天空下暗淡的日子。我坐在窗旁靠墙的桌子前。外面，米什莱街上北风呼啸，药物学校死气沉沉的花园有一道栅栏隔开，稀少的游客仿佛在草木冢[23]前面祈祷。但是我看不到外面的任何东西。我被禁锢在里面。禁锢在封闭的房间里。禁锢在抵御寒冷的布满尖刺的甲壳里，寒气渗入没有生火的房间，透进我的外套里，使我怕冷的身体缩成一团。禁锢在凝视书本中，我冻得麻木的手指拿着书。我感到在我周围将尽的使人忧愁的白日带着阴沉的光晕，白日是无情的大自然，是这石头城的铁钳，是我思维的铁钳。永恒的囚徒，禁闭在囚牢里，脚上拖着为生活而斗争的忧思的铁球[24]。要忍受种种剧烈的折磨：毒害了多少年轻人的考试；一次次失败；积聚全部精力去斗争的需要，尽管厌恶斗争；不仅为了生存，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而且为了拯救他的亲人的生命，为了回应他们做出的绝对的牺牲（他们把全部命运押在一张牌上，押在我的命运上），为了我要取胜的道义责任。身体羸弱的不幸孩子，他身上压着过分沉重的责任，而他并没有要求这样做！这种责任压抑着他；然而对他来说，它是一副盔甲；它压在他的肩上，迫使他坚强地顶住。没有这种责任，他会沉溺在无尽的幻想之中，这种幻想在封闭的蜂房深处嗡嗡作响。但是，在覆盖他的披风下，他衰弱的神经质的精力集中起来，不安地趋向于透进狭窄的通风口微光……
微光透进来了。我把它固定在我的地窖的黑暗中。我把它固定在绿色封皮的书籍一行行黑色的铁栅之间。在我产生幻觉的视力的朦胧中，铁栅一根根分开了，“本质”这白色太阳出现了。熔解的金属充满我的眼窝，淌进我的体内，把我的身体销蚀了；我的身体好像一个熔炉，里面火花四溅……
只消念一页，第一页，——四条“定理”的第一页，《伦理学》[25]的燧石在碰击下发出一些火花。
我没有抱任何的幻想，也不想对别人抱幻想。我既不打算这种奇迹的功效是有魔力的字句所固有的，也不打算我当时就抓住了斯宾诺莎的真正思想。同样，在阅读附有埃米尔·塞赛所写的质朴而过分认真的《导言》、篇幅很长的第一卷的时候，我没有停留在这个唯灵论者令人吃惊的论据上面，而是轻捷地跳过这堆炭火的挡火板，设置这块板是为了给我遮挡——（都是幼稚的制造矛盾的人！正是由于他们，人们才认识和热爱被禁的天才！）——因此，在斯宾诺莎的正文里，我发现的不会是他，而是默默无闻的我。在《伦理学》卷首的题词之中，在文字闪闪发光的这些“界说”之中，我辨认出的并不是他所说的话，而是我想说的话，是我孩子本身的思想用发音不清的口齿竭力想说出的字句。人们永远不会只读一本书。人们通过许多书阅读自己，要么是为了发现自我，要么是为了控制自我，最客观的书最容易使人产生错觉。最伟大的书，不是像公报印在人们脑海里面那样，就像电报印在字条上面，而是它的生命冲击能够唤醒别的生命，它孕育各种精华的火种从一个生命传到另一个生命，变成熊熊大火，扑向一座座森林。
我并不想在这里解释斯宾诺莎的真正思想的解放意义，而是要解释我在其中找到的意义，因为从孩提时起，我朦胧的热情在摸索着寻找它。
诚然，这决不是几何方面的大师，——Ethica ordine geometrico demmonstrata [26]——这决不是唯理论者在斯宾诺莎的书中征服了我，——而是理性的杰出作用给我的美学享受：——这是一个唯实论者。
伟大人物的这一面貌，被职业哲学家们冗长的绞尽脑汁的咬文嚼字遮蔽得面目不清，岂非咄咄怪事！他们怎么不能第一眼就抓住沉醉于“现实”的这目光、这声音呢？
“从具体事物中，也就是从实实在在的物体中撷取我们的一切观念，是绝对必要的。在前进中，随着因果的发展，从一个实体到另一个实体，没有超越抽象或普遍的物体，既不是为了从这些概念中得出某些毫不现实的结论，也不是为了从某个现实来证实这些概念：因为，那样就会妨碍理解的真正进程。”[27]
难道这不是带幻觉的唯实论者的原则，在这段话中引导着《理解论》[28]吗？紧接着他又补充了幻觉者坚定的保证：
“……必须指出的是，我所谓因果有发展和现实的存在，丝毫并不意味着一系列特殊而变化着的事物，而只是一系列固定而永恒的事物。”[29]
“固定而永恒的事物”是“实在的”。它们是最实在的。而凡是实在的都是个别的。“固定而永恒的事物”是“特殊的”。没有一点抽象。唯有本质。唯有存在。一切都是存在：——方式数不胜数，而且完美；无限的事物属性是无限的；存在的本质就是实体；“唯一的、无限的存在，化为一切存在的存在，除此之外，别无他物”[30]。(https://www.daowen.com)
令人炫目！……火样的葡萄酒！……我的牢狱打开了。这就是回答，这是在痛苦和绝望中暗暗孕育的，它受到折断了翅膀的热情的叫声呼喊，在心灵受到创伤和血泪中执着地追求和期待，如今它熠熠放光，这个回答解决了从我童年起就压抑着我的那个司芬克斯之谜，——这个回答解决了屈辱我和窒息我的、在内心世界的无限与个人牢狱之间那个压抑人的二律背反！……“能动的自然”和“被动的自然”[31]……是同一回事。“一切存在的东西都存在于上帝之中。”[32]我也一样，存在于上帝之中！我从冬夜降临的寒冷的房间，逃遁到“实体”的深渊里，来到存在的灿烂阳光下。
难以置信的景象啊！我的幻想甚至飞越过最狂热的限度，也被超越了。不仅我的身体、我的头脑、我的天地，将任何帆船都无法游遍它的边界和思想的空间，都沐浴在无边的海洋中，而且在无法探测的广袤领域中，我听到其他海洋，其他无人知晓的海洋，无数的不可想象的“属性”无穷无尽地发出响声。这一切都容纳在存在的海洋中。斯宾诺莎的直觉打开了封闭的天空，——在两个世纪之前，成为现代科学conquistadores[33]的先驱。即使他的直觉知道和告诉我们，在我们的人形之下，我们永远达不到这些新世界，它也仍然将新世界就存在于我们身边这令人陶醉的信念传达给我们：这不仅是一个认识上的事实，而且是人与新世界并存的心灵跳动。我的天地惊人地丰富，只有一瞬间扼杀在我瘦弱的胸膛的牢笼里！我的心不会因它的广大而受苦。我展开的翅膀，在这些空间翱翔，煽动着气息，独来独往，目不转睛地盯着无所不在的面孔，——Facis totius universi[34]——我感到被自由的必然万无一失的手支持着，它来自天主。我决不会跌下来。因为我是他的人。我的跌落会是他的跌落……
..Si una par matrioe annihilaretur，simul tota Extensio evanesceret...[35]
我只能跌落到他那里。我很平静。一切都很平静。我感受到宁静与和谐……
“……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能自知其身，能知神，也能知各种事物，我永远不会停止存在；灵魂的真正的安宁，我永远地具有了。”
但是，《伦理学》的最后这几行，不应该用智慧的冷静目光来阅读——我没有这样阅读。应该给以内心的激情和感官的热烈。应该分享像我们欧洲的克里希纳[36]所说的那种“至福”的陶醉，它是“一种爱”[37]，——人类最欢快的享受。
Aeternitatem，hoc est，infinitam existendi，sive，invitalatinitate，essendi fruitionem.[38]
品味一下这粗俗的拉丁文刺激感官的味道吧：essendi fruitio[39]！……我用我的眼睛，我的双手，我的舌头，我思想的所有毛孔，品味着它。我拥抱了存在。
噢，查拉图斯特拉[40]的笑！我没有等到尼采才认识你。你的笑声在这里回响，不过是以更加美、更加充实的和声震响的！这些和声多么接近《欢乐颂》[41]的和声啊！
“欢乐是足以增进或助长身体的活力的情绪……快乐是善……愉快不会过度，笑是善的……我们感到的快乐愈大，则我们所达到的圆满性亦愈大……[42]
“……享受食物、芳香、色彩、美观的衣服、音乐、游戏、戏剧，以及对自己有益而无损于旁人的各种消遣的娱乐吧……”
“……利用生活中的一切，尽情享受吧……同别人共同生活，并且尽力同他们协调好，因为，凡足以引导人们共同生活的都是有益的……设法和别人一道分享欢乐[43]……在充分认识的基础上，和整个大自然融为一体[44]。”
Seid umschlungen，Millionen！...[45]
只有一缕阳光突破云层，并不足以让田野沐浴在光辉中。裂缝重又合上，云层重又闭合，平原重新沉浸在半明半暗中。然而，思想已获得巨大的胜利，它再也不会忘记这个胜利。它把探针插入封闭它的墙垣内，感受到这墙垣并不厚；它知道，在栅栏的外面是等待它的阳光；既然在某一点上它成功地穿透了腐朽的栅栏，现在要四处摸索，寻找弱点，加倍努力，以便粉碎障碍。
而另外一件事是要知道，是要有能力办到。力量还很微弱，凌乱，分散。它们还没有时间通过长期的训练掌握集中的伟大艺术。青年时代这块柔软的还没有冷却的面团对各种印象只有微弱的抗拒，岁月的支离破碎使生活混杂在迷宫似的道路上，引导生活走向出口的只有它抓住的一丝微光。这一丝微光决不会熄灭吗？
很多人在人生旅途上失去了这一丝微光。很少人有耐心执着地、毫不懈怠地、没有阻碍地、没有损伤地把这一丝微光缠绕起来，无论如何始终绕在手指上。在青年时代行将结束的岁月里，那时，精神依附的肉体，它贪婪地要获得思想和感觉的经验，它在头脑和性欲上的渴求，把它耗尽了，又惊人地丰富了它，——想浮出岁月混沌的那个青年的大事，就是将精神的导线与这盲目的与他聚合的群众重新联结起来，就是将这滴阳光透进这昏暗之中，两者混在一起，以致它反映在每个细胞中，有如天亮之前的露珠上。这是整个一生的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
在高师学习的年代里，我坚持不懈地致力于这方面。哺育我的精神材料迥异于造就那个古典荷兰的笛卡尔主义的材料，——养育我的是尼韦内的肥沃土壤，是莎士比亚欧石南和金色染料木的汁液，是托乐斯泰丰富的沉甸甸的纯种麦子和辛辣的松脂，还有瓦格纳的维京人[46]蜂蜜，——对我来说，这是要把斯宾诺莎富有启示性的语言融合进去。我想，这个任务和我们远祖、尚未开化的高卢-日耳曼人在四世纪完成的任务没有多大的不同，他们实实在在地经过艰苦的努力，吸收了意第绪语，译成罗马文字。他们成功了。我也成功了。我不知道木匠的儿子[47]是否在其中认出了自己。但是我希望阿姆斯特丹的磨镜片工匠[48]在耻笑我的表里不一时，不要过分责备我。
一八八六年至一八八八年我在高师所写的笔记之中，可以找到我的探索在每天所记的长篇叙述，为的是要把斯宾诺莎的模式揉碎、改变、铸成我自身的生活方式，——直至成功的那天，也就是一八八七年四月十一日（这决定命运的四月十一日，在我的一生之中起了重大的作用）：我终于制服了斯宾诺莎的上帝，适当地分割，以适合我的趣味和需要。这种精神感受的斯宾诺莎主义，表达在一篇短论文中，我以年轻人对未来的怀疑提出狂妄挑战，题名为Credo quia verun[49]——我把论文献给我的一个死去的朋友，我认为他仍然活着，这是另一个挑战：乔治·米勒，名作家的哥哥。这篇论文有四十多页，本身没有多大的价值；它只不过是作为见证；倘若有人对它感兴趣的话，以后可以在我的文件之中找到，我是不会把它剔除的：它反映了我生活中的一个时刻，我早已超越了。我只消说，我因厘清了内心的争论而获得了不寻常的平静……
“……长期以来第一次，我心里感到轻松；平静恢复了……”
这种新的平静在一八八七年春天的几个月里，喜悦地迈出了头几步，我的《私人日记》和给苏亚雷斯的信中表达了这种平静。虽然我丝毫不隐瞒我思想的脆弱，这种思想确是我的思想，——用斯宾诺莎的话来说，是那样“符合”我的气质——以致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感到不需要动摇它。它对我而言是一个足够稳固的基础，至少是一个坚实的站台，我在上面卸除了怀疑，开始缔造我的生活——我真正的创造性的生活——我的激情和我的作品。
人们有一天会看到，我的作品是这至高无上的实体的直接光辉，我已经证明了它在我身上和在一切之中是无所不在的。
不久，在一八八七年的圣灵降临节，我第一次给托尔斯泰写信。一八八七年九月，我从克拉姆西的老家再次写信给他，我在佛兰德尔和荷兰做了一次旅行，回来度了几周的假期。他的回信在一八八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寄到巴黎米什莱街十三号我的住所。我在不止一本书中谈到过，我对这位伟大的老人的善意表示感到深深的感激之情，他给我建议，称我为他的“兄弟”。
但是，托尔斯泰对我的影响却不被人重视。这种影响在美学上十分强烈，在精神上也相当强，而在智力上微不足道。《战争与和平》具有卓尔不群的艺术，但我看不到任何一个法国人对它有正确的评价，因为这部作品使法国人的思想难堪，[50]——一位有鹰隼目光的天才在宇宙翱翔，那些善良的人，他们汇成的千百条溪流奔向大江大河，永恒之力不可遏制的斜坡推动着他们，这一切适应我最深切的创作欲望，给了我创作新史诗[51]无与伦比的第一个典范。我从来没有模仿他（我们的道路和我们的力量太不相同了）；但是，这部作品也许是《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史诗”和随后的史诗的推进器——我相信，没有一个批评家在小说、戏剧或者传记的外衣下发现这些作品的史诗本质。
另一方面，托尔斯泰一生的宽厚范例对我来说没有丢失过。此后，我永远没有忘记艺术对人的义务和责任，即使我不止一次忽略了，我也会知道，并且谴责自己。
至于思想方面，是在我的思想形成，我刚刚塑造好自己崭新的、涂抹得焕然一新的、按我自己的尺度构想的美好信条的时候接触到的。我应该加上一句，托尔斯泰的思想我总是觉得质地平庸，是在他自我教育的杂货堆之中拾来，用粗笨的手指小心翼翼地缝在一起的一堆旧布大而化之地剪裁出来的。在这种贬抑之中，我甚至有点儿不公正，这是由于我对这位最敬爱的同时代人在悟性和创作天才之间的不相称，感到失望而暗暗埋怨。在我同托尔斯泰度蜜月的初期，我生活在娜塔莎的怀抱之中，生活在我的情敌安德烈公爵疑心重重的亲近之中，我记得，我好斗地将易卜生的悟性看得高于托尔斯泰麻木而无力的思想。大战以来，有人请我给布尔加科夫的《托尔斯泰的伦理学》写一篇序言，在我重读那篇“自称符合”伟人思想的真正摘要以后，产生了极度的反感，于是我愤怒地拒绝了，说是我几乎要与他的精神蒙昧主义做斗争。——当人们接触到我和托尔斯泰在精神上的关系时，重要的是要知道这一点；我本人也参与过误导舆论，因为我在他去世以后不久写的一本小册子之中，出于对这位可亲可敬的天才的爱戴，我本能地回避了我们之间的一切区别，仅仅期望在他的墓前献上我爱慕的敬意。
在每个人身上，都存在两种人：——（我说两种，是简而言之），——一种是本能的人、理智的人；一种是下意识的人，在自身争论不休、动荡不安的土地上竭力创造自己个性的人。他们始终迥异。由于土地富庶，耕耘这块土地的臂膀更加粗壮，意志更加简单化，例如托尔斯泰的情况就是这样，他们就更加不同。在他身上，意志的实体整个儿反对个性的实体；这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对抗，从不停止，在他最后一年的作品和谈话中尤其显得突出，[52]由于半瓶醋学者和固执的理性主义的平庸，往往导致天才的剧烈后退。关于这位广博的天才和他伸展到地下虬结的无数根须，这根须犹如灵活的长蛇，吮吸着远处的生命源泉，没有人比高尔基在他对这位坐在亚斯纳亚的树下的欧丁老人[53]，堪称典范的才华横溢的素描里提供出更加令人激动的交往了；这才是我所爱的人，而不是把他的教理问答图集硬塞给自己的顺从托尔斯泰者的那个学究乡绅！正是通过在生命的外壳下颤动而行，执着地嵌入本体心脏的隐蔽根须，我们甚至远在相识之前就互通心声了。在我还没有读到托尔斯泰的一行字之前，我自己的根须已经和他的根须缠绕在一起了……
这导致我谈到第三次启迪。
我记不起确切的日期。大概是在我进入高师之前不久。我坐火车在北方铁路线上做了一次短途旅行。这是在下午。火车在一条隧道中间突然停住。车厢里的灯熄灭了。过去了好几分钟。停车延长下去。火车头发出不安的呼救讯号。我的邻座们表现出激动不安……隧道仿佛突然打开了。我看见外面阳光照耀下的田野紫苜蓿波浪起伏，云雀在腾飞。我心想：
“这是属于我的。我在这儿。这节在黑暗中的车厢会把我怎样？再过几秒钟，也许我会被碾成齑粉。我会吗？——不！别人抓不住我。我比空气更加捉摸不定，如同变幻无常的普罗透斯[54]，我能从手指缝中溜走，能穿过木板、弯曲的铁轨、压碎的肉体和石块拱顶跑掉。到处有我，我无所不在，我是一切……”
我龟缩在一动不动的车厢昏暗的角落里，我的心却在欣喜地笑……
然而，大约在一年以后，我第一次贪婪地阅读《战争与和平》，发现彼埃尔的处境时颤抖了：
在法国人从莫斯科撤退时，他成了俘虏，拖在他们后面，黄昏时，在卡卢加的大路上，他坐在一辆大车的后头，“盘着双腿，垂下头，待在那里沉思”。一个多钟头过去。没有人想到他……
“突然，他放声大笑，一种孩子似的善良的欢笑，使他从头到脚都颤动起来。听到这种爆发出来的快乐，大家从各个方向回过身来。——‘哈！哈！’他自言自语，‘他们抓住了我，他们把我关了起来……谁，是我吗？是我不朽的灵魂吗？……哈！哈！哈！……’他笑出了眼泪。一个士兵站起身来，走近看看究竟是什么引起这个大个子发笑。彼埃尔停住了笑声，也站起身来，走了开去，一轮明月升到天顶。周围的树林和田野显现出轮廓；越过洒遍月光的田野和树林，他的目光消失在无垠的天边深处。彼埃尔凝望着夜晚的苍穹。‘这一切都属于我，’他想，‘这一切都在我的心中，这一切就是我！……他们抓住的，他们关在木棚里的就是这个！’……他微笑着，走到他的伙伴们旁边躺下来，睡着了。”[55]
从滞留在隧道里那天起，我带着同样的微笑，走过人生的旅程，不止一次穿过充满威胁的无边黑夜，睡在我的那群伙伴当中。我感到他们的汗气和他们肉体的颤动；我的肉体像他们的一样，因相反的激情、欲望、厌恶、痛苦、愤怒和恐惧而颤动。——但是，我是“洒遍月光的田野和树林”，我是腾飞到空中，飞向宁静的云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