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家修学时期
智顗,字德安,俗姓陈,生于梁武帝大同四年(538年),卒于隋文帝开皇十七年(597年)。(1)陈氏祖籍颍川(今河南许昌),“高宗茂积,盛传于谱史”(2),有一定社会地位。当永嘉南渡之际,为躲避北方战乱,陈氏一家随之南迁,寓居荆州华容(今湖北公安县茅穂里)。
智顗父亲陈起祖,他“学通经传,谈吐绝伦,而武策运筹,偏多勇决”。因此,当梁湘东王萧绎(3)任荆州刺史时,他深受赏识,被列为宾客,奉教入朝领军,人称“经国之才”。萧绎称帝即位后,又拜他为散骑常侍,封益阳侯。智顗母亲徐氏性格温良恭俭,偏勤斋戒。传说当智顗诞生之时,神光满室,眼有重瞳,证符其母怀孕时所现各种灵瑞。其兄陈鍼则在梁晋安王下任中兵参军之职。可见,智顗少年时代,虽然周围战火纷飞、干戈不已,但陈氏一家相安无事,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
承圣三年(554年),西魏军攻陷江陵,梁元帝被执处死。江陵百姓男女十余万口,分赏将士,驱归关中,老弱幼小者悉数被杀。此后,王僧辩、陈霸先在建康拥立梁元帝之子萧方智为帝。不久,陈霸先又废萧方智而自立,梁朝灭亡,陈朝建立。

江陵被破,梁元败亡,显示梁朝气数已尽,这一事件成为智顗人生和事业上的转折点。据《别传》记载:
(顗)年十五,值孝元帝之败,家国殄丧,亲属流徙。叹荣会之难久,痛凋离之易及,于长沙(寺)像前发弘大愿,誓作沙门,荷负正法,为已重任。
这是智顗要求出家的主要原因。家国的离乱,使他体验了人生之苦难。但其时因为“二亲恩爱,不时听许”,所以出家之愿暂时未能成就。于是退而“刻檀写像,披藏寻经,晓夜礼诵,念念相续”。不久,又遭“二亲殄丧,丁艰荼毒”之苦,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人生,他坚定了出家决心。因受其兄激烈反对,他跪而恳求道:
昔梁荆百万,一朝仆妾,于时久役江湖之心,不能复处。碨磊之内,欲报思酬德,当谋道为先,唐聚何益?铭肌刻骨,意不可移。(《别传》)
最终,他通过父亲的故旧、湘州(治所在今湖南长沙)刺史王琳的勉励和资助,实现了出家夙愿。这年智顗十八岁(梁敬帝绍泰元年,即公元555年)。
智顗弟子灌顶在《别传》等著述中,在有关其师出家的问题上,有一明显的错误记载,现予以澄清。
“孝元之败”在承圣三年(554年),按智顗世寿六十岁计算,当时他是十七岁,但《别传》作“年十五”,比实际年龄小两岁。《国清百录》卷四《智者年谱事迹》又说,智顗于“梁敬帝绍泰元年,十八岁。二亲服讫,坚辞兄出家,乃依湘州果愿寺僧法绪为师”(4)(《别传》也作“逮于服讫,从兄求去”之说)。所谓“二亲服讫”,指服满三年之丧,即指十五岁至十八岁。但事实上,父母之丧当在梁元之败以后,大约于西魏军攻破江陵后的掠夺和杀戮中,当时智顗年尚十七岁。也就是说智顗在父母去世后仅一年左右便实现了出家宏愿。显然,灌顶的错误记载,有意回避上述事实,以圆满智顗的传统世俗道德。其实,这没有必要。中国佛教早已明确宣称,出家学佛同样是实践孝道,况且佛教的孝要高出世俗的孝。这一佛教的孝道观,自东晋慧远予以系统论证后,已广泛影响于僧俗两界。智顗在出家前曾说:“报恩酬德当谋道为先”,也正是这一意思。在国破家亡、双亲去世、悲痛不已的情况下,智顗以出家学佛的行动来报答父母之恩、履行人子孝道,这是可以理解的。
智顗的出家,归根到底,是由社会环境所促成。南朝佛教在梁武帝时期达到鼎盛,这时正当智顗的幼年时代。在强烈佛教氛围中,幼年的智顗便已“口不妄啖,见像便礼,逢僧必敬”;七岁时“喜往伽蓝,诸僧讶其情志,口授《普门品》”(5)。侯景之乱、梁元之败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不仅使智颛经历了国破家亡的沉重打击,而且也印证了佛教有关宇宙人生“苦”“空”的基本原理。一个封建官僚之家迅速崩溃的现实,使他不胜悲痛,从而成就了他迫切的出世理想和真诚的佛教信仰。面对社会人生的种种不幸,他要以自己的学佛活动,寻求解脱之道,并报答帝王和父母的世俗之恩,正如他自陈所愿:“学得三世佛法,对千部论师说之无碍,不唐世间四事恩惠。”(《别传》)基于上述出家背景,他所创立的天台宗十分强调佛教哲学与具体实践的结合,非常注重出世间与世间的圆融统一。
智顗出家时的剃度师是湘州果愿寺沙门法绪。披剃后,法绪带他去北方慧旷律师门下学习。慧旷不仅通晓戒律之学,而且对各类大乘经典都有研究。智顗在慧旷门下学习一段时间后,去大贤山(在今湖南衡阳南)隐居,诵《法华经》《无量义经》《普贤观经》等,并实践方等忏法(6),获“胜相”现前。太平二年(557年),梁朝灭亡,陈霸先改元永定元年,时智顗二十岁,在慧旷律师处受具足戒,并精通律藏。这时,智顗已通过自学和受慧旷之教,在佛学上有了长足进步,在实践上也有了相应造诣。(https://www.daowen.com)
陈文帝天嘉元年(560年),智顗二十三岁,入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大苏山,诣慧思禅师,受学禅法。慧思是北方嵩岭、伊洛一带的著名禅师,他因受北方佛教的排斥,当时正决定南去衡山隐居。但行至光州,值梁元之败,行旅受阻,只得暂时留居大苏山。师徒初次见面,慧思便对智顗十分欣赏,以为“昔日灵山,同听《法华》。宿缘所迫,今复来矣”。随即为他“示普贤道场”“说四安乐行”。而智顗也没有辜负慧思的期望,日夜勤奋,精进修学。《别传》写道:
于是,昏晓苦到,如教研心。于时,但勇于求法,而贫于资功。切柏为香,柏尽则继之以栗;卷帘进月,月没则燎之以松。息不虚顗,言不妄出。经二七日,诵至《药王品》“诸佛同赞,是真精进,是名真法供养”。到此,一向身心豁然,寂而入定,持因静发。照了《法华》,若高辉之临幽谷;达诸法相,似长风之游大虚。将证白师,师更开演;大张教网,法目圆备;落景谘详,连环达旦。自心所悟,及从师受;四夜进功,功逾百年;问一知十,何能为喻;观慧无碍,禅门不壅;宿习开发,焕若华敷。
智顗本人的刻苦修学以及慧思对他的悉心传授,奠定了他毕生佛教事业的基础。慧思也因有这样的弟子而感到自豪,认为他将来必能担荷重任。《别传》又写道:
思师叹曰:“非尔弗证,非我莫识。所入定者,法华三昧前方便也;所发持者,初旋陀罗尼也。纵令文字之师千群万众,寻汝之辩不可穷矣,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
在慧思看来,智顗已经具备佛教理论和佛教实践两方面的一流水平;以“法华三昧”为特色的实践和以《法华经》为所依的佛学思辨,为智顗统一南北佛教提供了条件。(7)于是,慧思有意令智顗继承法席,传灯化物。《别传》说:“思师造金字《大品经》竟,自开玄义,命令代讲。是以智方日月,辩若悬河,卷舒称会,有理存焉。唯有三三昧及三观智,用以谘审,余悉自裁”。
智顗在慧思处修学佛法,前后共七年之久。陈废帝光大元年(567年),慧思正式付法与智顗,并命他传灯化物,延续佛种。又指示他:“汝与陈国有缘,往必利益。”(8)慧思自己则独自去南岳隐居。这年,智顗三十岁。同年,智顗奉师严训,与同道法喜等二十七人来到陈都金陵,自此开始了他一生的弘扬佛法活动。
慧思为何南去衡山?又为何令智顗金陵弘法?这一问题与天台宗的成立有直接关系,有必要予以辨明。
首先应从末法观念上去理解。慧思时代,北方佛教的末法观念已十分流行。慧思自述道:
释迦牟尼说法住世八十余年,导利众生,化缘即讫,便取灭度。灭度之后,正法住世径五百岁;正法灭已,像法住世径一千岁;像法灭已,末法住世径一万年。我慧思即是末法八十二年,太岁在乙未十一月十一日,于大魏国南豫州汝阳郡武津县生,至年十五出家修道,诵《法华经》及诸大乘,精进苦行(9)。
末法时代,不仅教外有毁佛灭佛的运动,而且教内也有坏法破法的勾当,人心邪恶,根器顽劣。慧思自述曾经历多次来自教团内部的残酷迫害:“年三十四时,在河南兖州界论义故,遭值诸恶比丘以恶毒药令慧思食,举身烂坏,五脏也烂,垂死之间而更得活。”“至年三十九,是末法一百二十年,淮南鄞州刘怀宝共游郭州山中,唤出,讲摩诃衍义。是时为义相答,故有诸法师起大嗔怒,有五人恶论师以生金药置饮食中,令慧思食。从是已后,数遭非议。”(10)这些自述虽然不乏夸张的成分,但多次遭遇迫害毕竟加深了慧思的末法观念,从而使他“不复渡河,心心专念,入深山中”;“决不欲向北,心欲南行。即便舍众,渡向淮南山中”(11),并最终归老于南岳衡山。
慧思一再的南迁,既是对北方战乱局面和僧团迫害的消极逃避,同时也是对北朝现实政治和佛教形态的无声抗议。自永嘉南渡,作为汉文化代表的中原衣冠迁居江南,以东晋南朝为正朔所在,几乎是当时人们的一致看法。梁、陈虽国力日衰,但佛教义学较盛,佛教内部矛盾比较缓和,世俗政治也没有对佛教教团构成迫害。当慧思南去衡山之际,命令智顗“汝于陈国有缘,往必利益”,不难看出这是他深思熟虑的决策。其中含义,不仅要使师徒相承的佛教在陈王朝的保护下得到弘传和发展,而且也希望以这种佛教学说来维护步履维艰的南方正统王朝。
南方佛教侧重义理,从智顗的佛教修养角度看,也比较适宜去江南政治文化中心的金陵。慧思对智顗的佛学,总体上十分满意,以为定慧并重符合自己的要求,但又指出他还存在着“定力少”的弱点。这意味着,智顗的长处仍在佛理方面。慧思所谓“于陈国有缘”,当指让智顗以佛法辅助陈朝;所谓“必当利益”,则要求智顗发扬义辩长处,并以所受定慧双开的佛法原则开创佛教新局面。这是慧思对智顗的谆谆嘱托,也是他自已的真切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