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佛法时期

更新于 2026年10月13日 版权声明
弘扬佛法时期

智顗来到建康,立即开始了他弘扬佛法的活动。

在金陵,智顗以他在佛学修养和禅法实践方面的双重优势,迅速受到佛教界的欢迎。禅者法济、论者大忍首先表示折服,不久便声驰道俗,朝野请益成蹊,赞誉之声四起。朝廷命官如仆射徐陵、仪同沈君理、光禄王固、侍中孔焕、尚书毛喜、仆射周弘正等纷纷向他求学,俱服戒香,同飧法味,表示敬重。从《别传》记载来看,智顗不仅给金陵佛教带来新的禅法,以致“慧辩延人定熙天宫,僧晃请居佛窟,皆欲舍讲习禅”;而且使金陵义学界气象一新,所谓“白马惊韶、定林法岁、僧众智令、奉诚法安等,皆金陵上匠,德居僧首,舍指南之位,遵北面之礼。其四方衿袖,万里来者,不惜无赀之躯,以希一句之益。伏膺至教,飧和妙道,唯禅唯慧,忘寝忘食。”由此可见,智顗在金陵弘法的最初阶段,就已对僧俗产生广泛影响,这为他今后的弘法生涯奠定了基础。

由于上述原因,智顗受到陈宣帝的特殊礼遇。太建元年(569年),他被朝廷迎请住进瓦官寺。在瓦官寺,智顗除了宣讲《法华经》和《大智度论》,还有意“创宏禅法”。

《法华经》是慧思所依主要经典,也是慧思向智顗传授的主要教学内容;《大智度论》是对《大品般若经》的论释,慧思曾令智顗代讲《大品》,智顗的宣讲自然是如鱼得水,从容自如,俘获了众多信徒。“创宏禅法”,指完成《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简称《次第禅门》的讲说。基于南方佛教偏重义理而忽略实修的特点,智顗作了加强禅法实践的宣传。《次第禅门》的内容,是将原有各类禅门实践方法,根据由浅入深的次序,组织成为严密的禅观体系。这部著作的编著和宣讲,显然受到慧思禅法思想的影响(尤其受慧思《诸法无净三昧法门》的启发)但又是智顗根据自己长期研究《大智度论》的成果,表明他有能力改变“定力少”的形象,并具备完成独立的禅法思想体系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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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瓦官寺的弘法活动,既继承和发扬了南朝佛教的义学特色,又加入了北方佛教的禅法内容。这样一种“解行相应”的统一佛教,理所当然受到金陵地区僧俗两界人士的欢迎,而智顗也由此而成为金陵佛教的中心。

智顗在金陵弘法的后期,正值北周武帝毁佛,北方僧侣避地南来的日益增多,使金陵佛教重又呈现复杂的局面。对此,智顗进行了认真的反省,他说:

吾闻暗射则应于弦。无明是暗也,唇舌是弓也。心虑于弦,音声如箭,长夜虚发,无所觉知,若益一人,心弦则应。又,法门如镜,方圆如像,若缘牵心,辘轳无尽;若缘杜心,自然蹇涩。昔南岳轮下及始济江东,法镜屡明,心弦数应。初,瓦官四十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百余人共坐,二十人得法。次年,二百人共坐,减十人得法。其后徒众转多,得法转少,妨我自行化道。可知群贤各随所安,吾欲从吾志。蒋山过近,非避喧之处。闻天台《地记》称有仙官,白道猷所见者信矣;《山赋》用比蓬莱,孙兴公之言得矣。若息缘兹岭,啄峰饮涧,展平生之愿也。

(《别传》)

这时,智顗决定离开金陵,去天台山隐居。其原因,主要是受了佛教现状的刺激。周武帝毁佛后,金陵佛教也逐渐不尽人意,使他深感失望。不仅教理宣传无法正常进行,而且禅法实践也难以顺利展开。环境的喧闹、人心的不古,妨碍了僧侣的修道得法。这实际上反映了智顗佛教思想中的一种末法观念。正因为智顗与慧思一样,亲身经历了末法的体验,所以使他也自然萌生隐居实修的思想。

陈宣帝太建七年(575年),智顗谢绝宣帝等人的挽留,与慧辩等二十余人,入天台山隐居,实修止观。他先是在天台北峰创立伽蓝,栽植松栗,引人流泉。后又往寺北华顶峰,行头陀行,昼夜禅观,刻苦研修。天台山山高林密,远离城市的喧闹,确是隐栖修行的理想处所。此前金陵弘法时,智顗已提出隐修的基本条件,其一即“闲居静处”。他说:

闲者,不作众事,名之为闲;无愦闹故,名之为静。此有三处可修禅定。一者深山绝人之处;二者头陀兰若之处,离于聚落,极近二里,此放牧声绝,无诸愦闹;三者远白衣舍处,清净伽蓝之中。皆闲居静处也。(12)

在他看来,只有在这种特殊环境和气氛中,才有可能“恣意禅观,念念在道,毁誉不起”“闭门静坐,正谛思维”(13),完成对佛教的全面反省,摆脱末法的危机。这也是他组织“圆融实相”说,确立教、神统一的学说体系的初衷。

虽然智顗所住之处人迹罕至,舟车艰阻,但为了既定的宗教目标,他排除了一切杂念,“年既失稔,僧众随缘。师共慧绰种苣拾橡,安贫无戚”(《别传》)。这表明,智顗离开金陵后,在天台山的隐修中达到了新的境界。其后,陈宣帝便下诏给予物质奖励,其敕书云:

智顗禅师,佛法雄杰,时匠所宗,兼训道俗,国之望也。宜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供薪水。主者施行。(14)

意思是说,由于智顗对僧、俗两界的贡献,把他所在地始丰县的“调”,割取一部分,作为僧众的费用;并拨给两户农民,供寺中役使。在陈朝江河日下的形势下,宣帝没有忘却智顗,并在关键时刻给予了有力支持,由此可以看出陈王朝对智顗的真诚态度,这与慧思当日的预言完全相符。而智顗则借助于宣帝的支持,聚集徒众,昼谈义理,夜习止观,加紧完成教禅融合体系,建立起独立的佛教派别。

智顗在天台山的九年实修,是他弘法生涯中的重要时期。

在这一时期,佛教天台宗的基本规模已经初步形成,同时还为该宗的发展和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宗派形成的标志是什么?当前学术界已有相对统一的看法。任继愈先生认为:“佛教宗派都有自己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宗教轨范制度,有独立的寺院经济、势力范围,每宗都有自己的传法世系。”(15)吕激先生认为:“当时提倡某一种学说的人,常能在一地方固定下来,并有了经济基础,具备了设立门庭、传授学徒的条件,这样,师弟传承络绎不绝,因而逐渐形成宗派,就不大同于前此流动不定的各种师说了。”(16)智顗在天台山的活动,使他不仅在金陵佛教的基础上,通过对禅教(止观)的更系统研习,成熟了“圆融实相”的学说,形成独特的宗教理论体系,而且由于陈宣帝的物质支助,得以确立起最初的独立寺院经济。长期定居于天台山,使该山成为智顗及其弟子们宗教活动的中心;随着徒众的不断增加,天台佛教的宗教轨范制度开始形成。毫无疑问,天台宗是中国佛教的第一个宗派,它形成于陈隋之际,发展于隋、唐时期。天台宗的形成,为隋唐其他佛教宗派的建立提供了榜样。

智顗通过天台山长期止观实修,有机会总结慧思定慧并重的佛教思想,经过改造和发展,完成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代表著作“天台三大部”正式宣讲于天台隐居之后,但实际酝酿成熟于天台隐居期间。也就是说,天台隐居,完成了对数百年中国佛教的反省,提出了如何克服佛教危机、摆脱末法影响的具体方案。这方案的原则便是:统一南北佛学、加强止观实践。

陈后主至德三年(585年),智顗离开天台山,再度来到金陵,开始了他全面弘传天台佛法的时期。早在此前,陈后主曾七次遣使邀请智顗入京。据《别传》《国清百录》《续高僧传》等资料记载,当时陈朝君臣上下,莫不对智顗敬慕不已。《别传》云:

陈少主顾问群臣:“释门谁为名胜?”徐陵对曰:“瓦官禅师,德迈风霜,禅鉴渊海。昔远游京邑,群贤所宗;今高步天台,法云东霭。永阳王北面亲承,愿陛下诏之还都弘法,使道俗咸荷”。

后主在敦请智顗出山的敕书中,一再表示对智顗的崇仰和慰问,态度极为恳切。如他说:“岩壑高深,乃幽人之节,佛法示现,未必如此”;“都下法事恒兴,希相助弘阐(17)。智顗虽曾以疾病为由,反复予以推辞,但最后,他在陈文帝第十二子永阳王的恳请下,还是接受了入京的邀请。永阳王当时镇守浙江,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常年“昼飧讲说,夜习坐禅”。他在给智顗的谏书中写道:“主上虚己,朝廷思敬,一言利益,则四生有赖。若高让深山,则慈悲有隔。弟子微弱,尚赐迁屈。不赴台旨,将何自安?”(《别传》)

陈朝君臣恳请智顗出山、智顗重返金陵弘法,这一事件意味着什么?

笔者认为,这一事件意味深长,很难用通常意义上的“佛事活动”予以概括。它实际上是陈朝末年(也是南朝覆灭前夕)世俗政权与宗教力量的一次相互依赖和配合,以维持摇摇欲坠的世俗政权和壮大天台佛教声势。从陈王朝的角度看,佛教将有助于神化政权,达到以佛法护国的目的。而从智顗的角度说,服务于陈王朝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职责,通过对王权的支持也有助于佛教自身的发展。

陈宣帝太建十年(578年),因北周吞灭北齐,没有履行与陈共伐北齐、中分天下的盟约,宣帝愤然出兵北伐。北伐未获成功,而且损失惨重。至翌年,北周已占尽江北、淮南之地,陈氏江东政权已摇摇欲坠。只是此时适逢北周武帝病亡,宣帝继立,新君荒淫暴虐,未能乘胜灭陈,统南北。陈宣帝太建十三年(581年),杨坚废北周幼主静帝自立,改国号为隋。为巩固隋初政权,杨坚也不遑外略。因此,终宣帝之世,陈朝危机四伏,但还未彻底暴露。陈后主继位于至德元年(583年),这时起,陈的政治更加迅速腐败。与此同时,北方杨坚逐渐巩固起隋的统治,富国强兵,构成对陈朝日益强大的压力,陈的灭亡已指日可待。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陈后主预感到王朝末日的来临,便想到了佛教。后主请智顗说法的敕书中说,“护国之力,莫过数演”(18),以为通过宣讲佛经便能挽救王朝命运。其皇太子的《请戒疏》中也写道:“化导无方,随机济物,卫护国力,汲引天人。”(19)在病入膏肓之际,他们已把智顗看作是起死回生的神医。因此,当智顗一行回到金陵,除了受君臣上下大量财物供给,还获特殊礼遇:“陈主既降法筵,百僚尽敬,希闻未闻,奉法承道。因即下敕,立禅众于灵耀寺。学徒又结,众望森然。”(20)这些特殊的礼遇,表达了人们对智顗寄托的特殊期待。所谓“陈主既降法筵”,是指后主亲临太极殿,请智顗讲《仁王般若波罗蜜经》(简称《仁王般若经》或《仁王经》)。其后,后主又于光宅寺舍身,大施僧众,再请智顗讲说《仁王般若经》。据载,“叙经才讫,陈主于大众内起礼三拜,俯仰殷勤,以彰敬重。”(《别传》)陈后主于此时对《仁王般若经》表示的明显偏爱,其用意当然耐人寻味。

《仁王般若经》题为鸠摩罗什翻译,但实际上系后人托名而作。在这部经典的《护国品》中宣称,当国土受到扰乱之时,诸王应持诵它;并请百法师,设百高座,燃百灯,烧百和香,则不仅可退散怨敌,而且所有灾难都将消弭。这一思想使它具有强烈的护国色彩。因此《仁王般若经》自问世之日起,就广泛流传,并在南北朝以后成为历代帝王的一件法宝。国有灾变,他们便设“仁王法会”,依该经所说仪规建立道场,讲诵该经,以祈愿国泰民安,祛灾消难。在陈朝,早在后主之前,已有先例。陈武帝永定三年(559年),就曾在内廷设“仁王大斋”,此后每年举行两次法会,讲《仁王般若经》。后主累请智顗重返金陵,主要目的就是试图通过宣讲《仁王般若经》,以延续风雨飘摇中的世俗政权。

智顗之所以再三推辞,大概是他已经意识到南朝气数已尽。但他毕竟没有忘记其师慧思的嘱咐,最后还是走出天台山,为陈王朝效命。同时为了佛教自身的利益,他也感到有必要重返金陵,宣传酝酿成熟的天台教义,弘扬天台佛法。而帝王的扶持又是佛教发展的一个基本前提,正如他所说:“道通唯人,王为法寄。”(21)只有这样,由他确立的天台佛教才有可能发展完善,成为事实上的佛教宗派。

智顗重返陈都,后主延上东堂,四事供养;天子欣然,百僚尽敬。他在太极殿开讲《大智度论》时,“有诏羊牛童子引导于前,主书舍人翊从登阶,礼法一如国师璀阁黎故事”“其为荣望,未可加之”(22)。智顗利用这一机会,成功地保护了大批未获政府批准的出家人,使之免于搜拣(还俗)。《别传》载:

陈世所检僧尼无贯者万人,朝议策经不合者休道。先师谏曰:“调达日诵万言,不免地狱;檠特诵一行偈,获罗汉果。笃论唯道,岂关多诵?”陈主大悦,即停搜拣。

这一成功,不仅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声望,而且也增强了天台僧团实力。从天台宗解行相应的主张看,“笃论唯道,岂关多诵”的观点,既符合当时佛教的需要,也与当时社会实际相适应。

至德四年(586年),智顗因所住灵耀寺过于偏隘,不便立众安禅,便移居光宅寺。在光宅寺,他为皇太子授菩萨戒,又为皇后沈氏取法名“海慧”。

祯明元年(587年),智顗在光宅寺详细讲述《法华经》。当时,他的弟子灌顶听取并记录了全部讲述,后来把讲经内容整理成书,即为《法华文句》。这时,距离陈朝的覆亡已经为时不远了。

翌年(588年),杨坚任命其第二子晋王杨广为行军元帅,率领贺若弼韩擒虎等九十个行军总管,士兵五十二万,分八路进兵伐陈。当此之时,陈的君臣依然夜以继日赏花赋诗,饮酒作乐,以“王气在此”“长江天堑,虏军岂能飞渡”之说自欺欺人。(https://www.daowen.com)

图示

祯明三年(589年),隋军大举南下,攻入建康,后主被俘,陈朝灭亡。陈朝灭亡虽在智顗意料之中,但他毕竟因此而再度体验了“家国殄丧,亲属流徙”的痛苦。他最终未能完成其师慧思的嘱托,同时也使他失去了最后一个王朝的依赖。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智顗又一次对佛教现状展开深入反省,以确立与新王朝的基本立场和态度。

当建康为隋军占领之时,南朝佛教迅速步入衰敝状态,寺院受损,僧众星散。金陵佛教受沉重打击,以光宅寺为中心的智顗僧团被迫离散。智顗因此“策杖荆湘”,一路颠沛,最后来到庐山。隋文帝第三子秦孝王杨俊获知消息,遣使邀请,智顗对来使说:“虽欲相见,终恐缘差”(《别传》),断然拒绝接受邀请。隋开皇十年(590年)隋文帝亲自下诏,要求智顗与新王朝合作。翌年(591年),晋王杨广在江都慕智顗盛名,致书累请造使召引。对此,智顗“初陈寡德,次让名僧,后举同学”,在“三辞不免”的情况下,向杨广提出四个要求。不想杨广答应全部要求,智顗再无理由推托,勉强应请前往。在江都,晋王于金城殿设千僧会,请智顗为他授菩萨戒,并请授法名。智顗受戒毕,为晋王取法名“总持”菩萨。与此同时,晋王回送智顗“智者”大师称号,并赐予大量衣物。

受戒法会结束后,智顗出居城外禅众寺。不久,他便提出返回庐山的要求。虽经晋王挽留,但他仍不为所动,逆流而上。开皇十二年(592年),他先重返庐山,后又去潭州(今湖南湘潭)、南岳,最后来到故乡荆州。开皇十三年(593年),为“答生地恩”,智顗在家乡当阳县玉泉山建立寺庙,隋文帝闻知,敕赐寺额,先赐号“一音”,后改赐“玉泉”。这玉泉寺便成为智顗在荆州大开讲席的基地。在此后的两年时间里,智顗于玉泉寺完成《法华玄义》和《摩诃止观》的讲述。至此,“天台三大部”宣告完成,天台宗的宗教哲学理论体系得以完善。

智顗在荆州的弘法活动,使天台宗除了天台山以外,从此又有了一个新的根据地。据智顗自述,“荆州法集,听众千余僧,学禅三百”。(23)他在这一地区的声望和影响可以由此想见。据道宣《智顗传》载,智顗回到荆州时,“道俗延颈,老幼相携;戒场讲坐,众将及万”。这表明,他的学问道德早已为当地道俗所知,这成为他弘扬天台佛法的社会基础。

得知智顗声誉日高,影响愈广,晋王杨广于开皇十五年(595年)又一再遣使邀请他去扬州。其时,“江淮道俗,再驰欣戴”,智顗又因“频辞不免”(《别传》);迫不得已而前往,仍住禅众寺。这次,他受晋王之托,为撰《净名经疏》。

开皇十六年(596年)春,智顗再度回到天台山。其时“吴民越俗,扫巷淘沟;沿道令牧,幡华交候”。而智顗则“雅好泉石,负杖闲游,若吟叹曰:‘虽在人间,弗忘山野;幽幽深谷,愉愉静夜;澄神自照,岂不乐哉!’”(《别传》)无论是人情,无论是环境,都于他十分相宜。但是,事与愿违。开皇十七年(597年)冬,晋王遭使者高孝信入山迎请。智顗奉命,随使者成行。行至石城寺(在今浙江新昌),“乃云有疾”,不久即入灭。时智顗年六十,僧腊四十。翌年,晋王给智顗建立寺庙,初名“天台”,大业元年(605年)改名“国清”。

智顗一生经历了梁、陈、隋三朝十帝,世事动荡,人生坎坷。他的一生经历,是当时政治生活和佛教现状的真实写照,是这一时代种种不幸的缩影。他因目睹家国破亡而决意投身佛门;投身佛门后,受末法思潮的刺激而担负起调和南北佛学创立天台佛教的重任。智顗的一生,是为弘扬佛法而奋斗的一生。在智顗六十年的生涯中,除了大力弘扬天台佛教,完成“天台三大部”的著述以及其他大量论著外,还造寺三十六所,大藏经十五藏,亲手度僧一万四千余人,造旃檀、金铜、素画像八十万躯,传弟子三十二人,得法自行不可胜数”(《别传》)。他在为佛教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同时,也为中国哲学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留下了丰富的遗产。

选自潘桂明著《智顗评传》

[注释]:

1.这一生卒生代,根据智顗弟子灌顶所作《智者大师别传》。若据道宣《续高僧传》的《智顗传》记载,则为531年至597年。当以《别传》所说为准。智顗本人在去世前给晋王的《遗书》(见《国清百录》卷三)中有“贫道在世六十年”之语。近人陈垣先生《释氏疑录》认为:“(智顗)隋开皇十七年卒,年六十(538-597年)。《续高僧传》《弘赞法华传》作年六十七,《智者大师别传》《景德录》《释门正统》作年六十,与《佛祖统纪》卷九《法喜传》陈光大元年智者三十“之说合,今从之。”

2.(隋)灌顶:《智者大师别传》,见《大正藏》卷五。以下简称《别传》。

3.萧绎是梁武帝的第七子。当侯景之乱生起、台城被围之时,他未作及时救援。梁武帝死后,萧绎先后消灭萧纶、萧纪等兄弟宗亲,又平定侯景叛乱,于承圣元年(552年)在江陵即帝位,是为梁元帝。

4.(隋)灌顶:《国清百录》,见《大正藏》卷四六。

5.《续高僧传》卷一《智顗传》。

6.方等忏法,即方等三昧忏法;它构成后来智顗所立“四种三昧”,实践法之一。详见后述。

7.据《续高僧传·智顗传》记载,慧思对智顗的评价中有“恨其定力少耳”一句。从北方禅者慧思的角度看,智顗毕竟受南方佛教影响较深,义解有余而定力稍逊。慧思这话,包含着对弟子的严格要求和终极关怀。

8.《续高僧传》卷一七,《智顗传》。

9.(陈)慧思:《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见《大正藏》卷四六。

10.《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

11.《南岳思大禅师立誓愿文》。

12.(隋)智顗:《释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卷二,见《大正藏》卷四六。

13.(隋)智顗:《摩诃止观》卷四,见《大正藏》卷四六。

14.《国清百录》卷一

15.《中国哲学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34页。《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9页。

16.《中国佛学源流略讲》,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9页。

17.《国清百录》卷一。

18.《国清百录》卷一。

19.《国清百录》卷二。

20.《续高僧传》卷七《智顗传》

21.《续高僧传》卷一七,《智顗传》。

22.《续高僧传》卷一七,《智顗传》。

23.《国清百录》卷三。

✍AI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