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跋

一

20世纪以来，关于中国舞蹈的历史研究，最早见于陈文波撰写的《中国古代跳舞史》（神州国光社，1925年），其次有钱君匋撰写的《中国古代跳舞史》（神州国光社，1934年）。而后，在报刊杂志上散见过一些学者关于中国历史舞蹈研究成果。例如：1927年10月1日至5日，上海《晨报》副刊连续刊登过《唐代歌舞之研究》的论文。1933年2月，《北平晨报副刊》发表齐燕铭的《唐代异族文化输入对于中国乐舞之影响》一文。同年11月，上海《剧学月刊》连续发表邵茗生研究古舞的论文《唐宋乐舞考》、《元明乐舞考》、《舞器舞衣考》、《清代乐舞考》等。1935年北平国剧学会发表齐如山《国剧身段谱》，同年8月14日始《大公报》又连载齐如山介绍传统舞蹈的文章，介绍的传统民间舞蹈有：《秧歌舞》、《高跷》、《打连厢》、《跑旱船》等。1936年12月《留东学报》发表常任侠的《中国原始之乐舞》一文；1945年，重庆“说文社”付印了常任侠《汉唐之间西域乐舞百戏东渐史》一册……尽管上述成果，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与价值，然而对于中国舞蹈的历史研究以国家组织的行为，展开系统全面地研究则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

1953年9月23日，第二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为总路线而奋斗的文艺工作者的任务》的报告。此次会议决定“中华全国舞蹈工作者协会”改组为“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并开始筹备。1954年10月17日，“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正式成立，主席为吴晓邦。1956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由中国科学院组织制定了中国12年（1956—1967年）科学发展远景规划。其中，由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组织制定了“哲学社会科学12年远景规划”。同年，毛泽东同志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极大鼓舞和激发了科技界、文艺界以及其他各界广大学术工作者的积极性。

中国舞蹈学界亦参加了此次规划会议，制定了“1956—1967年艺术学规划草案·舞蹈部分”。

这一思想认识和学术建设规划，直接影响了中国舞蹈史学研究的建设与发展格局，中国古代舞蹈和传统舞蹈研究被放在舞蹈学研究的主要位置。

从1954年开始，吴晓邦最初选择了中国古代舞蹈史作为自己的研究专题，后又转向古代庙堂乐舞、古文物探索以及其他历史活态舞蹈遗存等专题研究。他认为，单靠文字资料研究中国古代舞蹈史是不完整的，舞蹈专题研究上活的资料是重要的，最好还是先把保存在民间活的舞蹈资料拍成电影。为了保存濒于绝迹的舞蹈资料，在文化部的支持下，中国舞蹈研究会成立了一个7人的搜集小组（盛婕、孙景琛、刘恩伯、吴曼英等人都是小组的成员）。文化部给了5个人的编制名额，同时拨了购买十六厘米摄影机、照相机、录音机以及相关材料方面的费用。1956年至1958年，吴晓邦带着搜集小组先后到苏州、山东曲阜、桂林、江西、安徽淮北等地，拍摄了道教乐舞、祭孔仪式和“六佾舞”、民间傩舞；整理了花鼓灯以及福建古老的戏剧中的舞蹈与训练方法。在研究会的研究工作中，吴晓邦对儒、道、释三种宗教舞蹈作了系统深入的探索，并在其后的“天马舞蹈艺术工作室”的舞蹈创作中将其进行“推陈出新”的舞台艺术实验。然而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他的理想未能完全实现，他带领舞蹈艺术研究会搜集的珍贵舞蹈资料和文物，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毁于一旦。但是，他给中国舞蹈历史研究已经留下的成果及其贡献是不可磨灭的。

1956年10月，“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成立，组长为吴晓邦，艺术指导为欧阳予倩，组员为：孙景琛、彭松、王克芬和董锡玖。“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的成员当时均为从事舞蹈表演、创作与教育的优秀中青年舞蹈工作者，他们大都具有受过高等教育的背景，但是在中国舞蹈史学研究领域则为初入，而当时中国舞蹈历史研究领域较少有现成的史料积累可求。于是，欧阳予倩为其请来了中国文史研究专家沈从文、阴法鲁、吴晓玲；音乐史家杨荫浏；戏曲史家周贻白、白云生；美术史家王逊，戏剧史家阿英等人前来授课、指导。并在研究会的秘书长盛婕组织下，由周巍峙主持了“拜师会”。在欧阳予倩的亲自带领下，在上述大师的无私指导下，在“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的艰苦努力下，《唐代舞蹈》、《唐诗中的乐舞资料》以及其他舞蹈史论参考资料（包括古代舞蹈史料、古代舞蹈理论和舞蹈美学资料）等成果先后出台。50年代后期，吉联抗搜集并译著的中国古代乐舞史料和文献丛书亦为中国舞蹈史学研究提供了极大的帮助。1963年9月，东方艺术史与艺术考古学家常任侠作为个体研究者完成了《中国舞蹈史话》撰写。1964年，“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的《中国古代舞蹈史长编》撰写完成——当代中国舞蹈历史研究的第一批史学研究成果形成，并作为教材进入学校教学，而一代学界大师对于中国舞蹈史学起步阶段所给予的无私的指导与奉献，历史将永远不会忘记！

1980年中国舞蹈研究领域第一个国家学术研究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成立（吴晓邦任所长）；1982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部增设了舞蹈史论专业。作为中国第一个舞蹈学硕士点和博士点的创建者和第一位获得指导硕士与博士研究生资格的导师，吴晓邦先生着手进行“舞蹈学科”创建工作。其中，舞蹈史学作为舞蹈学科基础研究，在学科建设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应学科建设发展的需求，1982年，孙景琛、吴曼英的《中国历代舞姿》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原“中国舞蹈史研究小组”成员在近三十年的研究基础之上完成了《中国舞蹈史》（5卷本）的撰写，1984年9月由文化艺术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的“先秦部分”由孙景琛撰著；“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由彭松撰著；“隋唐五代部分”由王克芬撰著；“宋辽金西夏元部分”由董锡玖撰著；“明清部分”由王克芬撰著。这一标志性成果代表了20世纪中国古代舞蹈史学研究的成就，并作为教材在舞蹈高等教育中广泛使用，为舞蹈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些作者本身也是中国舞蹈教育或科研领域的第一代教授、研究员或研究生导师，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学识和丰富的学术研究成果培养了当代中国第一代舞蹈学学士、硕士和博士。

1978年“北京舞蹈学校”更名为“北京舞蹈学院”，从中等舞蹈教育的办学层次转制为大学本科教育办学层次。1985年，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史论专业第一届本科生开始招生。对应高等舞蹈教育教学的需求，北京舞蹈学院的学者将其多年的学术研究成果转化为教材，形成了舞蹈史论本科教学教材的基础。在中国舞蹈历史方面，彭松、于平主编的《中国古代舞蹈史教程》（浙江美术出版社，1991），王克芬撰写的《中国舞蹈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都为舞蹈高等教育的本科教学提供了中国古代舞蹈史方面重要的教材教本。吴晓邦主编的《当代中国舞蹈》（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和王克芬主编、隆荫培主编的《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发展史》（人民音乐出版社，1999）的出版，既是中国近现代、当代舞蹈历史研究的开山之作，又为高等舞蹈教育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教学参考书。上述成果以及一些地方学者在区域性舞蹈历史研究方面的成果，构成20世纪舞蹈史学研究成果及其在高等教育教学中应用的基本形势。此外，由吴晓邦和孙景琛、陈冲担任正、副主编的《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由王克芬、刘恩伯、徐尔充主编的《中国舞蹈词典》；由吕艺生主编的《中国舞蹈大辞典》；由董锡玖、刘骏骧主编的《中国舞蹈艺术史图鉴》；由刘恩伯著的《中国舞蹈文物图典》；由蓝凡主编的《中华舞蹈志》；以及《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舞蹈卷》和《中国少数民族艺术辞典》等成果出台，都为中国舞蹈史学研究积累了史料，奠定了重要的基础。(https://www.daowen.com)

1997年，由吕艺生担任主编的文化部国家级项目“全国高等艺术教育大系·舞蹈卷”13部教科书中有6部7卷舞蹈史论教材的编写，可以视为舞蹈学研究与教材建设承前启后的工程。冯双白发表的《中国现当代舞蹈史纲》（1999 ）和袁禾发表的《中国古代舞蹈史教程》（2004）即是这一项目中《中国舞蹈史》立项的两部分。其他5部为吕艺生的《舞蹈教育学》（2000）和《舞蹈学导论》（2004）；朱立人的《西方芭蕾舞史纲》（2000）；罗雄岩的《中国民间舞蹈文化教程》（2000）；刘青弋的《西方现代舞史纲》（2000，2004）等，进一步丰富了中国舞蹈本科教学的舞蹈史论教材。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相关研究还有：台湾李天民、俞国芳的《中国舞蹈史》（2002）；马薇、马维丽的《中国少数民族舞蹈发展史》（2002）；茅慧的《新中国50年舞蹈事典》（2005）和王宁宁的《中国古代乐舞史》（2008）等。在通史类的写作方面，还有于1997年当年立项且编写完成的，由史仲文担任总主编，由王克芬担任分卷主编的《中国艺术史·舞蹈卷》（以担纲写作章节的先后为序，作者为：马洪路、茅慧、刘凤书、彭松、袁禾、冯双白、朴永光、王克芬、王宁宁、刘青弋、刘凤珍），因为出版滞缓，在时隔八年后，2006年后才得以出版。这些大多发表在新千年前后十年的作品，都可视为中国舞蹈历史研究的展开。

二

20世纪末，“科教兴国”的战略刺激了中国高等舞蹈教育的蓬勃发展，亦推动了舞蹈高等院校的学科建设与舞蹈学基础理论研究的深入。“中国舞蹈学”学科建设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亦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1999年，北京舞蹈学院的办学提升到硕士研究生教育层次，从最初的招生名额为2人，到了2002年上升到每年招生四十多名，几年递增，在校研究生达到上百名。同时，全国各地舞蹈高等教育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但是，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普遍滞后，从而影响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因此，学科建设的新任务就摆在我们的面前。

作为中国唯一的一所高等舞蹈教育的专科院校，北京舞蹈学院应该为全国高等教育中的舞蹈学学科建设与教学建设探出新路，提供新经验。1998年，本人被作为人才引进，从解放军艺术学院调任北京舞蹈学院，出任舞蹈学系主任兼舞蹈学研究所所长。建立在多年的调研和理论准备之上，本人在2002年制定的学科建设方案中，首次系统地提出和制定了“舞蹈学课程体系”的方案及学科建设完整规划，并且将“以课程建设为中心，展开舞蹈历史、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研究”作为本学科建设的三大方向之一，“以科研提升教学，以教学促进科研，科研教学互动共进，实现科研教学成果双赢”，从而形成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学科建设的思路。同期，笔者又在“北京市重点学科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十五’学科建设计划”中，将“重点抓好研究生教育的课程建设”；“抓好研究生和本科教学的教材建设”；“大力加强学科基础建设与学术研究”；“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作为学科建设的四大任务。其中列入重点建设的舞蹈学研究生专业方向课程为13门，新教材撰写有38部。2004年，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建院50周年之际，在舞蹈学学科全体教职工共同努力下，上述预设的目标性成果完成了三分之二——二十余部学术研究成果以教材的形式推出，使舞蹈学学科建设的长足进步充分显现出来。尤其是这些教材不少由学术研究成果转换，从而体现了学科建设的基本状态。于是，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学科建设”于2004年、2005年先后荣获“北京市高等教育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教育部国家级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二等奖”（主要完成人为：刘青弋、吕艺生、杨鸥、祝红、平心、温柔，其他完成人为舞蹈学学科全体教职工）。然而，我们的目标尚未实现。2004年至2005年，作为学科带头人，笔者再次提出了新的学科建设规划，并在2005年作为项目总负责人，带领舞蹈学学科全体教师与科研人员共同努力，完成了“舞蹈学研究生教学课程建设与教材建设”项目和“舞蹈学本科教学改革与教材建设”项目，其目标性成果为15部著作或新教材与24部课件制作（上述项目于2006年结题）。2005年5月，笔者又着手主持建立了“舞蹈学学科科研项目申报项目库”——在此项目库中，本学科教师与科研人员申报了50多个科研或教研项目，至2007年，其中大多正式获得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立项和资助，并与上述成果共同形成了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学科建设“十一五”规划学科建设科研和教研的主要内容。2007年，在接受国家教育部对于北京舞蹈学院进行本科教学水平进行的评估时，在本人执笔的，长达七万余字的《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系本科教学水平评估自评报告》中，对舞蹈学学科建设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同时，在本人主持下完成修订的，由舞蹈学系向北京舞蹈学院各专业开设的舞蹈史论，以及相关人文学科的专业基础课程总达70门左右，“中国舞蹈学课程体系”建设的完整形态基本形成。上述教学成果经过实践检验，2008年由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系以“推进与发展中的中国舞蹈史论课程体系”为名申报，荣获北京市政府颁发的“北京市高等教育教学成果”一等奖。

纵观“十五”规划完成时期的北京舞蹈学院舞蹈学学科建设的整体状况，虽然教师和科研队伍人员不多，但由于目标明确，计划周详，执行有力，教师与科研人员进取心齐，从而形成学科多方向研究齐头并进的态势，铺展开一个学科建设相对完整的框架。但是，从学科建设整体来说，由于专业研究人员缺乏，一些研究方向存有薄弱环节。例如在“中国古代舞蹈史”这一重要的研究方向，由于资深教授退休和人才流动等多种原因，2003年后的几年间在北京舞蹈学院在编教师与研究员岗位中出现缺位。于是，当笔者在2005年入选北京市首批“拔尖创新人才”，受到了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人才强教”计划的科研基金的资助，启动“舞蹈历史与身体语言研究”的大型项目时，便将《中国舞蹈通史》列为其中的子项目，以期将中国舞蹈史学研究推进一步，同时希望解决研究生教学中教科书缺乏的问题。

鉴于研究生教学的教学用书和本科教学的教材有较大的区别，除了知识的准确性和观点的正确性要求更加严格之外，在研究的理论深度、所涉问题的广度以及研究方法的运用方面都应该有相对严格的要求。并且，它们作为进入研究生教育教学的教科书，应该是能够代表本学科研究方向较高水平，具有原创性品质的学术研究成果。如此，这一项目如以个人承担，或以新手承担都不能达成较理想的目标。为了保证《中国舞蹈通史》写作的学术质量，2005年，笔者诚邀资深舞蹈史学家孙景琛、彭松、王克芬、董锡玖和舞蹈考古学家刘恩伯共同组成学术团队，请他们担任本套史书的学术顾问和古代舞蹈历史部分的作者，并以他们几十年研究的代表作为基础，共同合作完成这套《中国舞蹈通史》。而本人则积多年在“中国现当代舞蹈历史”方面的研究与教学成果，以及大规模展开“中国现当代舞蹈家口述史”访谈和调研的积累，同时希望凭借多年在中西方现当代舞蹈研究方面的相对优势，力图在“中国现当代舞蹈历史”研究方面的未尽部分实现新的突破。2006年，经过各级专家委员会审批，《中国舞蹈通史》被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列入“重点学科建设”科研项目；同年，经过专家委员会评审，被国家教育部列入全国高等教育“十一五”规划研究生教材建设项目。

承蒙孙景琛、彭松、王克芬、董锡玖、刘恩伯等前辈——中国舞蹈史学大家的大力支持和艰苦努力，本书于2007年完成第一稿修订；2008年又完成第二稿修订……作为项目完成的主持者，笔者对他们的支持充满感激！

年事最高的彭松教授，已有九十多岁，却以深厚的功力、深刻的思想和清晰的文路将原作“秦汉魏晋南北朝部分”改写为“秦 汉舞蹈”卷和“魏晋 南北朝舞蹈”卷，并将自己多年搜集的第一手文献和图片资料增入书中，这位获得“中国舞蹈家终身成就奖”的教授，将自己蓄积一生的关于舞蹈历史文化的泉水，进行蒸馏，提纯出那些最有价值的部分滋养后人。年过八旬却不断出版新作，并获得多项国家级学术大奖的王克芬研究员，承担着大量的指导博士与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与科研工作，在本书修订过程中，曾因三次重病手术住院，但她以坚强的毅力，以严谨的学风，重新全面审校修订原书，翻阅大量文献，包括自己几十年积累的笔记，增进了许多新的内容，常常为了校对一个字，夜不能寐，她将对民族舞蹈文化满腔的深情和一生的心血倾入，使其史书给予后人以丰富的精神养分。时亦年高八十有余，但仍在学界领衔，主编、撰著多部中国舞蹈学术著作的董锡玖研究员，为了考辨近年来学界发生争议的一些历史问题，在繁重的博士研究生指导与教学科研工作压身的情况下，多次深入全国各地考察，甚至前往在文化交流或者在文化入侵中，中国舞蹈文物散失所在的亚洲、欧美国家去进行考察，获得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和证据，使史书通过修订、补佚，具有更可信的学术价值。为了实现“以图证史”，“以图解史”以及力求以“双重证据”向读者提供更完整的中国舞蹈历史史书的目的，本套史书除了在每卷书中都插有100至200幅图片之外，还专门增加了两卷舞蹈图录。年已近80的刘恩伯研究员虽然发表过著名的《中国舞蹈文物图典》，但是，此套“通史”要求其按照历史时代编撰舞蹈文物图片，并选用具有较高史学价值的图像部分；又由于许多图像质量因历史久远而模糊不清，必要的修复工作不得不进行，因此，做起来不仅学术上吃功，而且在时间上耗力。恩伯先生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常常腰伤复发，双腿浮肿无法坐立，双眼红肿，视线不清，但是，最终成果让我们看到当代舞蹈考古学的不菲成就。是何种信念和力量在支持他们呢？王克芬先生在本书修订完成后深情地写道：“为了报答祖国和党，恩师、朋友和亲人对我的深情厚爱和培育之恩，我立志：只要我还活着，就要为弘扬我伟大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灿烂辉煌的舞蹈艺术而努力工作，奋斗终生。”前辈学者向我们展示的不仅仅是知识……

而让我们心痛的是，尊敬的孙景琛先生，这位中国舞蹈史学建设的开山功臣之一和《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等巨擘作品完成的常务主持人，在最早交出了他所承担的“先秦舞蹈”的两稿修订稿之后，却永远离开了我们。在本书出版之际，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是先生那儒雅、谦逊、求实、求真的品格。让人感动的是：2005年，笔者曾就其原书中关于“禹步”问题向先生提问，笔者认为，《吕氏春秋》和《尸子》中认为“步不相过”是为“禹步”——夏禹治水积劳成疾后的一种步态的说法和晋代道士葛洪撰《抱朴子》所说的“禹步法”是“如此三步，当满二丈一尺，后有九迹”十分矛盾，两者应是完全不同的舞步；而且2005年本人在汶川羌族地区考察“释比”做法时所跳“禹步”亦是完全不同，他们在说“神事”、“人事”、“鬼事”时亦采用不同的舞步，并变化多样，这为何故？因为见面那天的日程安排是笔者主持的“中国当代舞蹈家口述史”项目对景琛先生进行电视访问，未能当面聆听先生的回答。而在修订的书稿中，景琛先生则以“‘巫步’与‘禹步’”为题给了我们深入研究后的答案。为中国舞蹈史学奋斗了一生，景琛先生无憾地走了，留给了我们他的旷世遗作，还留下一封信，那是一段让人永远泪眼模糊的寄望：

永远无法挽回的遗憾是：写好的回信因为想等待与先生访谈稿整理好后一起寄出，未能在生前交到他的手中。后来，在景琛先生的祭日，这封信“寄”去了天堂……我总觉得，景琛先生的信不是写给我一个人的，而是给予整个后代舞蹈学界千千万万个年轻人的。像景琛先生、彭松先生、克芬先生、锡玖先生和恩伯先生，这些前辈学者给予我的支持，亦非是对我个人的支持，而是对整个中国舞蹈学研究事业的支持！作为晚辈，我何以有资格承受先生的这般尊重！本人不过是因为科研管理规定和项目立项单位的要求而成为项目主持人罢了。前辈学者们表现出的无私宽阔的胸怀和崇高的境界；其谦虚谨慎；求真求实；严谨治学，亦是馈赠予我们的一份万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我们除了努力，还能说些什么……

刘青弋
2009年·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