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制定的前前后后及其偏差

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制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体现了党中央和毛泽东试图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决心，反映了全党和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改变我国落后面貌的愿望。总路线以及它引领下相继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就是当时人们惯称的“三面红旗”。

这条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逐步形成的。1959年底至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记录》里论述了它的形成过程，他指出：“一九五六年提出《论十大关系》，提出多快好省，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形成的开始。一九五六年的跃进，出来了一个反冒进，经过了一次曲折。一九五七年九月（八届）三中全会恢复多快好省。一九五八年春南宁、成都会议上批判反冒进，形成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的提法。五月党的八届二次大会正式通过总路线。”^[1]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缺乏经验，我国在经济建设中基本上是沿袭苏联的做法。斯大林逝世后，毛泽东力求借鉴苏联的教训，探寻一条适合中国自己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为此，毛泽东先后写成《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构想和重大方针政策。1956年9月召开的党的八大，在党的历史上是一次具有深远意义的代表大会。党的八大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的八大还在总结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经验基础上，坚持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即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随着形势的发展，毛泽东对反冒进的做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反冒进束缚了群众正在高涨起来的生产热情，给群众积极性泼了冷水，使建设速度放慢了，阻碍了跃进局面的出现。

1957年9月20日至10月9日，中国共产党在北京召开了八届三中全会，是批评反冒进的开端。这次会议错误地批判了1956年的反冒进为“右倾保守”，开始背离八大关于经济建设的正确方针。毛泽东在总结讲话中指责1956年反冒进扫掉了三个东西，一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二是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三是扫掉了促进委员会，认为这是右倾，是促退，是给群众泼冷水，损害了他们的积极性。他强调：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的社论写道：“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象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有右倾保守思想的人，……认为农业发展纲要草案是‘冒进’了。他们把正确的跃进看成了‘冒进’。”1958年1月11日至22日，中共中央召开九省二市负责同志参加的南宁会议。南宁会议大批反冒进，使党内急于求成、盲目追求高速度的“左”倾思想迅速发展起来。(https://www.daowen.com)

1958年3月8日至26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有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参加的成都会议。这是一次发动大跃进的大会。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在这次会议上形成的。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建设有两条路线，一条多、快、好、省，一条少、慢、差、费。他还说，社会主义建设有两种办法，一种是干劲十足，轰轰烈烈，坚持群众路线；另一种是“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这也是一条路线。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多次讲到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振作精神，要有高屋建瓴、势如破竹的气势和姿态，要像古今中外那些创立新思想、新学派和搞出新创造、新发明的青年人那样，敢想、敢说、敢做。正是在这样一种气氛下，成都会议对总路线进行了酝酿和讨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这些词，就是在两种速度问题的争论中先后出现的，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提到这些词。据薄一波回忆，最早出现的是“多快好省”。1955年10月11日，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上提出办合作社要又快又多又好。不久，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要“又多又快又好”。稍后，采纳李富春的建议，在多、快、好三个字的后边加上一个“省”字。1955年12月14日，薄一波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作《改善企业管理，掌握新技术，为又多、又快、又好、又省地提高我国重工业的生产而奋斗》的报告中，首次传达中央“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建设方针。1956年1月1日，《人民日报》在《为全面地提早完成和超额完成五年计划而奋斗》的社论中，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向全国发表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个词，是在1958年1月1日《人民日报》那篇《乘风破浪》的社论中第一次出现的。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多次提到“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并将它们与“多快好省”连在一起，称之为总路线。在成都会议讨论的准备提交八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草稿》中，原本有“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的提法，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陈伯达将这一句修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毛泽东又将这一段话修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成都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等37个文件，会议制定的各项经济指标，比2月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第一本账都大幅度提高了，例如农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6.1%提高到16.2%，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由10%提高到33%。其中粮食由3920亿斤增加到4316亿斤，钢产量由625万吨增加到700万吨。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对于大跃进的发动起了很大的作用，并为八大二次会议作了准备。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在5月5日刘少奇代表中共中央向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回顾了总路线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对总路线作了系统的论述，并对其基本点作了阐释。报告指出：“党中央认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2]八大二次会议在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指导下，把建设速度提到十分重要的地位。会议正式提出“在十五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使我国农业在提前实现全国农业发展纲要的基础上，迅速地超过资本主义国家；使我国科学和技术在实现“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的基础上，尽快地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水平”。会议强调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发挥敢想敢说敢做的创造精神，宣称我国正处在“一天等于20年”的伟大时代，又提出争取7年赶上英国，15年赶上美国的更加脱离实际的要求。5月8日、17日、18日、20日、23日，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五次讲话，对总路线作了解释。毛泽东指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句是非要不可的。一个人也好，一群人也好，我们一个党也好，全国人民也好，没有一点劲，或者劲不足，那不好办事。所以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就是要跟先进看齐。又说：“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这两个口号跟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合起来，我看很好。这样一个提法恐怕也是一个新鲜的提法。这是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好像大跃进中间的干劲，反映了人民要争上游。这个干劲有个量的问题。现在用“鼓足”这两个字，恐怕比“鼓起”好。鼓起，早已鼓起来了，你还要起？问题是足不足。……什么叫力争上游？在我们国内，无非是争“四五八”（指《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规定的12年内黄河、秦岭、白龙江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亩产达到500斤，淮河、秦岭、白龙江以南地区亩产达到800斤）。又比如，长春汽车厂增加的投资不多，而产量要比过去的设计能力增加一倍以上。鞍山钢厂，现在不增加投资，而钢产量可以提高。《农业发展纲要》提出的任务，原定12年完成，现在不要12年了，有些基本的项目，个别的省说3年可以，有些项目今年就可以完成，有些项目明年可以完成，有些项目第三年可以完成。跟外国比较，就是要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上7年赶过英国，15年赶上美国。毛泽东指出：这次大会，反映了人民的情绪，反映了人民的干劲。人民要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八大二次会议一个最主要的成果，就是讨论并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正如5月29日《人民日报》发表《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的社论，认为“这次大会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确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正确地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的结果”。“在党的路线已经确定以后，全党的任务，全国人民中一切积极分子的任务，就是贯彻执行这条路线，把总路线的红旗插遍全国，使总路线的灯塔照耀全国人民的一切工作。”从此，全党掀起宣传和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热潮。

对于党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正如薄一波指出：对于我们的党、人民和民族来说，毛主席提倡自强不息、不甘落后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精神，在任何时候都是必要的、正确的、无可厚非的。在一定的时间内，在一些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上，把国外一些发达国家作为赶超的对象，以激励大家的士气，并不是完全不可的。问题在于赶超的时间和办法，一定要经过充分的科学论证，定得合乎实际。如果单从字面上理解，这条总路线的内容无疑是正确的，也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实际上是一个比较空泛的政治动员性质的经济口号，虽然就其目标来说很完美（“多、快、好、省”），但是实施手段很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只是一种主观愿望，既无量化和监督检查，又容易脱离客观实际。问题还在于总路线本身的表述，关键是总路线的地位，决定它的提出，实际上取代了党在八大前后提出的“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实际上标志着毛泽东改变了党自新中国建立以来在经济建设方面实事求是、尊重客观经济规律的态度。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总路线作了客观公正的评价。《决议》指出：“1958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制定特别是具体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只注重多和快，也就是速度和数量，忽视效益和质量。1958年6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力争高速度》的社论，其中直言不讳地说：“用最高的速度来发展我国的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是总路线的基本精神。它像一条红线，贯穿在总路线的各个方面。如果不要求高速度，当然没有什么多快好省的问题；那样也就不需要鼓足干劲，也就无所谓力争上游了。因此可以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具体的缺点和失误，薄一波指出：一是不重视综合平衡；二是只强调从精神上激发人们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性，而忽视物质利益原则；三是没有一定质量与效益的速度，不仅没有实际意义，而且势必会造成社会财富的浪费，最终也快不了，也不可能实现和保持高速度前进。原因在于我们建设社会主义还刚刚开始，经验还很不够，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还远未认识，一些急于求成、夸大主观能动性的“左”的东西很容易产生和滋长。在实践经验不多的情况下仓促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也就不可能是完备和成熟的。实际上，在批评反冒进的基础上提出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基本上是指导1958年发动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路线，路线的偏差导致了经济建设的失误。《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分析党的工作在指导方针上产生严重失误的原因：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总路线执行中“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1959年庐山会议错误地开展“反右倾”斗争，在政治上使党内从中央到基层的民主生活遭到严重损害，在经济上打断了纠正“左”倾错误的进程，使错误延续了更长的时间。而在此前后国际社会主义阵营提出的通过“和平竞赛”可以在经济上很快超过资本主义世界的过于乐观的估计，也对“大跃进”的形成起到了催化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