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建设的失误

1958年到1960年，我国历史习惯上称为“大跃进”的年代，“大跃进”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产物。发动“大跃进”，是我们党在50年代后期工作中的一个重大失误。连续三年的“大跃进”，使我国经济发展遭遇到严重挫折，不得不进行国民经济的大调整。

1958年“大跃进”的发动。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的发动，首先是从农业开始的，然后发展到工业。运动的显著特点是片面追求农业、工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全会基本通过了《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中央作出《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1957年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第一篇关于四十条修正草案的社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领》，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的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这是党中央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11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又指出：“有些人害了右倾保守的毛病，像蜗牛一样爬行得很慢，他们不了解在农业合作化以后，我们就有条件也很有必要在生产战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1958年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我们的行动口号——反对浪费，勤俭建国》的社论。社论明确提出国民经济“大跃进”的口号：“我们国家现在正面临着一个全国大跃进的新形势，工业建设和工业生产要大跃进，农业生产要大跃进，文教卫生事业也要大跃进。”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后掀起的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实际上吹响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1957年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两三千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8000万人，1958年1月达到1亿。1958年5月中央召开八大二次会议，对国民经济“大跃进”起了极大的直接的推动作用。会议后，“大跃进”在全国各条战线上迅速展开。八大二次会议对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1958年计划和预算第二本账的意见》进行了修改（成都会议规定生产增长速度为：工业33%、农业16.2%、钢35.5%、煤30.1%、粮食16.6%、棉花24.8%、基本建设投资41.5%），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超过710万吨、煤产量达18000万吨。会议还对原八大一次会议上提出的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也作了大幅度的修改，主要产品产量到1962年将达到：钢2500万～3000万吨（八大一次会议是1050万～1200万吨）、发电量900亿～1100亿度（八大一次会议是400亿～420亿度）、原煤318亿～4.2亿吨（八大一次会议是1.9亿～2.1亿吨）、粮食6000亿～7000亿斤（八大一次会议是5000亿斤）、棉花6500万～7500万担（八大一次会议是4800万担）。中央还一再要求地方提高生产指标，以实现“大跃进”。1958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又决定将1958年钢的产量指标，由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决定的710万吨，提高到800万～850万吨。6月，经济计划部向中央提交“两年超过”的报告提出1958年钢产量为1000万吨。中央审核后认为，干脆1958年钢产量翻一番，即1100万吨（后来定为1070万吨）。超过英国，也不是15年，也不是7年，只需要2—3年，两年是可能的。这样，经济指标一再提高，进一步促进了“大跃进”形势的发展^[3]。

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迅速兴起的一片浪潮中，在北戴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确定，“二五”计划期间，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安排30%左右，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速度安排53%。到1962年，粮食产量设想达到15000亿斤，棉花达到1.5亿万担，钢产量8000万吨，原煤9亿吨，发电量3000亿度。“二五”计划期间，重工业建设项目安排1000个以上；全五年共需投资3850亿元，比“一五”计划合计增长6.8倍。北戴河会议把1958年钢的生产指标提高到1070万吨，即在1957年535万吨基础上翻一番。会议制定和通过的文件表明，在经济建设方面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指导思想，已经发展到极为严重的程度。

“大跃进”运动的严重后果：（1）“大跃进”运动使浮夸风、瞎指挥泛滥盛行。1958年6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各地纷纷制定自己的“跃进”目标。例如在农业方面，许多省都提出了“苦战三年，彻底改变全省面貌”；广西来宾县提出“苦战四个月，基本实现水利化”；河南长葛县提出当年要把全县112万亩土地深翻一遍，争取亩产800斤；湖北谷城县提出“争取一两年内小麦亩产一千斤”；……在工业方面，机械工业部门提出“二五”计划期间，机械工业的产品产量平均每年的递增率要达到50%；冶金部门提出，实现“五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上美国”的任务，“二五”期间钢产量平均每年的递增率要达到41.5%；煤炭部门提出“二五”期间煤产量要达到7亿吨；“两年赶上英国，十年赶上美国”；铁路部门提出全民办铁路，“二五”期间修铁路3万公里，15年内全国铁路总长度要达到27万公里……浮夸，首先是点上的浮夸。苏联发射了两颗人造地球卫星，在全世界引起很大震动，不少人就把自己假造的所谓高产典型叫做“放卫星”，一时间成为全国流行的时髦用语。1958年6月8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小麦2105斤的“卫星”；6月26日，又报道了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2340斤的“卫星”。随后，“卫星”越放越大。小麦“卫星”亩产最高的，为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蹇什克农场亩产8585斤；水稻“卫星”亩产最高的，为《人民日报》9月18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130434斤……除了小麦、水稻“卫星”以外，《人民日报》和一些省报，还连续报道了玉米、高粱、谷子、蕃薯、芝麻、南瓜、芋头、蚕豆、苹果等28种农作物和蔬菜、水果的高产“元帅”。7月23日《人民日报》社论提出：“只要我们需要，要生产多少就可以生产出多少粮食来”。8月13日《人民日报》社论《祝早稻花生双星高照》，正面引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豪言壮语。报道宣传还把徐水县说成是一个农业高产的典型，说徐水县正计划发射几颗“高产卫星”。例如1亩产山药120万斤、一棵白菜500斤、小麦亩产5000斤、皮棉亩产5000斤，全县粮食平均亩产2000斤等等。从6月中旬开始，各协作区和各省纷纷放炮。柯庆施为主任的华东协作区首先放炮：华东五省市（不包括山东）去年粮食总产715亿斤，今年夏季就收到了203亿斤，加上秋季将有1200亿斤，比去年将增加507亿斤，增长近70%。此后，其他各大协作区也纷纷按“大跃进”的愿望和要求测算本区产量。一向低产的西北地区提出：1958年每人平均粮食产量要达到1100斤，1959年2000斤，1962年突破3000斤。1958年8月25日，农业部党组提供给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报告称：1958年全年粮食产量超过8000亿斤，比1957年的3700亿斤增加4000亿斤，增长1倍以上。（2）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在1958年开始的工业“大跃进”，最具典型性的是全党全民大炼钢铁。由于突出钢铁工业，对整个国民经济产生了严重的影响，造成国民经济各方面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由于过分扩大基建规模，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增加，积累率大大提高。1957年积累率为24.9%，1958年猛增为33.9%，1958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原计划1135个，后来增加为1587个。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急剧增加，1957年2451万人，1958年猛增为4532万人，1年内增加2081万人。1957年轻重工业之间的比重为55∶45，1958年则变为46.5∶53.5。1957年农村劳动力有19310万人，到1957年农村劳动力只有15492万人，减少了3818万人。由于不少农具、牲畜被抽调支援大炼钢铁运动，再加上“共产风”，1958年秋收十分粗糙，丰产没有丰收，大批粮食、棉花在地里无人收割，给农业造成极大损失。（3）浪费损失严重、经济效益差。1958年8月底，全国钢产量仅完成450万吨，只剩下4个月时间，还要完成620万吨，毛泽东感到了“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在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只有动员全党全民大炼钢铁。9月1日，党中央发布北戴河会议公报，号召全党全民为生产1070万吨钢而奋斗。《人民日报》连续发表社论提出：“钢铁工业是整个工业基础，是整个工业的纲，是整个工业的元帅。”要其他部门“停车让路，让钢铁元帅升账。”7月底，用于钢铁战线的劳动力才几十万人，8月底增至几百万人，9月底猛增到5000万人，10月间增加到6000万人，年底达到9000万人。投入各类“小（小土炉）、土（土办法）、群（群众运动）”的农村劳动力，最多时达6000万以上。土高炉遍地开花，7月间全国新建炼铁土高炉3万多座，8月间增至17万多座，9月间增至60多万座，10月间已达数百万座。1958年国家共补贴小高炉40亿元。12月19日，党中央宣布：“1958年我国人民夺取1070万吨钢的大战已经告捷”。当时宣布钢产量为1108万吨，实际上合格的钢只有800万吨。在1369万吨生铁中，土铁达416万吨，占33%。1958年的大炼钢运动，造成了人力、物力和财力的巨大浪费。（4）人民生活水平下降。“大跃进”造成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生产下降，人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由于轻工业品和农副产品的短缺，市场供应紧张，加上“大跃进”取消了计件工资和奖金，收入减少，城市居民生活受到很大影响。农民的自留地、家庭副业被取消，集体分配减少，收入显然下降。此外，由于“大跃进”迫使城乡劳动者加班加点，到处参加生产和运输大战，十分疲劳，人民生活受到严重影响，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极大伤害。(https://www.daowen.com)

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指出：从总体上来说，第一个回合的“大跃进”是得不偿失的。投入很大，经济效益很低；国民经济严重比例失调；企业管理混乱，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他还指出，从“大跃进”的发动阶段，大致可以看到有以下一些问题：把建设社会主义，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落后面貌看得太简单太容易了；只怕冷不怕热，只反右不反“左”；对经济建设这个根本不同于革命斗争、具有自身特殊规律的事物缺乏深入的理解，仍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这是客观公正的。

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开展。轻率地发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我们党在50年代后期工作中的又一个重大失误。这个失误是伴随着“大跃进”运动的失误而产生的。1958年3月，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了把小型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建议。中央同意这一建议，并制定了《关于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的文件。4月，河南首先掀起了并社的高潮。5月，中央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后，并社工作也在全国普遍展开。1958年7月1日，《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全新的社会，全新的人》的文章。文中说：“把一个合作社变成为既有农业合作，又有工业合作的基层组织单位，实际上是农业和工业相结合的人民公社。”这是第一次提出“人民公社”概念。1958年8月，毛泽东先后视察了河北省的徐水县、安国县、定县、河南省的新乡县七里营乡、襄城县、长葛县和山东省的农村工作。毛泽东询问了七里营人民公社的情况后说：“对，有这样一个社，就会有好多社。”在山东视察时又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8月13日的报纸发表关于“还是办人民公社好”的消息后，全国各地迅速掀起了办人民公社的热潮。1958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广泛地说到了对有关人民公社问题的看法：办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的，不是我们提倡的；人民公社的特点：一曰大，二曰公。我看叫大社。大，人多（几千户，1万户，几万户），地多，综合经营，工农商学，农林牧副渔；大，人多势众，办不到的事情就可以办到；大，好管，好纳入计划。公，就是比合作社更要社会主义，把资本主义残余（比如自留地、自养牲口）都可以逐步搞掉。房屋、鸡鸭、房前房后的小树，目前还是自己的，将来也要公有。人民公社兴办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全体劳动妇女都可以得到解放。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与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人民公社的建立，标志着对资产阶级法权的进一步破坏；“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口号可以提；搞人民公社，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办人民公社，要试，一个县要有一两个试点，不要一哄而起……经过讨论，8月29日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9月1日出版的《红旗》杂志第7期，发表《迎接人民公社化高潮》的社论和《碴岈山卫星公社简章（草稿）》。9月10日，《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公开发表。《人民日报》同日发表社论《先把人民公社的架子搭起来》。决议和社论发表后，全国人民公社化迅速展开，并形成高潮。到11月，全国74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改组成26.5万个人民公社。参加的农户12690多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99.1%。这样不到3个月时间，我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人民公社化。

人民公社的弊病。农村人民公社化的过程，实际上是农村里第一次大刮“共产风”的过程。“共产风”这个词，是毛泽东在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讲话中首先使用的。毛泽东指出：“公社在一九五八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贫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1960年11月5日中央关于彻底纠正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对生产瞎指挥风）问题的指示指出：“‘共产风’，从一九五八年下半年以来，虽然年年在处理，但始终没有停止，还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在刮，而且越来越严重。”薄一波在他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中也认为：“共产风”，可以说是人民公社的诸多弊病的集中表现。这些弊端主要有：首先是“一大二公”的弊病（规模大、公有化的成分比合作社大得多）；其次是分配制度的弊病（搞平均主义严重挫伤群众积极性）；再次是“三化”弊病（即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最后是政社合一的弊病（导致不讲经济效益、不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讲因地制宜、单凭行政命令管理经济、什么事情都“一刀切”的重要根源）。

实践证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质是企图在生产力不发达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所谓普遍平等、平均、公正合理的社会。这只能是一种超现实的空想，它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一大二公”决不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贫困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政社合一的分社体制是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源。薄一波在分析毛泽东为什么看中人民公社的模式时指出：第一，有照搬马克思的概念并扩大了这些概念运用范围的问题（最典型的要算破除所谓资产阶级法权问题）；第二，有不适当地沿用革命战争时期经验的问题（供给制和无偿调拨就属于这种情形）；第三，可能还有毛泽东青少年时代曾受过的某些政治思想影响的问题；第四，还可能有中国文化遗产中某些特殊材料的影响。也有学者指出它是：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产物；来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和经典作家关于公社论述的启示；群众自发性的联乡并社与新闻舆论的推波助澜；中外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4]；这些分析都是非常合情合理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严重问题，党中央和毛泽东曾有所发现和察觉，并采取措施加以纠正。但是1959年庐山会议（即1959年7月2日至8月1日在庐山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2日至8月16日的八届八中全会）开展的错误地批判“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运动和新的“大跃进”，使纠正错误的过程中断，国民经济又重新陷于严重比例关系失调之中。1960年，即“大跃进”的最后一年，我国的经济正陷入极度困难的境地。主要农牧业产品大幅度减产，出现了全国性的粮食和副食品危机。1960年，粮食实产2870亿斤，降到1951年的水平，1962年的棉花产量降到了1950年的水平，农业生产大约倒退了10年时间。生产性基本建设规模膨胀，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比例全面失调。首先表现在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1958—1960年平均积累率高达39.1%，这三年积累额共达1438亿元，比“一五”期间全部积累还多44%。其次是工农业比例失调。再次是工业内部比例失调。其四是供求比例严重失调。财政收不抵支，出现赤字，造成通货膨胀、物价上涨。1958—1960年连续三年出现财政赤字；1958年为21.8亿元，1959年为65.8亿元，1960年高达81.8亿元。全国人口非正常死亡情况十分严重。1960年人口死亡率陡然升到25.43‰，大大超过1949年尚处于战争年代的20‰，全国人口净减1000万。特别是农村，1960年人口非正常死亡更为严重，这一年农村人口减少1702万^[5]。这时党和国家才不得不下决心停止“大跃进”，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经济建设必须坚持稳步发展的方针；必须搞好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必须加强对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不能套用革命战争年代的成功经验；生产关系的调整不能超越生产力的现实水平；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制度。连续三年的“大跃进”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仅直接经济损失就高达1200亿元）。历史的教训必须永远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