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上台与苏共出师不利的经济改革
1982年11月10日，执政18年已76岁高龄的勃列日涅夫病逝。此后继任的苏联党政军最高领导人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都因年老体弱，就任时间一年左右先后病逝。即在28个月的时间里，苏联连丧三任最高领导人。这反映了苏联最高领导层年龄结构的不合理和国家领导制度上的弊端，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的注意，也极大地影响了苏联社会的发展进程。就在契尔年科病逝的第二天——1985年的3月11日，苏共召开中央全会（非常），一致选举54岁的健康且精力充沛的戈尔巴乔夫为苏共中央总书记兼国防委员会主席。7月戈氏又当选为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
戈尔巴乔夫1931年3月2日生于俄罗斯南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的集体农庄拖拉机手家里，15岁时做过收割机驾驶员，16岁在中学期间“就得到奖励，担任校共青团书记，”“被免试保送进入莫斯科大学，又成为大学的共青团书记”[1]。且在学校内参加共产党（1951年），1955年（25岁）从法律系毕业后分配回家乡斯塔夫罗波尔任团市委书记，1962—1970年任区党委部长和区委第一书记，“积极接受了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的非赫鲁晓夫化”[2]。1970年开始，戈氏进入中央权力圈子，任最高苏维埃委员，1971年4月当选为苏共中央委员，1979年为政治局候补委员，1980年为政治局委员，1983年负责农业的党中央书记，1985年任中央总书记。仕途几乎是一帆风顺，戈氏是苏联体制下既得利益者。但上台后年富力强的戈尔巴乔夫却深感苏联的改革势在必行，且自己应该身体力行。否则，苏联作为一个大国，下个世纪就会在世界上消失。如1984年年底的一次中央全会上，戈氏就透露了这样的思想：“除非我们把国内的事处理好，否则我们就不能在世界事务中保持大国地位。”[3]
（一）苏共“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构想的提出
改革必须先从国内的经济政治生活状况改善开始，戈氏也不例外。而处理国内的事务首先就是要改变糟糕的经济形势，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当天的就职演说中，就表示要贯彻党的前领导人主持制定的“加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和完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的方针”，必须动员全国力量，实现经济集约化和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任务。一个月后的4月23日的苏共中央全会上，戈尔巴乔夫明确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简称“加速战略”）的战略方针，一是提出要在1986—2000年间加速改革经营管理方法，通过对生产潜力进行质的改造，使生产潜力翻一番，国民收入翻一番。即由1985年的5670亿卢布增加到11340亿卢布，年均增长4.7%[4]，劳动生产率增长1.3～1.5倍，年均增长5%～6.3%，以提高苏联的综合国力[5]。二是戈氏在加速战略中还提出要加速社会发展、提高居民福利，争取将居民实际收入增加一倍，达到年均增长3.5%，非食品消费品至少增加80%～90%；居民生活服务增加1.1～1.3倍；基本保证每个家庭有单独一套住房。三是从根本上改进教育和培训制度，改进医疗服务，大力扩大和加强文化、体育、娱乐设施和整个社会的物质基础。戈氏最后指出，加速战略的实施“标志着转向新的战略方针，转向改革”的起点，他号召全党通过该战略“争取达到社会的新质状态”。
“加速战略”是苏共新领导鉴于苏联经济增长率从70年代开始逐年下降，到80年代初已经濒临危机的边缘，在同西方国家的经济竞赛中愈来愈处于劣势而提出的加速苏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战略构想。他们试图依靠加速科技进步和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加速苏联经济向生产集约化、高质量高效益快速转变。应该说这一战略提出的本身是无可厚非的，用15年时间翻两番也应该是可行的，反映了苏共改革的一种急迫感。
但鉴于对过去苏联历次经济改革的修补性质、成效不大的认识，戈氏明确指出，在当前的形势下，对苏联的经济体制不能局限于局部调整，而必须对其进行根本改革。在这样的背景下，1986年2月25日—3月5日，苏共二十七大召开，大会通过了《苏联1986—1990年至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对四月全会提出的“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加以确认：“代表大会完全赞同苏共中央委员会所制定的加速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构想和实施这一构想的实际步骤；确定党的战略方针是：向有极高组织程度和效益的经济过渡，这种经济应有全面发达的生产力、成熟的社会生产关系和理顺的经济机制”。[6]即苏共希望苏联走上集约化发展道路，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实现国民收入翻一番，经济从数量和质量上加速发展，提高苏联的综合国力。大会制定了实施“加速战略”目标的两条主要改革措施：一是发展先进科技，并用它们来改变社会生产力。为此决定改革科技管理体制，加强经济机制对发展科技的引导作用，尽快把科技工作重点转向研制和应用先进工艺，为革新社会生产力服务。为了开发新技术，苏联在1986—1987年间成立了23个新的科学技术研究联合体，使得1985—1987年间苏联新机器的生产和其他资本品的增长速度比十年前翻了一番[7]。二是“根本改革”经济体制。二十七大提出经济体制：（1）调整产业结构。根据经济学家的设想，把甲类工业与乙类工业的比重由3∶1改变为2∶1左右。（2）在保持国家集中计划的同时改进计划工作，加强中央在实现经济战略目标方面的作用，提高集中领导经济的效力，不允许中央干预经济部门业务活动；（3）各级国民经济部门改用经济领导方法，改组管理结构，改变物资供应、价格形成、拨款信贷制度；（4）改变管理工作和经营方式，顺应生产集约化、专业化和协作化的发展趋势，建立相关部门的综合体、联合公司；（5）改革农业体制，在农业方面继续推行集体承包和家庭承包制；（6）进一步扩大企业和联合公司独立经营的自主权和范围，使其发展成为相对独立的经济体；（7）强调管理的全面民主化，提高劳动集体在管理中的作用，加强自下而上的监督，加强经济机关工作中的报告制度和公开制度等等。
二十七大的经济改革措施的特点就是试图调整产业结构，但重点还是放松国家计划，逐步减少对经济的行政干预，扩大企业的权限，提高经济效益，搞活经济。然而由于苏联消费品工业生产长期落后，基金装备率只有10%，而且生产设备大部分已超过折旧期限，所以想在短时间内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的任务很难。二十七大后加速战略提出的措施并没有有效实施，经济几乎没有起色。
1987年苏共中央又召开一月全会和六月全会，对“加速战略”的内容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六月全会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作为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通过了《企业法》草案，交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随即，最高苏维埃又通过了《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又制定了有关计划、价格、财政、银行和物资技术供应等11个方面的改革决议，并决定自1988年1月1日起在全国分批实行。这些文件集中反映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具体构想。此时，苏共开始将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发点由产业结构变为企业，但在苏联经济结构没有大的变化、经济体制改革处于刚起步阶段的时候，企业中注重质与量的经营机制根本没有形成且不可能形成，因此想通过改革“企业”这一经济的细胞是根本无法实现改革需要的集约化与高效率的双重目标的。可见从苏共二十七大一直到1988年，苏共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是有问题的。(https://www.daowen.com)
（二）刚刚起步就失败的经济改革
当然，“加速战略”和经济体制改革构想的提出，在当时的苏联是必要的，在某些经济理论方面也突破了以往的框框，如提出价值规律、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要前提，改变了以往一概排斥的态度；提出公有制与私有制相互竞争的观点，突破了社会主义只能实行全民所有制的认识；突破了几十年一贯的生产关系自动适应生产力的观点，承认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但关键的问题是这一发展战略和改革任务的执行和落实。二十七大后的一两年里，围绕大会制定的目标和任务，改革运动迅速展开，声势浩大，但在具体落实过程中，苏共并没有进行科学的研究制定可行的实施政策，出现了一系列的失误，使得经济改革困难重重，最后事实上宣告失败。
经济改革突破口选择的失误——“反酗酒运动”和改革外贸体制。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没有在苏共中央更没有在全党就经济改革从哪里起步做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探索，而是更多凭自己的主观理解仓促上阵了。在上台的第二个月，为了显示他的魄力及与前任的与众不同，选择了酗酒这一社会不良现象做突破口，本意是要改变民众的恶习，改善国民的精神状态，但在对苏联经济问题缺乏必要的深入了解和全面思考的前提下，鲁莽的开展了历时3年、触及传统、涉及每一个家庭的反酗酒运动，是非常错误的，后来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苏共中央为了显示改革的决心，还专门公布了《关于克服酗酒现象的决定》[8]，决定采取下列行政措施：（1）关闭了半数以上的酒品商店。在咖啡店和大部分普通饭店禁止消费酒品。出售酒品的权利只授予大城市中的某些饭店。缩短出售酒品的时间，比如从14点到19点。（2）对酗酒行为实行大规模的惩罚制度，如拘捕、流放、解除工作。禁止在公共场所饮酒，禁止向20岁以下的青年出售酒品。（3）提高酒品价格，减少酒品生产（例如1987年的生产量减到1984年的50%）。苏联最高苏维埃和部长会议也分别发布相关决议和命令，并将此作为改革的组成部分。
随着运动的开展，始料未及的是酗酒现象并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苏联经济上却出现了巨额预算赤字，经济部门间的比例出现失调，消费品市场遭到破坏。反对酗酒运动事实上的失败，不仅为苏联的经济改革投下了阴影，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苏共领导人领导经济改革和经济工作的威信。
在反酗酒运动进行的同时，苏共还进行了外贸体制的改革。1986年8月苏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改善对外经济联络管理工作的决定》的决议，直接由总书记和政治局负责外贸部。随后又改组外贸部为具有“超级部”功能的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不久又将外贸部和国家对外经济委员会合并成新的机构——对外经济关系部（1988年1月），向国外市场开放贸易。这一改革对外贸的打击是毁灭性的。当时的统计材料显示，1984—1986年期间，苏联对西欧国家的出口下降了40%。1986年以后外贸系统遭到严重破坏。一方面，贸易系统的工作机制和正常功能因中央集权机关仓促放权而无法正常发挥作用；另一方面，新建立的组织又因为产生了更低级的单位，即各种贸易公司而迅速变得软弱无力。戈氏把不少于700个没有进行直接贸易经验的贸易组织投入“自由市场”。在贸易部改革成效不大的时候，戈氏不是进行调整而是决定与经互会和西方建立合营公司，彻底放开外贸，丝毫没有考虑国内贸易系统的承受性。1986—1988年与西方公司合营的公司就达60个，1990年则达1274个。但1986年后对外贸易的指标还是下降了，1986—1989年的外贸增长率只有1980年前的一半，为2.8%[9]。这一改革措施与苏联的内外贸体制无法接轨，水土不服，决定其不可能成功，而且这种人工移植般（有人认为是对中国对外开放的迷信）的外贸改革，加深了苏联经济的混乱和困难，而且破坏了几十年经互会国家间的经济联系，对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共制定不切实际的经济改革时间表，想通过行政命令方式改革经济的失误。按《根本改革经济管理基本准则》和《企业法》和中央部署，1988年起2/3的企业和公司要按新原则工作，1989年全部企业完成向新的经营过渡，1990年实施宏观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一年一个目标，且涉及经济的微观细胞到宏观体制，如果有经济学的常识，就会知道这本身就不是两三年能解决的问题。同时由于传统的体制和利益格局没有打破，且难以在短期内打破，各级管理机关和干部的思想和方法难以迅速变化，改革不仅会遇到许多阻力，且不可能到位，只能发生变形和“空转”。结果扩大企业自主权在计划经济体制不变的前提下成为空话，职工个人的劳动报酬虽然增加了，但国家劳动生产率却下降了，市场供应紧张加剧，消费品严重短缺。
“加速战略”本身的失误。首先，“加速战略”仍以经济增长速度为主要目标，没有抓住经济结构不合理这一关键，未能通过加速发展轻工业和农业来缓解市场供需的矛盾，反而强调大力发展机械制造业，致使经济结构的畸形更加发展，结果当1988年实施改革后购买力增长的第一个冲击波冲向市场后，立即出现消费品全面和严重短缺危机。这实际上不如勃列日涅夫的质量效益计划和柯西金的转向集约化经营的经济战略，又回到了发展重工业和粗放发展的老路上去了。由此看来，加速战略实际上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混合体，它企图把全面集约化战略与传统的发展重工业战略拼凑起来，它的核心依然是追求总产值，侧重点依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如“加速战略”规定1986—1990年的“十二五”计划投入重点仍在重工业。这实际上是不可能做到的，结果只能是进一步恶化不合理的经济结构。生活用品短缺的状况不可能改进，人们看不到加速战略和改革带来什么实惠，对改革的态度自然消极。因此加速战略从思路到政策框架都注定不可能改变苏联的畸形经济结构，苏联经济必然重蹈恶性循环的覆辙；其次，加速战略从工业起步违背苏联生产力发展的规律，使整个经济体制改革难以顺利进行。尽管加速战略的措施中也曾提到要调整投资结构，向农业和轻工业倾斜的投资政策，但调幅不大，且没有落实措施。这样依然落后的农业和轻工业无法为改革后增长的购买力提供必要的商品准备，导致1988年春起消费品的全面短缺。直到1989年3月，苏共中央全会才专门研究发展农业问题，年底才知道要制定经济健康化计划，大力发展农业和轻工业，但为时已晚。第三，改革措施不配套。一方面，1987年苏共中央六月全会召开，确立了从企业改革入手，自下而上推进改革的思路，通过了《根本改革经济管理的基本原则》和《国营企业（联合公司）法》，取消了对企业的指令性计划，国家主要通过控制数字、长期稳定的经济定额、国家订货和限额等手段控制和引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企业改为完全经济核算和自筹资金，往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社会主义商品生产者方向发展。但由于宏观措施不配套，企业外部经营条件不具备，如1990年底，95%的产品和95%的价格仍由国家统一调拨和计划，国家工业品流通也由国家垄断，企业仍隶属于部委，而部委依然依靠行政命令管理企业，企业无法真正独立经营和搞活，加之价格、财政和物资分配等体制改革的滞后，企业改革独自空转，市场发育缓慢，无法形成竞争机制。这样企业外部既没搞活内部又打乱了，苏联经济的这个细胞并没有在改革中焕发活力反而接近破裂。另一方面，在缺乏宏观控制和竞争机制下企业自主权的扩大还引发了意想不到的经济生活的混乱。最突出表现在企业从自身利益出发，不生产或少生产盈利低但人民需要的东西，导致一些日用商品的（火柴、卫生纸等）的短缺；同时收益分配权的扩大又使得企业在生产增长很小甚至不增长时反而不断增加工资和奖金，导致消费基金失控。货币收入的增长大大超过商品和劳务的增长速度，导致通货膨胀加剧，消费品市场从紧张变为全面短缺。第四，闪电般大批撤换经济部门的干部。戈氏以是否支持改革为标准，1986年6月撤换国家计委的干部，8月，撤换国家经贸委的干部，1987年扩大到基层和所有的中央机关。1987年的六月全会继续撤换领导干部的运动，1988年十九大干部撤换达到高潮，到九月全会党内高层领导干部中已没有反对派。这使得不少干部对改革或观望或反对。“在苏联的政治史中，这一时期可以说是极度变革引起矛盾和混乱的时期。当时的情况甚至使对‘改革’有兴趣的西方观察家们都感到惴惴不安”[10]。
因此戈尔巴乔夫匆忙发起的经济改革起步不久就几乎失败，不仅没有达到加速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反而使经济混乱，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人心开始涣散，对改革开始失望，经济改革难以进行。苏共在经济改革中没有能向人民交出一份满意的答卷，这不仅在相当程度上促成了苏联政局的恶化，政局的恶化反过来又影响经济改革的进行，而且也大大降低了人们对戈尔巴乔夫及苏共的热情和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