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统治集团禁烟方针错位的原因
考察古今中外的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弱国无外交”；任何一个国家的生存兴亡，都必须建立在自身国内安定、强盛的基础之上，“恃己而不恃人”。魏征为强大唐王朝制定的“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对内对外总方针，就是建立在上述基础之上的。北宋大臣田锡向宋太宗进备边之策时所说：“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则外自安”，[79]其主要着眼点虽不是立足于自身的强大，带有“攘外必先安内”的色彩，但对外妥协的色彩并不十分浓厚。然而，耆英等人提倡并为清政府接受、确定为新的禁烟方针的“禁内不禁外”政策则不然。导致清统治集团禁烟政策发生第三次严重错位的原因，不外有二：
一是腐败无能的清统治集团在鸦片战争后为英国的坚船利炮所震慑，产生了严重的畏夷苟安心理，担心严禁洋人贩卖鸦片会引起新的衅端，故此企冀以自固藩篱之计，收鸦片不禁自绝之妙。时人夏燮曾指出：“鸦片以新例初颁，遂启衅端（指爆发鸦片战争—引者注），因之三帅掩耳盗铃，既不敢申明前禁，又不便擅定税章，遂置此款于不议”。[80]1851年3月5日苏松太道麟桂说，在禁绝鸦片问题上，“中国办内地之民，外国亦无可借口”，[81]更是这种畏夷苟安心理的真实写照。
二是清统治集团禁烟政策隐性错位的错误回归。早在1836年9月，兵科给事中许球就曾提出“制夷之法，详内而略外，先治己而后治人”[82]的“禁内不禁外”的禁烟之法。1838年6月，黄爵滋再次明确提出以重治吸食者为主要特征的“禁内不禁外”禁烟方针。1840年2月，大学士穆彰阿等给道光帝的奏折中也强调：“未有内治不严，而能使外夷畏威奉法者也”。[83]
当某种社会政策遭到巨大挫折或失败后，人们往往会忽视对这一政策失败原因的冷静分析，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回忆起原来曾与之相歧异的另一种社会政策，并很快产生认同感。这种例证在人类社会生活领域中屡见不鲜。我们虽无确切史料表明耆英等人确曾深受许球、黄爵滋等人观点的影响，但自1838年黄爵滋禁烟奏议的提出，经过清统治集团内部的大讨论，再经过鸦片战争，至耆英等人与英军议和，不过短短的四五年时间。当时（1838年）已身居要职的牛鉴（江苏布政使）、耆英（已授盛京将军）对黄爵滋禁烟奏议的内容必皆熟知。经过鸦片战争的大创之后，包括牛鉴、耆英等人在内的清统治者，对这一原来未被采纳的禁烟奏议产生认同感，亦非不可能之事。
当然，应该特别指出的是，黄爵滋等人“治内不治外”的禁烟方针与牛鉴、耆英等人“禁内不禁外”的禁烟政策，虽同是封建官僚政治腐败无能、治国无方的表现，但黄爵滋等人立论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在于彻底禁绝鸦片，基本上是立足于国家独立自主基础上的治国施政方针，或者说是清统治阶级就如何禁绝鸦片问题进行的一种方法探讨（姑不论其可行与否），因而不具有多少对外妥协色彩。而耆英等人则是在中国战败的情况下，没有认真吸收黄爵滋的彻底禁烟精神，只是简单地因袭了其奏议中不成熟、不完善的禁烟方法，力图以这种“禁内不禁外”的方法，竭力避免再次触惹不知礼义，无可理喻的蛮夷，已不再是独立自主基础上治国方略的探讨与试验，因而带有严重的半殖民地妥协色彩。(https://www.daowen.com)
鸦片战争后清统治集团禁烟政策的第三次严重错位，给中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带来了极其严重的影响。
由于清政府不敢公开申明其彻底禁绝鸦片的政策，外国侵略者利用其取得的各种特权，猖狂向中国走私鸦片。“在上海，鸦片在海关关员的面前公开通过”；“在厦门，鸦片趸船泊在与海关附近的地方，并不畏惧中国官吏的干涉”；“在宁波、福州及汕头，鸦片贸易也是同样的公开”。[84]19世纪40年代，平均每年进口鸦片达37000箱。另一方面，外国侵略者又利用清政府的畏夷苟安心理和禁烟政策上模棱混沌的态度，不断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外交甚至军事压力，以迫使其同意鸦片贸易合法化。与此同时，部分清政府官员鉴于国内爆发太平天国起义，财政拮据，国内禁烟法令“过于严峻而无效”，再次奏请清廷，要求对国内鸦片吸食者等“减轻刑罚”，[85]并对鸦片进口征税。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人也不断奏请清廷对鸦片征税开禁。
1858年11月，英国侵略者利用《中英通商章程善后条约》，终于迫使清政府同意鸦片以“洋药”名义进口。这样，毒品鸦片就如同决堤的洪水般涌入中国。50年代平均每年进口鸦片高达68000箱；60年代则达70000箱。它不仅严重地腐蚀着清政府的“禁内”措施的实行，而且摧残着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社会生产力，破坏了中国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
在此后的数十年中，中国虽“一再重起反对鸦片的怒潮，但是直到1906年颁发的谕旨的时候为止”，清政府再也“没有采取过什么有效的步骤”[86]去禁绝鸦片，中国更深地坠入半殖民地的深渊。正如孙中山先生1912年3月所说：“鸦片流毒中国，垂及百年，溺通于贵贱，流衍遍于全国……其祸盖非敌国外患所可同语”。[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