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
安庆起义之时，徐锡麟适任安徽巡警学堂会办兼安徽巡警处会办之职。安庆起义的领导者徐锡麟，当时的公开身份既非草莽村夫，亦非海外康、梁逆党，更非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而是清廷的四品官员。章太炎先生称其为“官吏革命之始”，[293]故其所造成的政治影响，特别是对晚清政局的影响颇大。
首先，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使清统治者感到意外和蹊跷。
1907年7月6日，即安庆起义的当天，两江总督端方即电告北洋大臣袁世凯安庆竟发生了巡警会办徐锡麟枪击巡抚的咄咄怪事，“事奇极”。[294]但很快他们即感到万分惊恐，大呼“此次变起仓卒”，[295]“巡抚恩铭突被戕害，殊深骇恻”，[296]“此次变出非常”。[297]就连边远的新疆巡抚联魁也不无忧虑地说：“皖省情形如此，其他已可概见”。[298]尤其是当清廷得知浙江大通学堂的秋瑾起义消息后，更是惊怖异常，惊呼“徐匪蓄谋日久，死党极多，现浙省拿获之秋瑾即系徐匪同党，闻有羽翼万人。此外被徐匪之煽惑入伙者，更当不知凡几”。[299]
清廷表面镇静，通令各地外松内紧，不可张皇失措，并任命俞廉三与沈家本、英瑞等为修订法律大臣，命其进京，以示坦然；实则到处风声鹤唳，草木皆兵，采取种种善后防范措施。
其一，他们对徐锡麟略作审问后，即将其残忍杀害，以防其他革命党人“有劫犯情事”。[300]
其二，命令南京、安庆等地电报局“暂时停收各处密码商报，如有他局传来密码商电，应一律停送”，[301]以防徐锡麟等人的同党或其他革命党利用电报互通消息，策划新的起义。
其三，恩铭于受伤后曾口授示谕：“今日变起仓卒，本部院亲目所睹，皆徐锡麟会办一人所为，与全堂学生毫无干涉，务各安静无哗，各守本分，勿得疑惧”，[302]派人四处张贴，意在不使巡警学堂其他学生因惧生变。稍后又传谕巡警学堂学生，除因参与此次起事而被监禁者外，其他学生均不追究，可速回学堂，“领取行李物件，暂行作为毕业”，“暑假后再行换给毕业凭照”。但安庆地方当局内心十分恐惧，恩铭不治而死后，暂秘不发丧，城门紧闭，“凡似学生穿白洋纱衣裤者，皆须擒拿”。[303]
其四，两江总督端方从江苏急调江元、南琛两兵舰及陆军一标；湖广总督张之洞，急调测海兵轮及新军一标赴皖，以防起义再起。端方电令安庆方面，将徐锡麟“系由何人荐引得差……在寓同住者为谁？平日往来最密者为谁？其所放手枪系由何洋行所购？同时放枪者共若干人？有无别堂学生、外来匪徒及他项人在内”等“紧要关键”，“必须逐一查明”。[304]
其五，7月8日，清廷在从日本大阪至安徽的上水轮船中，发现藏匿于衣包、枕头及口袋中的火药六七十斤。清政府认为，“此项火药，显系匪党暗图接济，虽经查获，难保不有续来”，命令上海、镇江、芜湖、九江等处关道，务必与海关税务司切商，“随时严密盘查”。[305](https://www.daowen.com)
其六，致电清政府驻日本使臣杨枢，命其严密监视“有通逆谋乱确据”的留日学生沈钧业、范肇基等人，“不论其何时回国，先期电知，以便设法密拿”。[306]
其七，清廷颇以“长江上下，伏莽素多，大率以革命排满为煽惑之计，更恐各处风闻响应”为虑，“密电沿江沿海各督抚，严密防范”。[307]就连“风气未开”的新疆省亦不敢大意疏忽。7月15日，新疆巡抚联魁电告端方云，本省“一切尚属安静，请放怀”。[308]事后，清廷各级官吏对新式学堂的学生防范甚严，纷纷上奏清廷，称“近日学堂，怪风恶俗，不忍睹闻。为国家计，则必有乱臣贼子之祸；为世道计，尤不胜洪水猛兽之忧”，[309]“学务腐败已极，若不惩戒，日后必有犯上作乱之事”，[310]要求采取种种整顿措施曲突徙薪。
7月12日，在安徽巡抚衙门对恩铭进行祭奠之日，有一人“手提鸡蛋，冒充庖丁，直入后堂”，旋被拿获。神经高度紧张的清官员竟以“冒充庖丁之人，既无发辫”为据，断言此人“自系匪党”，[311]一时闹得杯弓蛇影，人人惊恐。更有传言称，不但安徽警界中有革命党人，即“皖省军界、学界多有革命党匪潜匿在内”，[312]使清统治者颇有革党人无处不有，无时不在，神秘莫测，防不胜防之忧。尤其使他们感到无奈和为难的是，“现在革命邪说浸灌已久，有名之羽翼易捕，无形之煽惑难防”。[313]10月17日，清廷颁布上谕怒斥各地督抚大员于时事多艰，人心浮动之际，养尊处优，吏治废弛，往往酿成地方巨患。通谕自此以后，“凡督抚到任六个月后，倘所属地方出有巨股土匪重案，定惟该督抚是问”，[314]力图以此强化地方大员的维持地方治安的责任感，防患于未然。
其次，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使清统治者，特别是清廷权贵惊惧万分。
徐锡麟被俘后，不但坦承自己“专为排满而来，做官本是假的”，要“乘时而起，杀尽满人”，而且明确宣称：“我蓄志排满有十余年”，除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外，还准备“再杀铁良、端方、良弼”。[315]这对清廷各级官员具有极其强烈的威慑作用，满族亲贵更是心悸胆寒，如坐针毡，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终日，皆曰“革命军不足畏，惟暗杀实可怕”。[316]“徐锡麟事起，铁良、端方惧。铁良遣安徽人程家柽来东京求和于党人，愿出万金以买其命。”[317]铁良甚至愿出巨资购买《民报》准备刊发的《勉励革命党人完成徐氏未尽之志》一文。两江总督端方在给陆军部尚书铁良的电报中也曾忧心忡忡地说：“吾等自此以后，无安枕之一日”。[318]直隶总督袁世凯“自闻皖事，几为之悸，于是而病”。[319]北京城内的宫苑衙署，虽均“添派卫兵及巡警队兵，驻扎防护”，“防卫加严”，剑拨弩张，如临大敌，但清廷官员仍为之“惶惧异常，有草木皆兵之象……其在颐和园值班各军机大臣及参议政务大臣……颇有谈虎色变之态……均有戒心”。[320]慈禧太后亦因担心有引见人员如徐锡麟枪杀恩铭故事，谕军机大臣，“嗣后各衙门引见人员，暂归内阁验放”，[321]暂停引见。
另外，徐锡麟领导的安庆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最高统治者的统治信心。
恩铭在给慈禧太后的遗折中说，徐锡麟曾经出洋，后分发为道员，且为前湖南巡抚俞廉三的表侄，因而对其深信不疑。徐锡麟到任后亦勤奋异常，不料其却“身为党首，欲图革命，故意捐官”，所有这一切，均“非第奴才之不防，抑亦人人所不料”。恩铭特别提示慈禧太后，仕途庞杂，今后进用出洋学生之时，需“慎选之”。[322]一向专权自信，骄横不可一世的慈禧太后，其统治信心亦因此受到沉重的打击。革命党人竟然采取“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充任清廷四品官员造反叛逆，这使慈禧太后虽尚无“四面楚歌”之患，但已悄然而生“众叛亲离”之忧，大有落花流水春去也的无奈之感。据深悉清廷内幕的陶湘称：“皖事出后，慈圣痛哭，从此心灰意懒，得乐且乐”，颇有眼不见，心不烦，得过且过，听天由命的心理。
当时，日俄协约即将签订，这对中国、特别是中国的东北地区威胁甚大。军机大臣们为此忧心如焚，两次请求慈禧太后单独召见，以谋对策。但慈禧太后因此次安庆起义的刺激，已是情绪低沉，精神萎靡，倦怠政事，“均未允”，且对军机大臣们说，现在“天气酷暑，王爷亦宜节劳”，致使军机大臣们无不“浩然长叹”，[323]国事不可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