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再生教授四十年治史·论乐一席谈
2015年，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出版刘再生教授的《嘤鸣集》时，约我写了一段推荐语，我遵嘱写下这样的话：三十年来，再生先生坚守史论两域，纵横捭阖，成就斐然。其治史，以问题为纲，以史料为据，娓娓道来、清晰明畅；其写人论乐，以事实为准则，以作品论长短，不跟风、不逢迎，率性而作，文质两优。本文集虽多为“随心所欲”之新论，然其人之才情，其文之用心，却一如既往。读者细细读之，定会多有所获。说的是这本文集，论的是我和再生教授交往四十多年间对他治学做人的生命感言，更是向这位自称“半路出家”却又大器晚成的学者挚友真诚的致敬。
我和再生兄于1973年底相识于山东济南，那时他在济南市博物馆，我在山东省艺术馆，但仅仅一次见面交谈，遂成终生知心好友。五年多以后，我北上继续读书，他由博物馆进入山东师大艺术学院任教。人分南北两地，学术交流却从未中断，接近半个世纪间，大家在学术上交往频繁，互助互进，直至今天。为深入一步探究他四十年的音乐学之旅，我于近日一一翻阅了他的三种音乐史学专著和三本文集，再想到他虽然已迈入八秩，身体状况并不算好，却仍然天天坐在电脑前面，近日又编出一本百万字的《音乐学百年文选导读》，且字斟句酌、细修细改，以飨广大青年音乐学者。曹操之名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到他身上，实是再贴切不过了。感怀之余，在这里特别说说我对老朋友“治史·论乐”的一些认识，以就教于学界方家。
“不惑”之年从头越
每位从事学术研究的人，都走过属于他自己才有的治学之道。
诚如我们所知，再生教授进入山东师范大学之前，先读中文系，然后在山东肥城中学教了三年语文，接着在市歌舞团担任了十一年的乐队首席，歌舞团民乐队于1971年解散后，他又转入文博系统，参与考古发掘，直到42岁那年才在孙继南先生的力荐下进入山东师大艺术学院任教。这也就是他经常对同行或晚辈坦言“半路出家”的原由。但依我看，所谓“半路”者，仅仅是“岗位”的变换而已，处在无法自我选择的那样的年代和环境当中，这二十多年长长短短的岗位转换，恰恰使他在文、史多个领域积累了十分宝贵的经验，沉淀了自己独特的人生感悟。更值得看重的是，这些基层教育、艺术、文博工作的长期实践，反而成了他日后务实求真、精研史料、“通”“专”互补、敏于判断的治史原则的天然养分。
他是幸运的。1979年底刚刚走上教学讲坛，就遇到两次影响日后教学、研究的难得机遇。其一，1980年5月，中国音乐家协会等单位发起举办首次“中国音乐史学术研讨会”。一向关心同人成长且对学术有特殊敏感的孙继南先生获知会议消息后，立即派再生赴京参会。其二，1982年7月23日—8月21日，受教育部高教一司的委托，山东师大在烟台举办了“中国音乐史暑期讲习班”。讲习班主持人为孙继南先生，实际的联络、操办者则是再生教授。[2]参加那次高规格的全国音乐史学术研讨会，让他如沐春风、眼界大开，史学前辈们的真知灼见引发了他对史学、史观、史识、史德的深度思考，从此认定此行是他步入学界后的一盏指路明灯，或曰一道“幸运之门”。长达一个月的“讲习班”，当面聆听七位史学前辈的专题演讲，则让他在音乐史学的教学内容、方法等方面获得许多教益。两大学术活动的直接参与，一个有如观念学理上的“开光”，一个是实践经验的汲取，加上他很快又在孙继南先生主持下参加了《中国音乐通史简编》的撰写，真可谓一步一新境，步步有心得。当然，这样的机遇并不是每一位学者都可以碰得到的，而真有这样机遇的人也不一定都能够获得像再生那样优秀的学术业绩。再生当时清醒地意识到，这将是他人生的一片新天地，生命进程的一个大转折。对此，他有自己一系列的心理准备和坚定的态度：1.面对音乐史学这个领域、这门专业课，自己一定要放下身价，一切从头学、从头做，无论上课、编写讲义、参加会议、撰写论文，都坚守一种“万事起头”的心境，如此，才会使自己保持如饥似渴的学习状态，也会对这个领域怀有长久的新鲜感和浓厚的学术兴趣。2.作为专业教师的第一要务就是把课讲好，而讲好课的最高要求是自己努力在前人著述的基础上编写新的讲义，这份讲义首先要求“不重复别人”“不吃现成饭”，力争把新发现的地下考古资料、文献以及学术界的新观点加以归纳整理。这样做，一是让学生能够在自己的课堂上听到新观点，学到新内容，一是培养学生对讲述内容有自己的判断和独立思考能力。3.通过此前亲历的全国会议、讲习班和集体编写“通史”这“三部曲”或称之为“学术三关”，再生以自己的研读和教学实践，明确了他本人的中国音乐“大历史”观念和著述原则。他的看法是，中国古代数千年留下来的浩博文献和20世纪一大批中国古代音乐史学著述，无疑为这个学科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前提和厚实的基础，但对于当代青年学生而言，过往著述的撰写体例和叙述方法未必完全适合。同样，以往的近现代音乐史教材，由于学科成长时间短，队伍小，又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多种影响，评价有舛误，问题不算少。因此，对他自己而言，一方面需要发现新材料，一方面要有勇气讲真话，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总之，再生的治史，是从自己的史学教学实际和不断追求历史内容的真实性出发的，研究与教学常常促使他不断思考，最终，在将教学和培养后学列为头等任务，将史德、史识树为治史者最高使命的宗旨之下，进入了自己的史学研究和专著写作。
由古及今铸大器
如前所说，再生的音乐学研究格局，是在治史与“写人论乐”交织而进又相得益彰中确立的。他的古代史学研究自立系统，其中涉及大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他的“论乐”，包括了从古到今的音乐和音乐家，通过文论，这些音乐家和音乐得到了更加详实深入的论证，于是“治史”“论乐”既各得其所，又互相补益，成为再生音乐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当然，在不同阶段又有所侧重。1979—1990年，重点是古代史，同时兼顾部分通史的编写工作。等到1990年《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出版以后，他同时也发表了一批“论乐”之作；至2006年，他不仅完成了“古代史简述”的整体性修订，同时还完成了通史性质的《中国音乐史简明教程》，也出版了自己的第一本音乐学文集《中国音乐的历史形态》。修订版较初版而言，体量增大、内容丰富、面目一新，堪称“刘氏古代史”的一部精致之作。“教程”是他在参编1986年至20世纪90年代“通史简编”后独立进入这一领域的尝试，“文集”则是作为当代有独立学术个性的一位大家的首次出台亮相。2009年，再生出版了堪称“古代史简述”姊妹篇的《中国近代音乐史简述》，接着再出版第二、第三本文集《中国音乐界一桩公案》（2012）和《嘤鸣集》（2015）。到此，他的学术研究方向和治学理路已经基本明确清晰，即一史一论两域并行，在内容上既分又合，在时间上重叠跟进：1980—2011年的三十年间，重点在史，且以由古而今为序；1990—2015年的二十五年间，“写人”“论乐”之文竟如井喷，篇篇言之有据，深刻精到。漫漫四十年勤奋自勉、孜孜以求，既在“通史”“古代史”“近代史”三个史学领域自由遨游；又在古、近、现当代乐事、乐人、乐论、乐案中纵横捭阖，最终将自己的三部史学著述和三本文集，奉献于当代中国音乐学界，斯著之丰硕，斯文之精美，在中国音乐研究领域，似乎很难找到第二位。也由于此，当代中国音乐学界老中青三代学者，纷纷发表评论，高度赞誉他的史论成就。
那么，再生治史的理念和学术特色若何？我觉得至少有以下两点。
一、尊重前人的著述
他以严谨的态度考辨前人著述中的部分内容，在尊重前人著述的基础上，揭示历史的真实。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的第一句话就是“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3]梁启超的这个“真事实”自然是要求历史学家首先要把“真实”列在第一的位置。再生治史，无论他出于自觉还是遵从教师的责任感，授课伊始，他就在自己的教学中同样坚持这样的原则。据我所知，他在进入山东师大前后，就收集了当时能够见到的所有史学著作，而且一部一部地细致阅读。一方面广泛吸收，一方面思考自己如何编写讲义。他的入室弟子司冰琳曾经撰文回忆：“随先生读书期间，我曾看到《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的原型文本，那是为教学需要而编写的油印讲义，题名为《中国古代音乐史常识》，1982年6月印出上编，1984年4月完成下编，以97个问答式专题形式梳理我国古代音乐的发展脉络，每个专题阐述简明扼要，深入浅出。”[4]我们不能小看这份油印的讲义，更不能见到“常识”二字，就露出不屑的态度。须知，一些“常识”“常谈”之书，往往是某些大学问家传播古代知识的普遍方法，例如民国大学者胡扑安有《文字学常识》、太虚有《佛学常识》、朱自清有《经典常谈》，1949年以后王力有《古代文化常识》，这都是以他们一生的专业积累而为某一领域写出的系统、全面、丰富而又通俗的佳作。再生以“常识”开始古代音乐史的教学和研究，正是他后来学术成就的根由和起点。在数十年的教学研究中，他尤其重视史料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也许正是由于他“传道授业”以知识打“底”，在史料上以“求真”为“旨”，他才有几年后的“简述”出版，也才在山东师大音乐系培养了一批优秀的本科生、硕士研究生。[5]他（她）们毕业后陆续考入多个院校和研究机构的博士班，也同样以佳绩完成了博士学位的学习，成为音乐史学的俊才。正是：“严师”有道，才俊迭出，由古至今，其情亦然。
二、别出心裁的编纂体例
编纂体例和叙事方式是史学著述、史学家非常慎重也非常具有创新意义的选择。中国历代史学著作曾有以《左传》《资治通鉴》为代表的编年体，有以《史记》为宗的纪传体，也有以唐代杜佑《通典》为方法的典志体，另有南宋袁枢在《通鉴纪事本末》所创立的“纪事本末体”等。20世纪以来的中国音乐史学著作，多数采用了“编年体”体例，少数接近“纪事本末”方式。再生的两本“简述”基本采用了同一种体例。如我们一再强调的，再生教授坚持从教学实践出发，以学习者获得“真知识”为目的，所以，从史学学科本身的要求，当然要以大的历史段落为序，即“古代史简述”分为上、中、近三期，近代史简述分为“清末民初”、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四个段落，但在历史事件的大框架下，他舍弃了常规的叙述方法，“古代史简述”用100个问题，“近代史简述”用90个问题来叙述八千年的古代史和一百余年的近代史。这是前人很少采用过的历史叙述法。有学者将之称为“接近”纪事本末体，[6]也许有一定的根据。但不同在于，再生的“叙事本末”完全是从问号开始的。我们既没有在中国古代“纪事本末体”的文献中寻找到这样的“问题式”表述方式，更在20世纪以来的史学著作中难以见到。它的创新性体现在哪里呢？我看主要在能够提出这些问题本身，而且，不是一两个、三五个，而是总共190个，对于任何学者来讲，要非常有序的、有依据的、针对漫长音乐历史现象提出如此多的问题并加以一一负责任地归纳、回答，究竟需要做怎样的准备？究竟需要参照多少文献？究竟要花多长的时间？费多大心力？付出怎样的艰辛？实在难以想象。特别可贵的是其中每每贯穿着再生自己的史观、史识乃至史德，更直接地说，就是他本人特有的一种史学精神。这样的史学精神，是从杨荫浏、李纯一、廖辅叔、吉联抗、沈知白、蓝玉松等先生那里继承下来的，也是他自己通过进入高校前的多种岗位以及登上高校讲坛后的各种实践中锤炼出来的。虽然，这或许仅仅是编纂体例的创新，但两本“简述”带给中国音乐史学后辈的学习效益和深远影响，却难以估量。具体地说，仅《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已经再版了十余次，我看就是一个不言自明的确证。鉴于此，他的这种体例，不妨称作中国音乐史的“刘氏简述体”。
以通驭专著佳篇
再生的音乐学文论是他学术成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3本文集以及还未收入其中的许多篇目都曾经在音乐史学界、音乐评论界、民族器乐界等受到普遍赞誉并产生了深远影响。记得当年收到他寄赠的《嘤鸣集》时，首先拜读的就是洛秦君的长序《文如其人》。此题甚好，此意甚确！自古以来，流传到今日的好文章都可以说是作者本人心灵的一面镜子。读其文、吟其诗真的如见其人，他的风骨个性、视野境界、爱憎情趣尽在那些传世的名篇佳作之中。我读再生的很多文论，也常常有这样强烈的感受。
1999年10月，我们在北京举行了“纪念杨荫浏诞辰一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再生以一篇《新作迭出，百舸争流——“后杨荫浏时代”中国音乐史学的几点思考》参会，[7]廖辅叔先生的《乐苑谈往》出版后，他发表了《一部重新审视中国近代音乐史的重要史学文献》，[8]2017年5月，我们在西安举行了“纪念黄翔鹏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他写了《论杨（荫浏）黄（翔鹏）学派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9]杨荫浏先生是20世纪杰出的音乐学家，他在中国音乐学的辉煌业绩已经成为过去那个时代的象征，我们举行隆重的研讨会，一方面是“向后看”，总结以杨先生为代表的音乐学界为20世纪中国音乐尽了怎样的历史责任，一方面又是“向前看”，即如何沿着前辈先贤们的足迹迈向21世纪，再生提出“后杨荫浏时代”的概念，给与会者以许多思考，不仅与会议主题完全契合，而且是“立乎其大者”，真正“抓住了大东西”，一个概念提升了会议本身的学术追求。廖辅叔先生的“谈往”原本是回忆录性质的文集，再生却指出该著对于近代史研究的重大价值，给予很高的评价。中国艺术研究院积一个甲子之岁月，在古代音乐史料、乐谱、音响、乐器的收集整理，在田野考察中探索出的“中国经验”，在学术研究多个领域的成就，成为20世纪中国音乐学的重镇，并形成了自身的学统、学风，其核心是什么？再生认为有一个“杨黄学派”发挥了鼎力之功。凡此，如果没有深厚的学术修养，没有中国“大历史”视野的那种高度立意，没有敏锐的学术“发现”，这样的文章是做不出来的。
再生的文论，选题宽泛，涉猎的领域很多，史学、传统音乐、琴学、民族管弦乐、歌剧、电影音乐乃至钢琴教学等，不一而足。但无论哪个选题、哪个领域或哪个时代，都以作曲家、演奏家、教育家、音乐学家等为讨论的中心，即“人”被放在他的笔端的第一位，反映了他的学术视野中特别鲜明的音乐人文情怀。让学界印象更深的是，他对于多位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贡献良多却因为一些无端的原因被冷落甚至被损辱的音乐家的更为迫切的关怀，先后写出《一位长期“失踪”的钢琴家》（余便民）、《民族精神境界之升华》（萧友梅、程懋筠）、《歌剧〈秋子〉文本分析及其他》（黄源洛）、《风萧萧兮易水.壮士一去兮不复还》（陈田鹤）等，不仅为他们正名，更以丰富的资料和有力的评述为他们在近现代音乐史中争得应有的历史地位。在这方面，他并不只是为了写文章，而是希望把20世纪的中国音乐史梳理得更全面、更完善、更公正，更富有音乐的活力和生命感。这些文论的立意之高，视野之宽，让我们感受到再生的学术襟怀，读时为之感动，读后久萦于心间。
最后，我要说说再生的“文胆”“文品”了。“文胆”者，学者作文的气度和胆魄也；“文品”者，由文章体现出作者的德行格调也。这是谁都懂得的道理，但能够在自己的选题、行文中坚持己见、秉笔直言，不怕得罪权威者，在当代，毕竟是少数。依我观察，再生就是其中的一位。说真话、写真文、做真人，从来都是他写人论乐的“底色”。更有趣的是，他的几次大胆发言，恰好我都在场，故印象特别深刻。(https://www.daowen.com)
第一件，就是1994年批评王洛宾先生的全国研讨会。自从看到刊物上披露王先生在台湾以个人名义卖了他自己早年记录、整理、配歌的10首西北各民族民歌著作权的文章后，老实讲，我也十分不满，所以在情绪上完全站到批评的一方。经过与一些朋友的酝酿，当年夏天在音乐研究所与《人民音乐》杂志社共同举办了名为《弘扬民族音乐，保护、保存民族音乐遗产》、实为一场针对王洛宾的“缺席”批判会。会议的“火药味”很浓，我且是主持人之一。会后，曾经组成一个小组写成一篇有“纪要”性质的文章，在刊物上公开发表。但就是在会场一边倒的一片批评声中，却有少数几位学者站出来为王先生在20世纪中国民间音乐采集、整理、弘扬西北民歌的历史功绩点赞，认为对人物的评论必须全面公允。再生就是其中的一位，他不顾及自己和与会同行朋友观点相左，发表了《批评者，批也，评也》的长文。文章中力排众议而又缜密冷静的分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也让我长时间以来对那次研讨会不断反思，即再生在论文一开始提出的：“我们究竟应该用什么样的历史观去评价王洛宾在采集和传播西北地区民歌中的作用？”如今，洛宾老人早已故去，但那次会议现场气氛却总是挥之不去，包括我自己在内的部分同行朋友是否忘掉了那顽固的“左倾”劣根，而有违于自己的学术良知呢？再生的这篇“仗义执言”之文，又会给今天的青年学子以多少有益的启示呢？我为此一直在自问自思。
第二件，香港音乐学家刘靖之先生花了多年时间于1997年完成一本40多万字的《中国新音乐史论》，为了普遍征询意见，他分别在台湾、香港和北京举行了座谈会。北京座谈会由他本人出资资助，音乐研究所负责联络组织。会议邀请了全国各专业院校大多数从事近现代史研究的学者。由于靖之先生书中认为“新音乐就是欧洲化的中国音乐”“中国新音乐目前还停留在对欧洲音乐的抄袭、模仿、移植阶段”等让人难以接受的观点，故引起内地同行的极大不满，某些代表的发言措辞激烈，一度变成对靖之先生的批判会，气氛颇为紧张。好在，性格率直的靖之先生始终乐观以待。再生作为应邀代表，此番会上仍然表现出一贯的史学家气度，他反对过激的批评，肯定刘氏“史论”出版在港台地区和大陆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特殊意义，肯定该著的特定视角。他会后在《中国音乐学》发表的万余字长文，逻辑清晰、说理透彻，在一片否定质疑声中鞭辟入里地阐释了“史论”的优长与不足，给该著以公平之议。[10]
第三件，2009年，中国音乐批评学会在杭州师范大学举行年会，我和再生一起出席。他在会议上的发言，一一剖析1928年以来在音乐刊物上发表的6个“编者按”，[11]这些“编者按”，有的称“编者志”、有的称“本刊评论员”、有的称“致读者”“编者附言”等，除了1928年《音乐杂志·编者志》具有“正义凛然，大气磅礴”的鼓动意义外，其他5个全部发生在1958—2009年，时间跨度达半个世纪之久。全文对每个“编者按”的时代背景、音乐思潮等做了详细的介绍和深入的点评。最后鲜明地指出：“‘编者按’这种以‘导向性’作为本质特征的音乐批评存在方式具有两种精神能量：创造力和破坏力。”在他看来，有3个（第一、第三、第六）是具有“创造力”的，有3个是具有“破坏力”的（第二、第四、第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后面的3个“编者按”，1个发生在1958年，另外2个发生在1991年和1995年，其实后面2篇文章内容正确、论述有深度，但还是加了“导向性”的编者按，说明“文革”虽然已经结束了很多年，但“左倾”思潮仍然阴魂不散。再生在这个选题中表现了他惊人的学术敏感，以“编者按”这个“微观”现象揭示20世纪不同时期音乐思潮、音乐批评观念的辗转变化，对其中的“破坏力”严加挞伐，让我们看到了他学术品格的又一个侧面。
再生的文论还有很多，我不可能在此一一细细品赏。但我可以坦言，他的百余篇文论中，绝少浮泛应景之作，而多数是有感而发、有情而议、有据而论之文。日前，我亲眼见过他的工作状态，那就是：电脑屏幕永远停留在某一正在撰写的文章的页面上，边爬梳，边思考，边修改，累了就在屋里走走，然后继续坐下来写作。晚饭时间到，则一定有好酒相伴……
书斋，成为他退休后二十多年以来亲切而温馨的不息之所！
2018年12月10日至16日改定
（原载于《人民音乐》2019年第1期）
注 释
[1].陈致：《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32页。
[2].参见刘再生：《高师音乐史学肇迹钩沉——1982年“中国音乐史学暑期讲习班”的时代贡献》，《音乐研究》2014年第3期。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6页。
[4].司冰琳：《锲而不舍 金石可镂——刘再生文论著述折射学术之路》，《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教育与表演版）》2011年第4期。
[5].她们有孔培培、司冰琳、杨成秀、邹璐等。
[6].参见孙星群：《音乐史著述体例之比较：谈刘再生〈中国古代音乐史简述〉之体例》，《音乐学术信息》1996年第1期。
[7].刘再生：《新作迭出，百舸争流——“后杨荫浏时代”中国音乐史学的几点思考》，《人民音乐》2009第3期。
[8].刘再生：《一部重新审视中国音乐近代史的重要史学文献》，《音乐研究》2008年第3期。
[9].刘再生：《论杨黄学派史学思维的基本特征》，《音乐研究》2017年第5期。
[10].参见刘再生：《评刘靖之“中国新音乐史论”——兼论新音乐的历史观》，《中国音乐学》1999年第3期。
[11].刘再生：《导向作用与实践检验——编者按作为音乐批评之存在方式》，《音乐研究》200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