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地先生追怀

在琵琶界，王范地老师以成名早、有师承、不保守、肯钻研，兼收并蓄、呵护晚辈而受到大家的拥戴和敬重。20岁前后，他拜马林生、李廷松、陈永禄为师，悉心学习二胡、琵琶、三弦等，从中领悟到琵琶等乐器演奏的真谛，为自己打下扎实的技艺根基。23岁获得第六届世界青年联欢节金质奖章，随后编创琵琶作品《天山的春天》《红色娘子军》《早晨》等，《天山的春天》虽为改编曲，但名重一时，成为六十多年来专业舞台上的保留曲目。他早期演奏的《塞上曲》，“蕴藉、纤细、古朴、纯真……低回婉转，修饰得异常周密、得体”（李凌语），让人联想到白居易“弦凝指咽声停处，别有情思一万重”的千古名句，至今散发着演奏家自铸的音乐个性。30岁以后，他进入高校，开始长达五十年的琵琶教学生涯，先后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琵琶专才。同时，以漫长的岁月思考，揣摩中国音乐的“腔韵”内涵和诸琵琶流派独特的历史文化价值，并发表《琵琶演奏技术及教学的基础理论》《琵琶右手训练的几个问题》《琵琶右手动作形态和音质的关系》等专题文论。2003年，香港龙音公司为范地老师专门制作了《王范地琵琶艺术》，收载他不同时期演奏的16首琵琶作品，同时附一本近10万字的文论，除了他撰写的上述几篇文章外，另有李凌、田青、萧梅、韩淑德等学者的评论，成为全面反映范地先生琵琶艺术的权威出版物。近二十年来，他以抱病之躯，奔走于海内外，演出、讲学、扶持地方琵琶晚辈，推动琵琶流派的再度复兴，为开掘琵琶的传统及当代传承、弘扬，鞠躬尽瘁，奉献终生。

我和王范地老师相识较早，时间一直可以追溯到1964年中国音乐学院建院以后，他是老师，我是大三学生，虽无直接交往，但因为我喜欢收集民乐系老师新编的教材，经常到教务处讨要新刻印出来的教材，他的大名也就慢慢熟悉了。中国音乐学院复建后，我和他之间的接触多了起来，诸如1987年到前海西街学校旧址的琴房里听他的学生李景侠合伴奏，2002年他带领“民乐大师小组”赴台演出时在台南艺大的亲切见面，2009年10月“《弦索十三套》全本音乐会”举行前他来排练现场为大家“说乐”，以及他刚刚得到一份甘涛先生20世纪30年代演奏的丝竹录音就兴奋地给我电话，让我到他家里去取并长时间讨论民乐教学、旧音响收集的问题。然而，往事如烟，难以一一再忆。我这里仅将近五年来，因为关注琵琶流派的传承而与范地师数度参与的一些相关学术活动，记叙如下。

2013年夏，浙江平湖市开始筹备“首届平湖派琵琶艺术研讨会暨音乐会”活动，他们首先拜访了王老师，请他出面谋划。王老师又特别向他们推荐了我，并让市“非遗”中心的黎庆慧老师专程到杭州师大音乐学院听取我的想法。此后，研讨活动如期于当年11月4日在平湖市举行。会议规模不大，但意义特殊，它应该是有史以来第一次有规模的全国“平湖派”琵琶艺术专题研讨活动。主办者在王老师的亲自指导下，一方面邀请了有平湖派传承脉系的演奏家，如朱大祯、杨宝元、严定文、张鸣、任畅等，同时也请了多年研究琵琶艺术的庄永平、钱铁民、李景侠、罗复等，陈泽民、李健正、刘西峰诸位先生因故未能与会，但也交了论文。会议议题集中、内容丰满，研讨会与音乐会相映成辉，在全国琵琶流派传承、保护、研究方面，开了一个好头。而且，一年以后就由吴越电子音像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平湖派琵琶论文集》，这也同样是第一本全面讨论并且有学术深度的平湖派琵琶文集。此一盛举，平湖市“非遗”中心作为发起单位，自然立了头功，但王范地老师于会前事后，联络同道、细致策划、用心指导，同样有大功焉！三年以后，平湖市“非遗”中心又举办了“琵琶艺术流派（平湖）音乐会”，王范地老师和我再度受邀前往，我们欣慰地看到，平湖派的传承保护在该市各个不同社会层面出现了新气象，作为这个流派的发源地，政府的主导、专家的参与、传人的投入、民众的维护，让平湖派“复兴”有望了。

2014年11月4日，西安音乐学院举行“平湖派琵琶杰出传人杨少彝教授诞辰百年学术研讨会”，我们盛邀王范地老师出席这次会议，当年，他已经是81岁高龄，身体也不算太好，但他仍然对这次会议给予全力支持，不仅如期到会，而且利用会议休息时间，与各地来的代表和晚辈学生畅谈琵琶教学、舞台演奏和流派继承的宝贵心得，看似闲聊，却给大家以很大的教益。他在会议上的发言，翻阅我当天的笔录，似乎可以用高屋建瓴而又情意深切来评价。下面，我想以其中的主要观点，谈谈自己的体会和认识。

一、王老师开始就说：“学琵琶首先要学文化，琵琶演奏不是单一的手艺活儿。”通俗、明晰，但却有高度，更有深意。以我个人理解，这是范地老师对自己六十多年专业经历的一种深刻感悟，同时他也是在警示同行对民族器乐演奏专业的本质和境界必须有很高的志向。毫无疑问，如何对待技术和艺术，或者说如何对待演奏与演奏者人文素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十分严肃而又是很容易忽略的问题，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却非常难。“技术至上”者一味追求演奏技术，把快、准看得高于一切。而严肃、严谨的演奏家，则认为技术之上，还有比它更高的人文素养这一层面，王国维先生称它为“境界”，这个境界的内核是什么？我的看法就是对作品的历史文化内涵的深刻理解。我们早就注意到，为什么在一个专业领域内，获得普遍赞誉的成功的演奏家仅仅是少数人？其背后的可能原因很多，比如他比别人勤奋，他遇到了本领域高水平的老师，他有特殊的才华等，从而使他具有精湛纯熟的技巧，即使如此，他也未必能够真正成为某个领域的大家，还缺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他还要比一般演奏家有更好的乐感和更充沛的文化素养。琵琶是一件积累了千百年、传统资源特别丰富、演奏技艺高度成熟的乐器，它又是伴随着中外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成长起来的艺术，面对这样一门艺术，你如果像范地老师说的，只把演奏琵琶当成“单一的手艺活儿”而忽视它深邃的文化蕴含，不认真学习浩繁的琵琶文献，不精心研读明清以来的几种乐谱，不反复听赏半个多世纪以来前辈们录制的音响以及作曲家们创作的新琵琶音乐，要想真正“懂得”琵琶，并富有个性地诠释各类琵琶音乐，你的演奏就无法超越你的当代同行。王老师以主张“学琵琶先学文化”而反对视琵琶为“单一的手艺活儿”告诫同行，可谓用心良苦，饱含着一位琵琶老人盼望琵琶艺术健康成长的纯真情怀。他深刻指出：“学琵琶如果不重视文化，就会造就一批没有文化的琵琶演奏队伍，这不应该是我们的追求。老师既要教音乐，也要教文化，老师如果只教音乐，音乐会上就可能没有音乐，而只有速度和空泛的声音。”

二、“继承传统不是小事，而是一件大事。”这句话听起来也很平常，甚至可以说凡是从事文化教育工作的人，谁都在讲，上至中央，下至普通百姓，讲了六七十年了，然而，传统是什么？各人的看法、理解就大不相同，几乎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传统观”。同样说到“继承”，究竟“继承”什么？更是歧见百出，莫衷一是。近二十年来，王老师在很多场合都会严肃地提出“继承传统”问题，而在这次会议上，他大声疾呼，说这不是“小事”，而是“一件大事”。那么，作为一位杰出的琵琶大家，他有着怎样的“传统观”呢？我这里想引一段他2013年在“首届平湖派琵琶学术研讨会暨音乐会”上的发言，他说：“传统不是一句空话，所谓琵琶的传统音乐，实际上是由各个流派，以及流行在民间的南音琵琶、评弹琵琶、四川清音琵琶、江南丝竹琵琶、潮州音乐琵琶等，以及他们的艺术思想组成的。”这里，他没有做宏阔之论，讲所谓的“大传统”，而只回答什么是“琵琶音乐的传统”这一“小传统”。尽管“小”，但对于琵琶艺术而言，王老师却表达了他宽广的学术视野，从流派说到民间乐种，从民间乐种谈到“艺术思想”，应该说，这是从“小传统”升华出来的一种“大琵琶艺术观”，这是有关“琵琶音乐传统”的很可贵的见解，值得我们仔细思考。那么继承什么？王老师特别提到了“琵琶流派”。一种艺术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有绵延不断的传承，有规模不小的表演群体，有丰富的曲（剧）目，有较广泛的传播地域，有自己特定的技艺体系和多样的风格特色，就会出现艺术流派。琵琶若何？同很多地方剧种在它步入艺术的巅峰期就出现了以个人或地域为特色的艺术流派一样，琵琶自清中叶陆续出现多种乐谱的同时，也逐步形成浦东、平湖、崇明、无锡和“汪煜庭派”等诸多流派，它们美人之美、各美其美，共同推动了两百多年来的琵琶艺术。王老师在多次会议上表示，琵琶艺术要继承传统，首先要重新估价琵琶诸流派的价值，进一步探究琵琶流派在曲目、技艺、审美意象上的特质，并将其与当代专业教育、创作、表演相互融合，以提升琵琶艺术的全面进步。他以“平湖派”为例，杨大钧老师曾言“平湖派是一座大山”，范地老师则说“平湖派信息量大”。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提倡流派是为了去认识规律，更好地继承传统中的精华，发展现在。”他对于1949年以后琵琶教学过分强调“反映现实”而脱离传统、淡化琵琶流派的倾向十分焦虑：“琵琶流派艺术的缺失，对我们民族音乐来讲是一种灾难。1949年以后我们的好传统丢失太多，有的可能永远都看不到了。”遗憾、无奈之心情，溢于言表。(https://www.daowen.com)

发言的最后，王老师语出惊人，他问道：“演奏家是好做的吗？请我们每一位琵琶演奏家深思吧！”显然，有了以上的看法和思考，王老师当然会说演奏家不好做。如果我们也以这样严肃的态度对待包括琵琶在内的所有的器乐演奏门类，同样也会说不好做。因为其中涉及身处当代的音乐家们，究竟如何认识“演奏家是好做的吗？”这一严肃的诘问，如何面对中国音乐文化传统及其丰厚无比的遗产？如何处理我们个人与这个“大传统”之间的关系？对于20世纪几代民族音乐家而言，这是一个根本无法绕开的问题。就此，刘天华、杨荫浏等前辈都曾有过自己十分坚定的态度和精彩的论述。刘天华先生在《国乐改进社源起》（1927年）里说：“国乐（即中国音乐）之在今日，有如沙里面藏着的金，必须淘炼出来，才能有用。这淘炼的责任非我辈莫属，虽然严格说来，我辈也只是一知半解。”杨荫浏老师则在1942年的一篇长文《国乐前途及其研究》开篇即言：“国乐全部是事实，绝不是某一点理论，某一种乐曲，某一种乐器，或某一样技术可以代表的。从纵向方面说，我国有史以来，凡有价值的音乐记载、著作、曲调、器物、技术等，都是国乐范围以内所应注意的事实；从横的方面来说，中原以及边地各省各市各村各镇的音乐材料，和曾与、正与或将与本国音乐发生关系的他国音乐材料，也都是国乐范围以内所应注意的事实。”

如果说，天华先生表现出的是对中国音乐的清醒认知和勇于担当的无畏精神，那么杨荫浏老师就是为后来从事中国音乐演奏、创作、整理和研究者绘出的一幅蓝图，无论哪一位，他们都告诉我们，这是一件“伟大而合理”（杨荫浏师）的历史任务，任重道远、艰辛曲折，但我们必须以“沙里淘金”的毅力知难而进。王范地老师这一辈人，一方面曾经在民间传统中浸泡陶冶，同时又尊崇刘天华先生“改进”民乐的现代精神，他自2013年以后发表的论文和谈话，恰恰是秉承刘（天华）、杨（荫浏）、李（廷松）、程（午嘉）等先师的观念，表达他对于学琵琶与学文化、琵琶音乐传统继承和琵琶从业者应有的态度和精神。这是他们那一代人对传统的一种特有的情怀，也是王老师终生追随前辈、珍惜师承、敬畏传统的自然表达。

为了这样鲜明的态度和可贵的音乐精神，我们永远怀念他！

（本文据“王范地先生追思会”发言整理）

2018年10月4日
于西安音乐学院思仁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