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和一个县的民间音乐文化遗产

一个人和一个县的民间音乐文化遗产

陕南镇安人薛儒成，一向自称“草根”，然而，自从2016年春与他相识，一年以后，他托西安音乐学院王平教授把9大卷《陕南传统民间音乐文化集成》校阅稿交到我手里起，我却愿意称他为儒成君。君者，王也，贵也，有修养、有德行之人也。儒成君“贵”在哪里？“德行”在何处？让我慢慢道来。

谁都知道，编这样大部头的民间音乐集成，需要先到乡村山寨寻找唱家一字一句、一首一段地采集记录。儒成君从2004年春天某日因为一个偶然机遇，开始从民间歌手口中记录镇安民歌起，直到2017年印出校稿，十三年间，全部凭自己的一份工资支付交通、住宿和唱家们的酬劳。须知，这样的作为，不是一次两次、一年两年，而是漫长的十三年。我从事全国民歌集成审稿工作近三十年，听到各地“集成工作者”可赞可颂事迹多矣，但像儒成君一连十数年自愿用工资采录而从未想到要回报的人，他是第一位。如果没有高远之志、至厚之德，能够支撑这样的坚持和坚守吗？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儒成君不仅自己全身心投入，还把全家人都“拖”了进来：夫人用辛劳所得养家，女儿办“复印”店帮他输入唱词、乐谱，加上女婿、儿子、儿媳，有如一个自发组成的家庭“集成编辑部”而共助其成。如此和谐、如此一心、如此有文化自觉的家庭，在当下中国，我们也很难找到。窃以为，这同样是一种高贵之德行。

再者，儒成君在《集成》的“跋”中说：“十三年来，多少次寻人不遇，多少次遇人不唱，多少次被司机借故扔在半山，种种艰难曲折，般般心酸委屈，不足与外人道也。”看到这里，我读不下去了，掩卷闭目，细细咽嚼他写下的每一个字，“不遇”“不唱”“扔在半山”等，对于一位将个人生计、健康置之度外、专心一意挖掘故土民间音乐遗产的人来说，如此境遇，“艰难”可以不“道”，但当时内心的焦虑心痛，却是永远忘不了的。任何一位有过民间文化考察经历的人，也一定能够体会这样的“痛”。然而，即使有这样“多少次”的“不遇”“不唱”，也没有让他停止、放弃，如此这般，他十三年如一日地坚守下来了。这样不屈不挠的男儿浩气，不也是他的一种可贵德行？

说完儒成君为挖掘家乡音乐文化遗产而敞开的高贵心志和清纯人品，我想再说说他编著的这套《集成》的价值和给我的启示。

你可能要问，中国“十大文艺之书”早在十多年前就完成了，再在一个县重新采集、记录、编辑、出版，必要性到底在哪里？(https://www.daowen.com)

问得好！其实我自己也一直在关注思考近十余年来各地不断出版的许多篇幅很大、某类民间音乐品种的“大全”“大成”“全集”这一现象。是的，从国家层面而言，每省区10大卷本的民歌、戏曲、曲艺、舞蹈、器乐等“集成”，乃史无前例的文艺典籍巨制，自2009年出齐后，影响甚大，也相信它会传之久远。但中华文化极为丰富的民间蕴藏，不可能因为一次相对全面的收集记录工程而“一网打尽”。对于“矢口寄兴”、转瞬即逝的口传艺术而言，所采录到的篇目数量永远都是相对的。况且，各类“集成”的省、区、市卷，从来都要受到篇幅的限制。例如，民歌集成的省、区、市卷本，一般都要求在800至1500首之间，但对于某些蕴藏丰富的地区，不要说一个省，就是一个市县，选出800至1500首民歌，都应该没有困难。以镇安县为例，入选《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者，不过寥寥几首，再翻阅20世纪80年代编的《镇安县民歌》，则已有120首之多，这样大的筛选比例，绝不仅仅是由于曲目的品质不高，而主要是因为篇幅所限。儒成君这一次所编的上、下卷“镇安民歌”，总共达400余首，是《中国民间歌曲集成·陕西卷》所收镇安民歌的近100倍，是当年“县卷”的近4倍。这显然不是这三十年间我们的歌手们突然新创作了几百首民歌，而应当是当年采录时囿于时间、人力、财力等的限制而没有做到真正的普查。所以，才在我国已经步入“后集成”时代或曰“非遗”保护时代，不少地方音乐工作者又自觉地担当起“集成”的“补遗”或“新编”之为。也恰好在这个时候，陕南镇安出了一个薛儒成！正像他所云，他自幼年到青年，曾经两次与音乐结缘，但这两次的“缘分”似乎都还没到，所以又有了2004年的第三次。这第三次是他自己的主动选择，可以不受相关条件的制约，主要是看他能否把“尽量跑遍所有乡镇，不留死角”这个理想、能否把这个君子之“一诺”真正进行到底。2017年春，当他把2卷民歌、2卷“鼓盆歌”、2卷“唱本”、2卷“花鼓戏”和1卷包括“唢呐牌子”“三弦弹唱”“鱼鼓说唱”等共9卷7个品种，总计千余首、200万言的镇安民间音乐“集成”摆在世人面前时，人们才大吃一惊：镇安作为秦楚文化的一个交互“覆盖区”、一个汉水流域不大起眼的小县城，竟然分布流传着如此多样、如此密集、如此丰富的民众之绝唱。

诚然，20世纪50年代以来，我们曾经有过许多次的民间音乐采录活动，有大规模的，也有小规模甚或一两个人的，有普查性质的，也有专题性质的，采录之后，都会编为“选集”或音乐学文论。就中国民间音乐文化的现代整理和研究事业而言，其功德、功用皆不可没，并将永远受人敬仰。儒成君紧步其后，默默而为，同样让人叹服。所不同者，他只靠自己的一腔热情，不求人、不声张、不靠任何外力，一个人寻访，一个人记录，长年坚守，终成正果。就其采录时间之长、所涉品种之全、所录曲目之多，所挖掘层面之深而言，我敢说，天下无第二人可以与之相比。如果全国各地县一级的地方音乐家都能够像他这么做，中国民间音乐蕴藏的挖掘整理，必将呈现另一种壮阔辉煌的景观。故，儒成君之为，堪称典范矣。

对于儒成君而言，《集成》的编辑出版，自然是让他持续了一生的“音乐情缘”有了一个圆满的了结，同时也让他用《集成》践行了父亲在幼时随口而说的“人怕做活，活怕人做”的训导，别看这句话出自一位普通农民之口，它所内涵的永恒力量和哲理性，可以让人受用一生：当你遭遇艰难想放弃自己的目标之际，它会鼓舞你坚持下去；当你处于浮躁、意乱时，它会提醒你一定要认真踏实，精专细心，做好每一件事。

儒成君的《集成》对于镇安县而言，不仅是一份包含巨大历史文化价值的珍宝，也是全面反映该县民众千百年来的智慧创造和当地民俗生活的百科全书，随着中国城镇化建设的进一步深化，这些在千百年间沉淀下来的口碑文化将成为人们认识历史、贴近传统的最可宝贵的珍贵文献。

这套《集成》对于音乐学界、民俗学界、语言学界以至社会人类学界，既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同时它也告诫人们：民间文化蕴藏之深不可低估，民间音乐文化资源之多不可轻视，对民间文艺，特别是口碑文艺的采集、记录也不可能一次采全采完，无论出于何种取向，我们都应该像儒成君这样，持续不断，随时进行，特别是处在当下现代化的高速度进程中，我们更应该关注农耕时代留下的文化瑰宝所遭遇到的冲击、挤压乃至式微趋向，用心用力保护、传承我们祖先留下的宝贵遗产。就在他近日来西安与我交流时，知道我这几年很关注明清以来从东部地区传播到西北的“俗曲”“曲子”后，他很兴奋地告诉我，镇安也有关中和西北各省区流行的这类“曲子”，原因是镇安是秦楚文化的交汇之地，由于部分楚方言被“秦化”，部分秦方言被“楚化”，一些与秦、楚两地有渊源关系的民间音乐品种也就被部分地保留下来了，镇安“曲子”是其中之一，而在此之前，镇安“曲子”似乎少有人关注或采录。因此，我们应当从这套《集成》中检视以往学术研究、收集记录的缺失，像儒成君那样，在充分相信民间智慧和民间创造的理念指引下，深入到山乡村镇，再挖掘、再采录。

儒成君在2004年春季，完全是以平常人做平常事的心态庄重启程，但他最终却完成了一件不平常的伟业。面对这位镇安百名老歌手的知音，本土文化的挖宝人，以及将要面世的镇安9大卷《集成》，我们要感谢历史、感谢传统、感谢一代又一代创造民间音乐的歌者，感谢儒成君，并恭恭敬敬地向他和他们起立致敬！

2017年4月22日
于古都西安
（原载于薛儒成主编《陕南传统音乐和文化集成》，陕西三秦出版社201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