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学百年文论导读》序

《音乐学百年文论导读》[1]序

本书是刘再生教授和他的学生司冰琳副教授为了倡导青年学生读书学习而编撰的一部大型音乐学文选“导读”。自2017年10月8日他向入选论文作者发出“邀请函”，到今年6月，先后历经了查询、选文、与作者以及已故作者家属沟通、与“导读”撰写者联系、交流等繁复程序，前后不过八个月，却高效率、高质量地编完了这部百万言文选导读。一位年逾八旬的学者勇于为学术投入如此高的热情、付出这样多的精力，实在令人敬佩。再生兄是与我交谊四十余年的挚友，早在编书伊始，就约我（其实是“命我”）为“文选导读”写序，现在书已编就，出版在即，“序”自然不能再拖了，恭敬不如从命，我就不揣浅陋，写出自己对20世纪中国音乐学总体面貌的点滴心得，以就教于各位方家。

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尚处于全面“转型”的前夜，由于受到西方现代学术的强烈刺激和影响，中国的各类“新学”也相继迈出自己的步伐。走在最前面的是哲学、史学、社会学、考古学等，有着悠久历史的传统乐学，也紧随其后，开始了自己具有现代学术特色和方法的百年探索。尽管，20世纪的音乐学起步略晚，队伍小且弱，但作为一个有特色的人文学科，在几代音乐学人的奋进努力之下，这个领域照样业绩斐然、可圈可点，在人文学科研究领域的历史进程中，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足音。

20世纪的中国音乐学，是在数千年间形成的一个巨大的音乐天地间逐步展开的，而它的学术资源则主要源于以下几方面：1.中国历代保留下来的乐论、乐学遗产和20世纪地下考古发掘的各类音乐文物。2.通过百年以来几代音乐家采集、记录、整理的各地区、各民族丰富无比的各种民间音乐体裁品种及其当下生态。3.由世纪初“学堂乐歌”“上海国立音乐院”开启的国民音乐教育、专业音乐教育事业所积累起来的实践经验和教学系统。4.不同年代作曲家借鉴西方专业音乐的创作经验、技法、体裁形式谱写的各种体裁的“新音乐”作品和歌唱家、演奏家的舞台表演实践。如此丰厚的资源，为中国音乐学研究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学术场域，支撑起了音乐学及其多种分支学科持续不断的历史性进展。

美国华裔考古人类学家张光直在一次访谈中讨论美国考古学学术脉络时认为：依照美国考古学的实际发展情况，可以将它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60年代以前为传统考古学时期；20世纪60—80年代为新考古学时期；20世纪80年代以后为后新考古学时期。他特别指出：“传统、新考古学、后新考古学的演变，正合乎正、反、合的三段法。传统考古学是正，新考古学是演变，是反，后新考古学把新考古学作了一番扬弃，又回到传统考古学的一些主题上去，是合。现在美国的考古学是百花齐放，百家共存。”[2]也许，一门学科只有经历了这样曲折的正、反、合路径，它才会基本成熟而立于学术之林。那么，20世纪的中国音乐学情形怎样？它有没有如此清晰的行进路线？我们应该对它作怎样的阶段划分？

回答是肯定的。

我的看法是，中国音乐学同样经历了酝酿与起步、展开与建设、演变与“纵深”等三个历史段落。前两个阶段合起来属于“传统”音乐学时期，分别为“传统”音乐学前期和后期，为“正”，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演变与“纵深”阶段则属于“新传统”音乐学时期，为“反”，“后新传统”音乐学时期即“合”，似乎已见其端倪，整体上看，还没有完全到来。

“传统”音乐学前期，应该从1916年萧友梅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完成的《17世纪以前中国管弦乐队的历史的研究》这篇博士论文算起，它是中国学者在海外撰写的第一篇论述中国传统乐队历史的博文。在他之后，又有王光祈先生于1934年在德国波恩弗里德里希·威廉大学交出的《论中国古典歌剧》这篇博士论文，二位前辈的这两篇博文所具有的开拓性意义及其在早期中国音乐学研究领域的特殊地位是无可怀疑的，同时，它们也标志着我们这一学科的高起点。也在这一时期，史学方面有顾梅羹、叶伯和、郑觐文、王光祈的《中国音乐史》（出版时间分别为1920、1922、1929、1934），萧友梅《中国历代音乐沿革概说》（1930），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纲》（1941）以及他的《平均律算解》（1937）、《国乐概论》（1941），缪天瑞《律学》（1947）等。另外，抗战期间诞生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音乐系师生，自1938年4月成立起，就喊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深入农村乡镇，采集、记录陕甘宁地区的民歌和民间音乐，成立“中国民间音乐研究会”，七八年间记录民歌2000余首，撰写《中国民间音乐研究提纲》（吕骥，1941）、《秦腔音乐》（安波，1945）以及一批民歌研究论文（马可等）。重庆青木关“国立音乐院”音乐系师生则成立“山歌社”，开展民歌搜集、研究和编配工作。鉴于此，我们可以把20世纪初至1949年视为中国音乐学研究的第一阶段，这个阶段的整体特征是以史学、传统音乐为代表的起步、探索性研究，它以个人或小众会、社的研究方式为主，成果颇零散、选题颇多向。即使如此，它也已经显出自身资源厚重、起步较高、注重实践、对象特殊的学术特色，因此，这个阶段可以称为20世纪中国音乐学的预备、“预热”或曰“起步”时期。

“传统”音乐学后期，主要指1949—1966年这十七年。制度性变革为学术科研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国音乐的“广阔天地”也第一次以全域性姿态完整呈现在音乐学家面前，音乐学迎来了第一个全面推进的新时期。其前提是建立了一个国家级的专门研究机构，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的9所专业音乐院校，成立了各省区以采集整理民间艺术为主要职能的艺术馆所以及举行了以挖掘整理为目的的全国性的戏曲、音乐、舞蹈汇演，尤其是在前十年，音乐学研究与音乐创作、音乐教育、音乐表演均出现了一个十分活跃、生气蓬勃的态势。音乐学方面的专著、专论相继涌现，史学著作如《我国原始时期音乐试探》《中国古代音乐史稿·第一分册》（李纯一，1957，1958）、《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上、中册，杨荫浏，1962）、《姜白石创作歌曲研究》（杨荫浏、阴法鲁，1957），文献学如《中国古代音乐史资料辑要》（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民族音乐如《河曲民歌采访专集》（晓星等）、《湖南民间音乐采访报告》（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1960），少数民族音乐如《苗族民歌》（何芸等）、《侗族大歌》（萧家驹，1958）、《维吾尔十二木卡姆》（万桐书，1959），琴学如《存见古琴曲谱辑览》《琴曲集成》（查阜西，1958，1960）等，各领域的专题论文，不仅数量巨大，而且涉及论域十分广泛。[3]1958—1960年，由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牵头，六十名学者、教师聚集北京，分史、论两组，采取集体讨论、分组研究的编撰方式，进行“近现代音乐史”和“民族音乐概论”的编撰。[4]显而易见，就我们自身而言，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音乐学，队伍规模扩大、学术势头加强，选题宽泛，成果丰富。然而，由于环境相对封闭，以上之所为全部属于“自己研究自己”，对于国外音乐学的动态、方法、观念、成果，除了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外，所涉颇少，更谈不到吸收借鉴。因此，这十余年，对于中国音乐学而言，无论哪一个领域，均为一个典型的以本土音乐为对象的阶段，与此前相比，它是新的，发展了的，但按照对象、观念、方法衡量，它又是传统的。

1966—1978年的十二年，乃“文革”及其尾声时期，所有人文学科研究全部被迫停止，根本乏善可陈，故应该称为一个历史上绝少有过的“非学术时期”。

“新传统”音乐学时期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时，中国一个更加宽松的学术、科研环境来到了，音乐学也因此进入自己历史的一个崭新阶段，对此，我们可以用“新兴”“繁荣”两个词来形容。所以如此，得益于以下四种背景：1.国门敞开，思想解放，此前被禁止的西方以及港台的音乐理论著述、主张、前沿作品及其写作观念和技法、音乐思潮等被允许引入。俗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终于有了一个十分重要的可以扩展学术视野、进行广泛交流的参照系统，这是促进学术进步的外因。2.自1978年起，音乐学专业招收硕士、博士生，开始为中国音乐学培养高学历、高层次人才，此一举措，一方面解决了学术研究的后备梯队，一方面为中国音乐学学科建设、拓宽国际视野积蓄了学术力量。3.为保证学术的可持续性发展势头，政府设立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以项目制度保障学术的良性实施和成果质量。后面两个背景，成为中国音乐学历史性进步的内因。4.各专业领域民间学术团体应时而立，给新时期音乐学演变与纵深挺进以长久的学术支持。这些学术团体主要有：音乐美学学会（1979）、中国传统音乐学会（1980）、中国少数民族音乐学会（1984）、中国音乐史学会（1985）、中国音乐教育学会（1990）、西方音乐学会（2004）等。

借用张光直先生的看法，我们有充分理由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音乐学为“新传统”时期。“新”在哪里？请看以下几点。其一，学科和“学科分立”的意识大大加强。20世纪50年代，本领域很少提“学科”，也少有对学科的思考和讨论。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音乐学专业教育的需求和各分支学科学会的成立，“学科”及其内涵外延成为一个十分关键和绕不开的话题，而且，在音乐学的几个传统学科如史学、传统音乐学、美学、音乐教育学外，又出现一批交叉学科，如音乐心理学、音乐考古学、音乐人类学、音乐社会学、音乐地理学、乐种学、音乐文献学等，它们是因为音乐学研究不断扩大自己的“边界”然后又很自然地与其他社会人文学科接触、交流而形成的，由此不仅充实了音乐学的内涵，也提升了自己的地位。其二，“方法论”被强调并被认为是学科成长的关键问题之一，甚而成为这个阶段“热议”的焦点。20世纪50年代前后的研究，音乐学者多数从自己的积累出发，其研究成果也就具有较浓厚的个人经验色彩。到了1980年，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几部名著很快蔓延学界，这个学科被认为是一个以研究方法为标志的学科，这就给原来经验式的研究以很大冲击。某些提法尽管有偏颇之处，但它对于中国音乐学界认真思考本学科的范畴、原则、理论、属性、概念、方法等依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其三、音乐的文化属性、社会本质逐渐成为音乐学界的一种共识。上一个阶段的研究，为了廓清中国音乐的蕴藏、类别、体裁、结构、腔词关系以及律、调、谱、器等更为具体的形态因素，其重心主要在中国音乐的本体构成方面，对与音乐与社会、民俗、宗教、信仰的深层联系以及音乐作为一种文化的属性等关注较少。进入20世纪80年代，一股“文化热”在文史界掀起，加之，西方音乐人类学理论的核心主张也特别强调音乐的文化属性和它的社会性本质。受此影响，在音乐学的诸领域，引入文化、民俗、社会内容，成为一种主要学术倾向。特别应该提到的是，1987年，音乐史学家黄翔鹏发表《论中国古代社会的传承关系——音乐史论之一》，随后他又为自己的文集定名，提出“传统是一条河流”的著名论断，将中国传统音乐的“传承关系”“嵌入”中国音乐历史的长河中，睿智地提出“中国音乐三大历史阶段和三次断层”以及20世纪以来中国人音乐生活的“四种类型”，以史学观念梳理中国音乐古—今关系的传承，高屋建瓴，令人深思。另一篇著名文论则是郭乃安先生的《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其精辟之处，就像张光直先生批评美国考古学时所说：“考古学如果没有‘社会’的那一面，研究本身就没有意义。”同样，音乐学研究如果不“把目光投向人”，而完全陷入“乐”或“器”，是不是也会“没有意义”了呢？可见，郭乃安先生所著，虽然仅是一篇论文，但它的深刻性、前瞻性值得我们充分肯定。

前文曾云，中国音乐学的“后新传统”时期“仅见端倪”而还“没有完全到来”，其依据在哪里？我想说的是，进入新世纪以后，先有于润洋先生、杨燕迪二位有关肖邦[5]的专题研究，再有洛秦《音乐1927年——国立音乐院诞生中的人、社会及其历史》以及近期音乐学界日益高涨的“口述史”热，或许可以看成对郭乃安当年呼吁的积极回应，也预示着“后新传统”时期重要的学术指标和倾向之一，即把“人”——创造中国音乐的人、持有中国音乐的人、传承中国音乐的人及其依托的社会置于考察、访谈、记录、研究的中心。直到音乐学界把“新传统”音乐学“作了一番扬弃”，又回到“传统”音乐学的“一些主题上去”，我们就可以迎来“后新传统”音乐学的新阶段了。(https://www.daowen.com)

中国自古就有编纂“文选”的传统，著名者有南朝梁太子萧统的《昭明文选》和清代吴楚材、吴调侯的《古文观止》等，前者精选自先秦到公元6世纪间九百多年优秀的诗文共30卷，[6]后者精选出两千多年以来的222篇散文[7]供人阅读。无疑，两套文选都是为了追随前贤、泽惠后学而编的。再生、冰琳主编的这套《音乐学百年文论导读》同样有这样的目的和追求。再生兄在其中的用心之良苦、用力之艰辛自不待言，更感人者，再生兄一方面邀请学生司冰琳担任全书双主编之一，同时特邀李明辉、班丽霞、于祥国、杨晓、徐文正、吕畅、陈烨、祁斌斌、吴凡、吴思羽等学者以及司冰琳、杨成秀、曲文静撰写导读，日前，他来信说：“导读学者涌现出一批新锐……这是文集的一大收获，音乐学后继有人！”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音乐学百年文论导读》遴选了“传统”音乐学前后期和“新传统”时期各分支学科的54篇具有经典意义的论文，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音乐学百年学术史的轮廓面貌，导读中的作者生平简介与成果，则是学者经历和论文著作目录之索引，不少导读写得光彩四溢。文选与导读犹如红花绿叶，交相辉映。相信本书对于青年学子学习如何写论文，如何选题，如何做有价值的研究，将会产生积极的社会影响。当然，任何“文选”都会留下缺憾，遗珠漏玉或因篇幅所限或作者未授权而未能入选者等，应在所难免。即便如是，如此大功大德之为，有一点缺憾，相信学界是能够体谅的。

再次祝贺《音乐学百年文论导读》出版，再次感谢所有作者的支持及二位主编的辛劳！

2018年6月22日
于西安音乐学院思仁斋

注　释

[1].刘再生、司冰琳编：《音乐学百年文论导读》，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19年版。

[2].张光直：《考古人类学笔记》，生活、读书、知识三联书店1999年版。

[3].代表性的论文如杨荫浏《孔庙丁祭音乐的初步研究》、程云《试论戏曲的牌子音乐与板子音乐》、王震亚《京剧“贵妃醉酒”音乐的分析》、查阜西《漫谈古琴》、武俊达《从山歌、小调到戏曲唱腔的发展》、吕骥《论七弦琴遗产》、常任侠《汉唐时期西域琵琶的输入》、贺绿汀《民族音乐问题》、方暨申《侗族拦路歌的收集与研究报告》、郭乃安《试论民间曲调的可塑性》、钱仁康《黄自的生活与创作》等。

[4].见孙幼兰：《“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编写组回顾》《“民族音乐研究班”与“民族音乐概论”》。近现代音乐史编写组完成了《中国近现代音乐史》1—5编及参考资料，约340万字，油印稿；“民族音乐概论组”先分组编出《中国古代乐论选辑》《民间歌曲》《歌舞与舞蹈音乐》《戏曲音乐》《说唱音乐曲种介绍》《说唱音乐》《城市小调歌曲》《古代歌曲》《中国近现代民族音乐家论民族音乐》《民族器乐》等10册内部资料，再编撰《民族音乐概论》，于1964年公开出版。参见《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六十年纪念集》，文化艺术版社2017年版，第65—75页。

[5].于润洋：《悲情肖邦》，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8年版；参见杨燕迪：《音乐作品的诠释学分析与文化性解读——肖邦第一即兴曲的个案研究》，《音乐艺术》2009年第1期。

[6].萧统：《昭明文选》，成书于梁武帝普通七年（526）至中大通三年（531）之间，共周代至六朝七八百年间一百三十多位作者的诗文700余篇，唐李善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7].吴楚才、吴调侯：《古文观止》，康熙三十三年（1694）选定，中华书局198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