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台自播
1986年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县广播电台举办“弘扬五四精神，奏响青春号角”的自播活动。这一消息，我是在县委食堂吃饭时听到的。
食堂后院安装了一台高音喇叭，喇叭绑在一根高高的木棒上，大喇叭口正对着食堂后面一间低矮的小平房。听到大喇叭播放征稿启事时，我们几个年轻人正和县广播电台播音员一桌吃饭。我向他询问，征稿自播是什么形式。他说，自己写稿，自己播音，在电台播放。我们听后一片唏嘘声，每人都倒吸一口冷气——那是自我否定，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这个水平。
播音员问：“你们几个有谁愿意参加吗？”
一桌人皆摇头。有人说，让我们动笔写篇稿子还差不多，去电台播音，谁敢去啊！没想到后来我真的去了。
播音员开玩笑说：“自播有利于体现自我真实感情，不要求有多高的播音水平。如果你们的播音水平超过了我，想去我也不让去，你们去了，我到哪混饭吃去？”
播音员的话，引来一阵笑声。笑过之后，就这样过去了，之后几天没再和播音员一桌吃饭，也没人再提起此事。我不知道他们几个人有没有把这事记在心上，反正我没有。不过，没记心上的事，有时也会轮到自己身上。这天下午刚上班，办公室的人通知，让我到检察长办公室去一趟。检察长对我说：“我上午去县委办事，见到电台台长，台长给我一份征稿通知，说是听播音员说我们单位你很适合参加这项活动。”检察长说着，就将通知递给了我。我一看，这不正是那天在食堂吃饭时议论的自播征稿通知吗？我连忙推辞说：“我不行，我哪会播音呢？”
检察长的神情严肃起来，他说：“年轻人嘛，就要敢于尝试。你不但要参加，还要参加出水平来，为我们检察院增光。”我领到的是一份军令状，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心里开始埋怨起播音员来，那天吃饭时，我明明也和其他几个人一样唏嘘了，摇头了，怎么还会给台长推荐我呢？我像一只被赶着上架的鸭子，甚至都没有像鸭子那样还能无奈地嘎嘎叫唤几声，就被逼着往架子上爬。
晚饭后，我回到办公室，开始构思怎样写稿件，翻来覆去就是没有灵感。现在想想，我一定是被自播给吓住了，脑子里想的不是怎样写，而是怎样播。像被赶着上架的鸭子，不是它不会走路才瘫的，而是看到要让它爬架子才乱了方寸。我在办公室空坐两个小时，竟然没有写出一个字来。就在我起身准备离开时，刑检科王科长走过来。他在加班看卷，正要回家，看见我还在加班，就走进来了。
“在加班写材料吗？”王科长问我。
我说不是，便把检察长交给我的任务跟他说了。他听后对我说：“这是好事，你怕什么？拿出你的看家本事来，既要写好，也要播好。”
我说：“我哪有什么看家本事？”
他说：“你招干前不是当过一段时间的语文代课教师吗？当教师的教学生还能不会读课文吗？”
我很惊奇，没想到老同志对我的经历这么了解，连我当过语文代课教师的事都知道。那是我第二次参加高考落榜后，已没有了再复习迎考的信心，正好大队小学缺少一位语文教师，村干部就向大队部推荐我。我在小学里教了一学期五年级语文，由于心有不甘，在年后学校填补一名教师的情况下，就辞去代课教师，返回母校复习。
我无奈地摇头，自我检讨说：“说起来惭愧，我当过语文教师，却不会讲普通话。”
王科长并没有因此安慰我什么，同样摇头，显得很无奈。他说：“说实话，我们检察院刑检科这些人，严格说起来，没一个完全称职的公诉人。在法庭上出庭公诉时，满嘴方言，哪像代表国家出庭公诉的样子？听说你当过语文教师，我本想向领导提出来，把你要到刑检科去。你们年轻人确实需要学讲普通话，做一名会讲普通话的公诉人，关键时也能拿出去。”
检察长的期望、王科长的期待，让我内心愧疚不已。王科长已经50多岁了，是一名老检察人，他不是把眼光放在当下，而是着眼检察未来，这是一名老检察多么朴实而又真挚的检察情结啊！
一个晚上，我脑子里都在考虑如何写好这篇征文，梳理进院以来的感受。第二天，在王科长精神的感召下，我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抒情散文——《检察事业，注入我深沉的爱》。中午到食堂吃饭，那名播音员打好饭菜后，主动往我们饭桌蹭。我故意说：“坐不下了，你换个地方吧。”他说：“坐不下，我就和你挤一起。”本来坐两个人的长凳，硬是挤了三个人。我故意不说参加自播的事，与他东扯葫芦西扯瓢。他撑不住了，主动问我：“稿子准备得怎么样了？”
我说：“还没准备好。你可真会挑人，挑了我‘老土’一个。”
他笑：“就挑你‘老土’合适。挑你，才能对比出我的播音水平。其实，在我给台里提议开展这一活动时，我脑子里就有你了。”看来，他是早有准备的，我躲也躲不掉。同桌吃饭的几个人开始七嘴八舌地抬举我。这个说：“你会写东西，我看你行。”那个说：“可以，去试试。”播音员当场拍板：“就这样定了，今天准备好稿件，明天中午饭后试播，我下午就给台长汇报。”
我反复修改稿件，感觉读起来还算朗朗上口。第二天午饭时，我把稿件拿给播音员看，他很满意，说下午上班后就让领导审查稿件。下午上班没多长时间，我就接到县广播电台的电话，说我的稿子已被领导批准，让我马上去电台录音试播。
可能是因为激动，也可能是因为紧张，我低头看看自己穿的是便装，也不整洁，便在电话里问：“要不要换检察服？”打电话的女子在电话里哈哈大笑，她说：“你想上电视哦？上电视可要去北京啊！”她的调侃，弄得我很不好意思。广播电台离单位很近，只几分钟路程。播音员在大门口等我，老远给我打招呼，带我走进播音室。
播音室四面墙壁镶嵌着白色隔音板，隔音板上布满一个个小圆孔。我看着有点儿眼花缭乱，感觉墙壁像大街上小女孩白底碎花的裙摆一样摇摇晃晃，紧张得额头渗出一颗颗汗珠。(https://www.daowen.com)
我一直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突然紧张。此刻，我面对录音筒，面对一个陌生环境，突然紧张起来。我想把播音播得有模有样，像爬上山峰看日出，总想向前一步再向前一步，找到最佳立足点、最好角度。人都有追求美好的心理，对生命总是充满敬畏与期待，想捕捉到最辉煌的一瞬，让自己刹那间融入至善至美的境界。
我的神情及额头的汗水毫无保留地向播音员表明了我此时的紧张心理。播音员提醒我说：“没有人能看得见你，你就权当是在自己房间朗读就行了。”他把这篇稿件还给我，给我指出几处做了略微改动的地方，并说明了改动理由。之后，他啪啪嗒嗒一阵忙乎，调好设备，自己对着话筒“喂喂”几声，感觉音量适中，就对我说：“开始吧。”
“啪嗒”一声，录音开关扳下，我紧张的心一下提到嗓子眼。播音员伸出一只手，轻拍我的后背，既是在鼓励我，也是在催促我。我终于鼓起勇气，大声朗诵起来。我当过语文代课教师，语句的抑扬顿挫把握得还行，但声调提得太高。在播音员的指导下，我又练习了几遍，最后一次，终于一气儿读完了稿件。
播音员戴上耳机试听一遍，然后摘下耳机说：“还行！”
“还行”是什么？我明白，“还行”就是还能将就。能“将就”就行，不能再试播了，再试播就会走向我高考的老路——连举不第，甚至可能一次比一次差。
我与播音员是饭友，他没让我完成任务马上回去。他征求我的意见，问我是否想听一遍。我当然愿意，于是，他让我在播音室外稍事休息。播音员配好主持词，剪辑好，让我戴耳机听一遍。听完后，他问我怎样，我说：“挺好，人物画面感清晰，层次分明。”播音员没完全悟出我话里的意思，我进一步给他解释，“画面感清晰是说听的人一下就能听出是两个人的声音，层次分明是说两个人播音水平存在明显差距。”
播音员被我略带幽默的夸奖撩拨得很愉快，他说：“第一次能播到这样，已经不错了。”其实，他并不了解我此刻的真实心情，我更在意的还是文稿内容——文字能不能表达出我对检察事业的那份真诚的爱，能不能让老百姓感受到检察事业为人民的那份情结。我甚至担心，能不能从另一个角度，诠释王科长那一代老检察人对检察事业未来的一份期待。
当时广播在县里是新闻传播的主要途径，不仅农村各个村庄都安装广播大喇叭，城里各个路口、街道也挂着高音大喇叭。我担心我的声音通过电流传输后变得太难听，以至于闹出笑话。自播后两天时间里，我时时注意聆听着大喇叭里的广播声。
那天早上，没见播音员来食堂吃饭，他的声音却突然在食堂后面的大喇叭里出现。其实，每天吃饭时在大喇叭里都能听到他的声音，只是大家习惯了，不十分在意了。唯有这次我听到他声音时，心里猛地一惊，预感到该是播放我自播的时候了。果然如此，他以专业播音员特有的玉石之声做过介绍后，我的声音出现了：粗犷而略带沙哑，名副其实的自播，每个人都能听出来。
像青春萌动的少年，我顿时感觉满食堂趴在桌子上吃饭的人都是自己中意的对象——想看，却不敢抬头；不抬头，又心有不甘。我借各种理由，抬头瞟向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奇怪的是，在我怀着激动的心情环顾四周时，包括同桌吃饭的人，大家神情依旧。似乎没人留意高音喇叭里正在播放的是我的声音，此情此景既放松了我的心情，又让我隐隐感受到一丝失落。
我的自播结束后，坐我对面吃饭的县志办公室王主任抬头问我：“小杜，刚才是你播音的稿子？文章的感情色彩很浓啊！”我点点头，承认是我的播音，同时也感谢了王主任的夸奖。他若有所思地说：“检察机关是该好好宣传宣传了，恢复重建几年了，现在社会上还有好多人不知道检察机关是干什么的。”王主任的话，又让我想起了那个拉着老伴来检察院看病的老大爷。
就在我刚吃完饭的时候，食堂管理员走过来对我说：“你过来一下，书记要见你。”“哪个书记？是县委书记吗？”我一下子惊住了。县委书记是听了我的自播才提出要见我的吗？他一定是听说自播的那个人正在食堂吃饭。我再怎么敢想，也想不到会出现这种情况。我随管理员从食堂后门走出，拐弯走进那个正对着高音大喇叭的小平房。
小平房是借助食堂一面墙搭建的，类似于乡村小饭馆边搭建的杂物室。斜顶平房里很干净，只有一张小方桌、几只小板凳，斜顶的檩条上挂着一只25瓦的灯泡，灯泡下坐着一位50来岁中等身材的人。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县委书记。
书记已经吃好早餐，碗筷还没有清理。我早就知道这是县委书记吃饭的地方，但从未踏进过半步。那一刻，平房中的情景留给我最深的印象就是，书记吃的早餐竟然和我们吃的完全一样。一个小盘里的卤豆腐吃完了，卤豆腐的汁水清晰可见；一小盘黑咸菜，留下几根咸菜丝的残渣。看不到剩馒头，喝稀饭用的碗筷整齐地放在两个小盘中间。
现实一下改变了我以往的错误判断。我原以为让县委书记在这间小平房里吃饭，是为了给他“开小灶”，补充营养，原来县委书记和我们吃一样的饭菜。小平房，只是为他安排了一个相对安静的环境而已。书记示意我坐下，我没有坐，毕恭毕敬地站在书记对面。书记问我：“刚才广播里的文章是你写的？”
我回答：“是。”
“写得不错，播得也不错！”书记微笑着对我说。
稍停，书记突然话锋一转，问我：“听你在播音中说，你是高考招干的农村学生，能告诉我是怎么招干的吗？”
我一五一十地把全省检察机关如何从低于高考录取分数线的考生中招录检察干部的情况向书记汇报了一遍。书记听后高兴地说：“好，这个办法好，不拘一格降人才，及时解决了检察机关恢复重建后人员断档的问题。好好干，为咱农民兄弟们争口气！”
从小平房里出来，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第一次和全县最大的领导面对面倾心交谈，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同时，我也为自己的狭隘和偏见而后悔，每次吃饭抄近路走食堂后门时，看到斜顶小平房，我都在想：这是县委书记吃“小灶”的地方。今天我眼见为实，原来县委书记也是普通干部中的一员啊。
我一下明白为什么高音喇叭正对着斜顶平房而立了，县委书记是借吃饭之机，聆听国家大事，关注全县大小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