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济检察科做内勤
上班第二年，院领导找我谈话，说经济检察科需要我，于是，我被调整到经济检察科工作。到经济检察科后，科长找我谈话，说内勤工作很重要，于是，我接任了内勤。
几乎所有部门的领导都说内勤工作重要，那么，既然重要，为什么都让年轻人做内勤呢？即使部门没有年轻人，也按年龄或资格倒排序，相对年轻或进来晚的人干内勤。重要岗位是要有阅历和经验的人才能胜任的，唯有内勤这个重要岗位不设置苛刻条件。浅显的答案是，内勤忙，事务多而繁杂，且吃苦。其实，内在原因并不那么简单：天道酬勤，是对内勤最好的安抚。
木楼二楼东头的大房间，既是经济检察科的办公室，又是全院周一例会集中学习的地方。我被调去后，办公桌放在正对屋门的位置，身后窗户外是一棵高大的梧桐树，这边风景独好。以前这个位置没有放置办公桌，周一例会，检察长自带椅子坐在这，大家面向检察长而坐，久而久之，这个位置就成了检察长开会时的座位。这次我被调来，实在没地方放置桌子，科长就安排我把办公桌放在那里。
调到经济检察科后的第一个周一例会，我主动把椅子搬到一边，空出那个位置。检察长进来，看那个位置虽然有桌子，却是空的，就继续坐在那里。相较于以前，现在检察长除面向全体干警，面前还有办公桌，手里的文件、报纸可以放在桌子上，更有坐主席台的范。第二次例会，检察长早早进来，一屁股就坐在我椅子上——后来我才知道，那天他来得匆忙，办公室钥匙忘带了。
会议之后，检察长迟迟没有离开座位。他神色凝重地对我说：“小杜，你过来。”我忐忑不安，怯怯地走向检察长。他说：“你是内勤，内勤就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你懂吗？”我点点头。因为我不知道检察长想说什么，只有洗耳恭听。
“有些事情，领导不一定方方面面都能考虑到，做内勤的要主动向领导提出来，你这点做得可不好啊！”检察长直截了当地批评我。
我一脸茫然，不知何故。
检察长说：“你帮我统计一下，看看院里还有多少人坐旧椅子，让办公室抓紧更换。”
我突然明白，检察长是出于一份关心才批评我。至于批评我的诱因，应该源于他猛地一下坐在我那把旧椅子上了，是旧椅子上的十字架竹竿提醒了他。当初招干时，我挑拣的这把只有十字竹架已没有了塑料篾子编制的椅面的旧椅子，经过两年磨损，四条腿摇摇晃晃，十字形竹竿裂开了缝隙。检察长一定是裤子被竹竿的缝隙夹住了，因为这种情况我经常遇到。
说起这把旧椅子，还有一段故事：招干后上班的那个周末，办公室冯主任安排我们三位新招干的年轻人周日上午待在院里，说是单位从苏州购买了一批新藤椅，让我们帮助搬卸。那时，周末休息是一天半时间，周六下午不上班，我匆忙赶回家，晚上吃母亲用大锅台做的晚饭，感受四邻婶子大娘嘘寒问暖的关爱。周日一早，母亲没有早起下地干活，煮了一锅她那代人操作起来非常熟练的红芋稀饭。早饭后，我骑自行车赶回单位。上班一个星期了，却没有椅子坐，心想，终于等到自己的椅子了。我们兴高采烈地等待拉藤椅的大卡车到来的那一刻，之后汗流浃背地把藤椅一把一把卸下来，扛到经济检察科那间大通屋里，摆放起来。
搬完椅子后，冯主任告诉我们：“你们三个人每人从旧椅子里找一把没断腿、椅面不露屁股的椅子坐吧，因为这批藤椅订购得早，没有你们的。”虽然没有坐上新藤椅，我们仍然高兴，从此可以有自己的座椅了，周一开会时，不用站着靠在门口或坐桌子边角了。
换掉的旧椅子也是藤椅，竹子架，用米黄色塑料篾子编织而成。我从刑检科挑选一把椅面只有两根竹竿交叉却已没有了篾子的旧椅子。虽然屁股只能坐在十字架上，但椅子框架结实，四条腿健全。这把椅子的原主人是一名老同志，他背墙而坐，桌子离墙面空间小，最主要是他没有崴椅子腿的坏习惯，只是偏胖的身体把椅子面塑料篾子坐开裂了，框架依旧硬朗。这把椅子陪伴我两年时间，直到换新椅子时，我对这把旧椅子还恋恋不舍。
旧椅子惹出了检察长裤子被竹架夹住的事，仍然坐着旧椅子的人，很快都有了自己的新椅子。更换椅子这件事，让我真正感悟到的不仅是领导的关怀，还有那句“内勤就是领导的参谋和助手”。一份因内勤而骄傲和自豪的心境油然而生，让我终于明白，这就是内勤工作的重要性所在。
科里共有八名同志，除了科长、我及一名老同志外，其余五人都是军转干部。军转干部保留着军人的风采，办事雷厉风行，身上永远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我的到来，为经济检察科输入了新鲜血液——这份血液，像军队征程中偶遇的一名童子军，在拉扯中享受快乐，同时也助我在关爱与呵护下快速成长。
军转干部豪爽、耿直，他们不称呼我“大表哥”，昵称我“大管家”——因为我已经不干统计了。我本来不是个手勤的人，但在他们“大管家”长“大管家”短的招呼下，科里的杂活我不得不主动承担起来。我成了烧水壶、小扫帚、铁簸箕的主人及装订机的专职操作人，还兼任着他们几个军转干部家庭的半个勤务员。(https://www.daowen.com)
经济检察科案件多，下乡多，出差也多，有时上班来到办公室后，才突然接到下乡或出差任务。每遇到这种情况，他们就把家里的钥匙交给我，让我下班后帮助接孩子，也有模范丈夫上班路上顺便买了菜，提到办公室里来，我要赶在中午做饭前帮忙送到家，免得他们下乡或出差回来看妻子的白眼。
曾国藩说为官者当有五勤。既然大家视我为“大管家”，我也算科里“问事的人”，也应“以勤治事”。
刚接任内勤时，上一任内勤交给我一团线绳、一把锥子，我知道，这是装订卷宗的工具。虽然装订卷宗对每一位内勤来说都是一项要熟练掌握的工作，但我当时从心里还是很排斥的，看着那一堆女人纳鞋底用的东西，总觉得它们和查办案件的距离太远。直至那次我和原任内勤一起出差，在路上，我俩有了充分交流的机会，他给我上了一堂内勤课，对我启发很大，我开始对内勤工作有了新的认识。
他说，其实，称内勤是“管家”并不准确，准确的称谓应该是“专家”加“管家”。我不以为然，认为他太过拔高内勤地位了。可他神情严肃，不像是在开玩笑。他说，内勤并不是“跑龙套”的，不是抄抄画画、管管档案装装卷宗，内勤工作对一个内勤人员综合素质的要求是无止境的，同时也最能考验一个人的综合能力。因为，内勤是一个部门的核心和枢纽，一个部门工作成绩都体现在内勤笔下的总结报告里，这就要求内勤既要精通本部门业务，又要吃透领导的工作要求及决策意图，同时还要能够提出有深度、有质量的意见和建议，当好参谋和助手。
他深思一会，说，“管家”的意思是说内勤工作锻炼人的行政管理能力，内勤在管理本部门日常事务的过程中，锻炼出干练的办事风格。
在整个出差过程中，他和我交流许多有关内勤工作的经验。早几年，我在市院协助领导分管办公室工作，有次，我去砀山检察院检查档案管理，无意间看到一本20世纪80年代我装订的卷宗。卷宗皮上的字迹跳入眼帘那一刻，我心情非常激动，多么熟悉的字迹啊！卷宗皮上的字体及有角有棱的卷脊不禁勾起了我的怀旧之情。我打开卷宗，首先看到的是比卷宗小一圈的介绍信、送达回证、拘留、逮捕证等法律文书，被我工工整整地粘贴在卷宗纸上，直到现在看上去还没有一点粘贴的褶皱，整本卷宗没有一张纸不是等宽等长。
这时，我脑海里又浮现出跟着老科长办案“画书证”时挨批的一幕，是他，改变了我的工作态度。
我做了经济检察科内勤，首先是从“大表哥”到“小表哥”角色的转换。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做了科里内勤，才知道以前我因为报表的事对他们的责怪，让他们受了不少委屈。好记性不如烂笔头，科里每一起案件，内勤都要主动找承办人问进度，案件每进展一个环节，都要详细记录下来。前任内勤帮我设计一张案件登记表，我打印出来，订成一个本子，隔三岔五拿着本子站在案件承办人桌子前，修改案件进度，修改追赃数据，一个不经意间的疏忽，都可能造成统计数字上的失误。
内勤的一项重要工作是写各类材料，最典型的就是年终总结。为了写好材料，我养成了剪报的习惯，用废弃的法律文书做成三个厚厚的剪贴本。《安徽法制报》《拂晓报》《安徽日报》等总结性文章、有关经济检察工作的文章及有关检察院办理经济案件的案例，我统统剪贴下来，分门别类地粘贴在三个不同剪贴本里。书到用时方恨少。我从剪贴本里认真学习别人的写作技巧，把好句子、好词语摘抄在一个本子里，把年终总结框架结构概括出来，希望自己能像蜜蜂一样采百花，酿出自己的蜜。
尽管如此，第一年撰写科里年终总结，还是让人大跌眼镜。那一年，我们经济检察科办理一起村干部偷税案件。案件立案后，在侦查中发现这名村干部做生意偷税盈利的钱用来给村里修桥了。他为村里百姓做了好事，可他确实也犯了法，明知做生意要交税，却故意隐瞒不交。好在这名村干部认罪态度好，为了彰显办案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经院检察委员会研究，同意科里意见，对被告人做免予起诉处理。
按照年终总结的习惯写法，总结有三个标题，这也是整个年终总结中最重要的内容。科长要求拿出一个标题，专门写这起案件，既要写出村干部犯偷税罪，又要写出检察机关处理案件时所把握的法律尺度，还要突出案件的社会效果。初干内勤的我，脑子里没有这么宽广的思路，写好第一稿拿给科长看，科长看后，对其他部分都满意，就是对这起偷税案件的写法不认可，让我针对这部分内容重写。第二稿写好，科长仍然不满意，而且很生气，无奈，只好安排把这部分内容交由前任内勤来写。
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老科长严厉的工作态度，高标准的工作要求，让我不得不面对现实认真反思，深感自己思路狭窄，知识浅薄，末学肤受。不过，这也是一件好事，它激励了我努力学习、不断进步，也让我明白作为一名内勤要不断开动脑筋，拓宽思路。
我的粗心大意造成工作失误的事也时有发生。举一个例子：周六下午，法定休息日，正值秋收大忙时节，我急忙骑自行车赶回老家，利用星期天帮父母干些农活。我走时，外出办案的同志还没回来，我把存放法律文书的两个柜子都锁上了，也把钥匙带走了。星期天早晨，科里的一名同志骑自行车找到我家，原来他们昨天查办的一起贪污案件，经研究决定立案侦查，法律文书锁在柜子里，没法办理相关手续。以前，柜子顶角放有一把备用钥匙，被我无意锁进柜子里了。他一大早就找到我家，一定是在天不亮就出发了。我很自责，立马随他一起回单位。
走进办公室，我像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低着头，等待接受批评。没有等来任何一句指责的话语，相反，在大家温和的笑容中，我看到桌子上已为我们备好了早餐。“快，趁热吃！”老李把油煎包和热粥分别端到我俩面前，还没吃，我心里已经热乎乎的了。
那年，我被单位评为先进工作者。检察长给我颁发奖状时，微笑着说：“小杜，有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做内勤工作的经验。”我很内疚，深感自己受之有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