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诺贝尔奖

1945年11月，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从斯德哥尔摩传来，泡利因不相容原理以及中微子假设的提出获得194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建所以来，第一个没有正式公民身份的外籍移民获得诺贝尔奖。现在面临一个严重的问题，泡利能否如期到达斯德哥尔摩领奖？美国移民局只获准泡利两个月的出入境许可，泡利认为自己与苏黎世并没有解除工作关系，他仍然是苏黎世的教授，有责任也有义务在领奖前与苏黎世接触。他决定首先到苏黎世去，然后再考虑下一步，他不想把问题复杂化，也不想为急于领奖而遗留问题。然而按照苏黎世的要求，他没有正式的美国护照，不可能外出旅行。显然两个月的时间是不够的，现在轮到研究所为此事头疼了。

1945年12月10日，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在福尔德（Fuld）大厅为泡利举行了诺贝尔奖庆祝会，到会的有专程从华盛顿来的瑞典驻美国大使，还有来自美国其他大学和研究所的物理学家们，其中有来自麻省理工学院的拉比、卡尔森（Carlson）、古兹密特和席格特（Siegert）教授；有来自密西根大学的科尔比（W.F.Colby）、拉波特和丹尼森（Denison）教授；有来自匹兹堡卡耐基技术研究所的埃斯特曼（Estermann）教授，奥托·斯特恩因故未到；有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系系主任爱森哈特（Eisenhart）、约克、拉登堡（Ladenberg）、惠勒（J.A.Wheeler）等教授；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到场的有研究所主任阿德洛特、爱因斯坦和他的合作者梅耶尔（W.Mayer）、巴格曼（Bargmann）和泡利的助手胡宁，此外还有数学家外尔、冯·诺伊曼、哥德尔（Godel）和韦波伦（Veblen）教授，在这个庆祝会上，还有一位特殊的客人，这就是艺术史学家、泡利多年的好友潘诺夫斯基（Panofsky）［80］。

庆祝会伊始，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主任阿德洛特宣布：“（泡利）被指定为我们研究所的新成员，他获得诺贝尔奖正好印证我们的选择是正确的，这也是我们所期待的。”接着他又说：“我们希望用不了几周的时间，我们就会怀着兴奋的心情欢迎泡利博士和泡利夫人正式成为美国公民。”接下来讲话的有泡利最亲近的朋友之一，艺术史学家潘诺夫斯基。他和泡利早在1928年汉堡时期就是好朋友，这位朋友给大家讲起了有关泡利的笑话，这就是熟知他的人常提起的“泡利效应”。他说，“在汉堡时，有一次大家到饭馆吃饭，由于有泡利在，大家很小心，生怕由于‘泡利效应’再出岔子，结果还是出了，大家一屁股坐在鲜奶油上，唯独泡利没事。”当大家笑起来的时候，潘诺夫斯基说：“其实还有‘泡利逆效应’，由于有泡利在，不少人都因他而受益，他的帮助和激励，使周围的人更加自信，在泡利人格的影响下，周围人的思想更加‘人性化’，这种影响是在不知不觉间起到作用的。”事实上也确实如潘诺夫斯基所说，在泡利赴美期间，经济上最拮据时，他也没有忘记帮助他人。1942年2月，泡利为他过去的合作者艾德勒（Adler）来美，托付奥本海默为他找到工作，后来艾德勒成为温泽尔的助手，他们一起研究中子物理。1942年9月，泡利又帮助在苏黎世的助手约克来美，并为他在普林斯顿找到工作，最终约克成了他的助手。(https://www.daowen.com)

在诺贝尔奖庆祝会上讲话的还有外尔，他介绍了他与泡利用黎曼几何研究电磁场与引力场的统一场理论，他说：“（在统一场的研究中）他是我的第一个合作伙伴，我们在一起发表了统一场理论的第一篇论文。早在1918年，我就首次提出过（相关理论），说实话，泡利的参与确实带有‘泡利的特征’，他给予我那个（最初的）理论以‘致命的打击’（pernicious blow）。”外尔接着说：“多年来，在理论物理界的大多数人都有共识，泡利是位具有道德良心的物理学家，也是位具有批评判断准则的人。”在讲话的结尾，他总结道：“泡利的一生，始终对哲学怀着深切的兴趣，中国哲人不愿把心灵舍弃在世俗之上，也不愿意接受所谓终极准则的‘效率’，他被这种智慧深深地吸引是毫不足怪的。”［81］听了外尔的一席话之后，爱因斯坦站了起来，他为外尔的讲话做了一个重要的定位：“他就像是一位古希腊人！”

从泡利不到20岁的时候，爱因斯坦对泡利就有很高的评价。泡利与爱因斯坦来往的信件很多，接触时间最长。在爱因斯坦70岁生日的时候，泡利在给他的信中提到这件事说：“你在普林斯顿的那次讲话给我强烈的激励……它使我永生难忘。”泡利获奖10年以后，在爱因斯坦逝世不久，泡利回忆起这件事，1955年4月25日，他在写给玻恩的信中说：“爱因斯坦的去世同样触动了我，现在像这样充满仁爱，情同父子般的友情再也不好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