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书画艺术

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历史，是由统一而分裂的过程。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随后由司马家族统一为西晋。但十六国的连年战乱，使得中国再次进入一个分裂的时代。5世纪时，由北魏的统一和相继分裂而形成的北朝，与西晋王朝偏安江左后被宋、齐、梁、陈替代形成的南朝相互对峙。政治的不稳定、时局的混乱动荡，带来的是经济的普遍衰退，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却出现超乎寻常的改变。

在此之前，人们信奉儒家思想，受礼仪教化、等级秩序等的束缚，讲究对体制和权力的效忠，尤其在汉武帝定儒学为国学以后更甚，这使得人们长期处于压抑的状态下。

“碑中之王”瘗鹤铭

而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战乱之中产生了新思潮，最突出的代表就是玄学与玄风，知识分子最感兴趣的典籍是《老子》、《庄子》、《易经》。跟汉代的儒学相比，玄学学术的色彩淡，崇尚清谈、玄虚，逃避现实。这背后其实是人的自觉或人文的自觉，渴望从君权中解放出来，关注于人自身、存在及生命的探讨。此时，文学艺术、宗教信仰都正是在这种思想解放、心灵自由、人文回归、关注生命的玄学思辨基础上全面走向自觉的。

书画艺术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方走向了艺术的自觉，产生了一批后世很难超越的艺术家。(https://www.daowen.com)

曹魏钟繇是突出的代表人物，他所生活的时代正是隶书向真楷转变的过渡时期。他的《季直表》和《宣示帖》可看出他的字已脱隶意，只是捺笔稍重，字体扁方而已。正如《平生壮观》所云：“汉魏之交，分隶初变其行，钟元常（繇）苦攻笔法，至于呕血不顾，为古今书人第一。”南朝宋人羊欣在所著《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指出钟氏书有三体，第三为“行狎书”，照羊欣原文解释为“相闻书”，南齐王僧虔称相闻书“即行书是也”。相闻书就是当时两方之间的信札，其已非章草，更非隶书至明。西晋的相闻书一般用的是行书，东晋而后，已基本摆脱隶书和章草的影响，面目为之一新。在这方面王羲之父子起了重要的作用。

王羲之有“书圣”之称，其楷、行、草、隶、八分、飞白、章草俱入神妙之境，成为后世崇拜的名家和学习的楷模。其《兰亭集序》为历代书法家所敬仰，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王羲之精研体势，广采众长，备精诸体，冶于一炉，摆脱了汉魏笔风，自成一家，影响深远。其书法平和自然，笔势委婉含蓄，遒美健秀，世人常用曹植的《洛神赋》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一句来赞美王羲之的书法之美。王羲之书风最明显特征是用笔细腻，结构多变。王羲之书法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书苑。

王羲之《平安帖》（摹本）

王羲之有七个儿子，其中七子王献之，为兄弟中书法成就最高者。他自幼从父学书，在王羲之的悉心传授和指导下，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后来取法张芝，别创新法，自创一格，与父齐名，人称“二王”。他的书法，兼精楷、行、草、隶各体，尤以行草擅名。他的楷书以《洛神赋十三行》为代表，其行书以《鸭头丸帖》最著。草书名作《中秋帖》，列为清内府“三希帖”之一。《墨林快事》评其书曰：“笔画劲利，态致萧辣，无一点尘土气，无一分桎梏束缚。”由于王献之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

颜真卿《多宝塔碑》局部

魏晋南北朝绘画继承和发扬了汉代绘画艺术，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除有民间画工之外，士大夫也积极参与美术活动，绘画艺术得以蓬勃发展。此时的绘画形式以长卷式为主并形成了传统，曹不兴、卫协、戴逵父子、顾恺之、陆探微、张僧繇等一批优秀画家脱颖而出，成为划时代的艺术大师。绘画题材范围也不断扩大和发展，山水画逐渐向独立的画科发展，花鸟画也开始兴起。绘画风格呈现出多样化，在表现人物面貌、精神气质上有“张（僧繇）得其肉、陆（探微）得其骨、顾（恺之）得其神”的区别；在形象创作上，陆探微创造的“秀骨清象”概括了同时代社会名流的类型，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这一时期的对外交往，扩大并促进了中原文化与少数民族文化、国外文化的交流，更丰富了传统的表现技法，孕育着唐代绘画新面貌的诞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