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器

食器

食器即盛食具，指进餐时所使用的盛装食品的器具，约相当于今天所说的餐具。青铜食具也是礼器，因为用什么样的青铜器皿盛煮食物可以代表不同的等级。真正意义的食器有豆、鼎、甗（yǎn）、簋（guǐ）、敦（duì）等，下面对其进行简要介绍。

豆是专用于放置腌菜、肉酱和调味品的器皿。青铜豆出现于商代晚期，盛行于春秋战国。山西保德县出土的商晚期带铃铜豆，是目前已知最早的青铜豆。豆也属礼器的一种，通常成对出现。对于用豆数量的多少，古代也有一定的典章制度。《礼记·礼器》载“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诸公十有六，诸侯十有二，上大夫八，下大夫六”。但是，出土和传世的青铜豆都较少，这可能和当时人们多用陶豆、漆豆和竹、木质豆有关。

青铜鼎有烹煮肉食、食牲祭祀和宴享等各种用途。目前发现最早的青铜鼎出现于商代早期，一直沿用到两汉，乃至魏晋，是青铜器中使用时间最长、变化最多的器皿。作为饪食器，鼎并无特殊功用，但作为礼器，它却是统治阶级等级制度和权力的标志。古代社会，对于用鼎的数目，有相应的制度，称为“列鼎制”。据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天子用九鼎，诸侯一般用七鼎，卿大夫用五鼎，士用三鼎，也有用一鼎的，盛豕。

甗流行于商至汉代，造型分上下两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称为甑（zèng），甑底是一有穿孔的箅，以利于蒸汽通过；下部是鬲，用以煮水，高足间可烧火加热。商代甗多为圆形，直耳，侈口，束腰，袋状腹，腹下设锥足或柱形足，器体厚重。商早期花纹简单，晚期多用兽面纹装饰。西周除沿袭商代形式外，还出现了附耳，有的上下部可以分开，在下半部也加附耳，同时还出现了长方形甗。春秋战国时，器身变薄，袋足消失，许多器物不再用花纹装饰。春秋以后，甗的甑部多为大口斜腹的式样，即甑的底径要大大小于口径。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三联甗，却是在一个长方形鬲部上置三个甗，这仅是极个别的特例。除实用外，西周末春秋初，甗还是礼器，与鼎、簋、豆、壶、盘等组成成套随葬品。

甗(https://www.daowen.com)

青铜簋出现在商代早期，盛行于商周和春秋，战国以后就很少见了。簋是用来盛黍、稷、粱、稻等饭食的器皿，与现今的大碗用途类似。簋圆形似碗，敞口，凹环颈，圆腹，圈足。耳的数量不一，或无耳，或双耳，或三耳，或四耳，或带方座，或带支足。簋在商时无盖，西周春秋时期带盖，盖与器大小相同，合上为一器，打开则为相同的两器。器、盖各有四短足、两耳，且有方座或三足，战国之后渐为敦所替代。郑州二里冈和黄陂盘龙城土的铜簋，是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铜簋，同样也带有原始的特征。至商晚期，簋形逐渐固定。总之，早期的铜簋无耳大口，商晚期以后的铜簋多耳、敞口。西周中晚期有四珥（耳下垂部分）立足簋，及高圈足簋或圈足下附小兽支足的簋。同时方座簋依然行用，直至消亡。商周时期簋与鼎是同样重要的礼器，从出土情况看，传统的摆件中，簋常以偶数出现，并常与奇数列鼎相配合，这与史书中记载的天子用九鼎八簋、诸侯用七鼎六簋、卿大夫用五鼎四簋的礼制完全吻合。《周礼·地官司徒·舍人》“凡祭祀，共（供）簠（fǔ）簋，实之，陈之。”郑玄注：“方曰簠，圆曰簋，盛黍、稷、稻、粱器。”

羽纹簋

敦也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皿，由鼎、簋的形制结合发展而成，产生于春秋中期，盛行于春秋晚期到战国晚期，秦以后消失。其基本形制是上下内外皆圆，盖与器相合成球体或卵圆形体。

鬲（lì）为炊粥器，青铜鬲最早出现在商代早期，大口，袋形腹，犹如三个奶牛乳房拼合而成，其下有三个较短的锥形足。袋形腹的作用是扩大受火面积，较快地煮熟食物，但商代晚期以后，袋腹逐渐退化，且多数青铜鬲有精美的花纹，不宜于火煮，当为盛粥器。

俎，平板下安有足谓之俎。俎既可用来放置食品，也可用做切割肉食的砧板，故鸿门宴上张良自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其意昭然。新石器时代的此类食具尚无确切的发现，但夏商周时期的俎却多有出土，既有石俎，又有青铜俎。当时的俎也是祭祀用的礼器，用来向神荐奉肉食，所以常常“俎豆”连用，代指祭仪，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即言其擅长祭祀礼制之意。

番君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