砚的产生和发展
砚的产生和发展
砚是中国传统的文房用具，它的产生和发展是与中华民族的文明进步相适应的，在人类文明进步中曾起着重要的作用。它来源于新石器时代的研磨工具——磨盘、磨棒。但是，就目前的考古资料来看，至今还没有发现一方西周以前的砚台。也就是说，砚的产生应该是在西周以后的某一个时期。《汉书·薛宣传》中曾有“下至财用笔研，皆为设方略”的记载，可见，研（砚）已成为汉代读书人的必需之品了。清人曹寅的《楝亭十二种·砚笺》里说：“汉张彭祖与上同研席……前人谓研字始见于此。”那么研（砚）的产生当在研字出现之前。这两则材料都可以说明在汉代以前就有砚的存在了，而砚的产生自然也在此之前。
一、秦汉时期的砚
砚是文字产生之后，随着文字交流的频繁和书写中其他工具（如墨、毛笔）的出现而形成的。1975年湖北省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砚、墨，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的书写砚和人造墨。该砚用鹅卵石打磨成圆饼形，没有一点儿纹饰雕刻，旁边附有杵棒。质地比较粗糙的墨锭为圆柱形，要用杵棒助研。
砚的显著发展是在西汉时期。西汉砚大多为配置有精致木盒或彩绘漆盒的长方形石砚。从此，砚逐步从实用性的书写工具中脱胎，步入了工艺品的殿堂，玉砚、漆砚、陶砚应运而生，成为汉代人们社会地位和财富的标志。
东汉时期，砚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转折点。在造型上大多为圆形，三足，有盖，有的还附有磨石，其工艺水平较以往有明显的提高。在装饰上采用了透雕、浮雕相结合的手法，三足和边沿及盖还常常刻有动物图案的纹样，如云龙、鸠鸟等。但从实用的角度看，秦汉时期的砚从质到形都还没有成熟，仍处于初创阶段。
东汉以后，瓷器工艺取得了很大进展，瓷砚也随之问世，还出现了铜砚。当时的铜砚并非是铜质砚，而是精美绝伦的铜砚盒中嵌入砚石。当时的木砚盒、漆砚盒、铜砚盒都很精致。
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砚
魏晋南北朝到隋统一的三百余年中，瓷器大量出现，替代了昂贵的铜、漆器。圆形三足的青瓷砚，成为魏晋南北朝砚的主要品种。
瓷砚在三国开始流行，其形状一般是圆盘形，下附三足，足一般呈兽蹄形。这一时期，除青瓷砚外，陶砚继续存在。同时，带有突出的地方色彩和民族风格的北方雕刻方形石砚开始出现。其中，尤以北魏石雕刻最精美。
三、隋唐时期的砚
隋唐时期，瓷砚更加盛行，除了圆形三足砚外，出现了多足砚。
唐代除瓷砚外，出现了端石、歙石等著名专用砚材，红丝石和澄泥也相继成为制砚的材料。此时，制砚工艺迅速发展。
唐代风字砚
唐代砚较典型的是箕形有足砚，一端呈圆（或方）而窄，一端平而阔，开若簸箕。砚底一端用足支撑，有单足、双足、梯足；又因其像“风”字而称为风字开砚。
红丝石在唐代曾经名重天下，产地在山东青州，其色彩艳丽，品种多样。这时，人们开始对优良的石材有研究。唐代的大书法家柳公权在《论砚》中认为：“蓄砚以青州为第一，绛州次之。后始重端、歙、临洮，及好事者用未央宫铜雀台瓦，然皆不及端，而歙次之。”（绛州位于山西省新绛县，是“澄泥砚”的产地）。
从收藏角度看，铜雀台、未央宫瓦砚也不失为古砚中有收藏价值的品类。
唐砚还有从隋代继承下来的圆形多足的辟雍砚，其砚下部多圆足相连，足部明显突出，一般有纹饰。(https://www.daowen.com)
中唐以后砚呈现出一派繁华景象。从质地上看，有石砚、陶砚、瓷砚、铜砚、铁砚、漆砚、玉砚等，不仅品种多，式样繁，而且制作、样式也比秦汉六朝的精致。
四、宋元时期的砚
宋代设置了砚务官，专门管理开石和歙砚的制作，向王府提供精品，大大提高了砚本身的地位。加之桌椅的进一步普及，人们写字作画逐渐形成了伏案的习惯，于是有足砚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无足的平台砚代之而起，砚的形制发生了重大变化。
宋代石砚日益普及。这时砚石的开采除了青州红丝石、紫金石、端州石、歙州石之外，又相继开发了淄州金雀石、唐州紫石、宿州乐石、登州石、泸州石、蔡州白石、东州褐色石、太湖石、淮山石、明州石、滩哥石、成州栗亭石、石钟山石、潭石、夔石、永嘉观音石、归州绿石、高丽石、柳石等。
宋代人对石砚的色彩、纹理产生了极浓厚的兴趣，甚至成了一种追求。宋人除了注重砚的使用价值以外，还十分强调体现它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所以它的雕刻也是十分讲究的。砚的底部与砚堂呈水平状态，不能倾斜，否则贮存在里面的墨汁就会溢出砚外。砚的雕刻主要以浮雕为主，其次可参以少量圆雕、透雕、线刻。砚的色彩应深沉、古雅，可以多色共存，辅也可以几种正品纹理同时出现在一方砚石上，不过大多以单色为主，这样可以使整方砚在选型、纹饰内容和形式上达到完美、丰满、和谐统一。宋代石砚的造型趋于多样化，其式样一扫汉唐砚圆形三足和箕形的单一风格。宋代的《歙州砚谱》就记载有端样、月样、圭样、莲叶样、古钱样、外方里圆、蟾蜍样、琴样、辟雍样、风字样等40种之多。端砚的式样也有太史砚、兰亭砚、石渠砚、长方砚、杂形砚等。还有一种抄手砚。所谓抄手，是可用手抄砚底攫取，体积较小而得名。
从宋代开始，“四大名砚”相继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地位。宋苏易简《砚谱》指出：有四十余品，以青州红丝石为第一，端州斧柯山石为第二，歙州龙尾石为第三，甘肃洮河石为第四。后因红丝石脉断而开尽，被澄泥砚所代替，于是自明代起，“四大名砚”成了“端砚、歙砚、洮河砚、澄泥砚”。
宋代砚有十分突出的文人气息。始于秦汉的砚铭，内容多纪年、记载物主姓名身份、石砚的名称等。而宋代的砚铭有了文采，有些还有思想性。不仅有对砚的评价和珍爱，而且还有自勉、自策或自嘲的含义。此时，镌刻砚铭已蔚然成风，特别是名贵石砚都要镌文于其上，成为鉴别宋砚的重要依据。
元代崇尚武功，文治无甚作为。读书人社会地位低下，被列为十等人中的第九等，仅居于乞丐之上，故当时有“九儒十丐”之说。又长期停止科举制度，读书人进身无阶，后期虽恢复科举，但由此进身的，还不到官员总数的5%。这种情况与宋代根本无法相比，作为读书人“终身与俱”的砚台，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远不如宋代。
元代以石砚居多，但优质的端砚和歙砚很少，这大概与两地砚坑停采有关。一般多为较粗砺的杂石砚，琢制亦显得粗朴，砚底常见条条琢痕，形制基本沿袭宋代，但显得厚重，风格粗犷，不事精雕细刻。有的元代石砚，重达六十余斤，为前代所罕见。
五、明清时期的砚
明清时期制砚业进入空前发展的繁荣期，各种材质、各种形制的砚，应有尽有，异彩纷呈。由于端溪石坑的多次开采，以及废坍已久的歙石坑的重新开采，优质石品迭出于世，琢砚工艺也因材见巧，精益求精。北京、安徽、浙江、江苏、广东等地的制砚工艺各具特色，逐渐形成了徽派、浙派、苏派、粤派等地域性的砚艺流派，并出现了一大批制砚的名工巧匠。有的还世代相传，成为制砚世家，如明末清初苏州顾氏一门四代皆为制砚名工（顾道人、顾圣之、顾启明、顾公望），其中顾启明之妻邹氏，人称顾二娘，琢砚古雅而兼华美，尤享有盛誉。清代扬州卢映之、卢慎之、卢葵生祖孙三代，则为制作漆砂砚的高手。一些文人和金石家也参与砚的制作，留下了不少佳品。
明清时期，由于景德镇瓷业的高度发展，瓷砚的制作也焕发出新的光彩，青花、五彩、单色釉等，品种繁多，形制不一，有的还与笔杆、笔盒、笔筒、笔架、水盂、镇纸、墨床、糊斗等配制成套。宜兴的紫砂陶砚和其他文房用具，也别具雅韵，受人欢迎。
一般说，宋元以前的砚，着重于实用，装饰工艺并不特别讲究，可谓“质胜于文”。明清时期的砚，则不追求其实用，而讲究装饰之美。实用与审美两端，逐渐向审美一端倾斜。特别是清砚，纹饰丰富多样，雕刻精细工巧，砚匣的制作也十分考究。清代是砚石制作的辉煌时期，所用的砚材除延续前代著名砚材外，还出现了水晶、漆砂、翡翠、象牙、玻璃（旧称“料器”）等质料，其中一些是不能够研磨的。清代砚注重灵巧，又大又厚者非常少见。
清代砚雕吸收了石雕、牙雕、木雕和漆雕的长处，图案多种多样，有花草树木、飞禽走兽、山川日月、历史典故、人物故事、名家书法、印章铭刻等；圆雕、深雕、镂空雕、浮雕、阴刻等多种雕工手法交错运用。
随着砚的文具功能逐渐淡化，砚的本质特征也日渐式微，从这个意义上说，清代乾隆一朝是中国砚史盛极而衰的转折期。
六、现代砚
民国时期，经济停滞，战乱不断，很多砚种的生产停止乃至失传。
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制砚工艺得到了恢复和快速发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使失传的砚品得到恢复，同时开发出不少新品种，制砚工艺也日趋完善。据不完全统计，当前中国砚台按材质不同，可分为石砚、泥陶砚、漆木砚、宝玉石砚和金属砚五大类百余种之多。
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收藏意识和需求的逐步强化，近年来，砚台生产和收藏的势头有增无减，呈现出一派蓬勃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