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门阀体制的差异

前节我们提到南朝高门的腐化，其主要特征就是当官而不任事，尤其是鄙薄武职。他们先是丧失了军事上的统率地位，继而又丧失了政治上的决策地位，终于成为政治上的点缀品。南朝高门除了自身的腐化以外，他们还缺乏强大的宗族基础。侨姓高门早就脱离他们的宗族乡里，自不必说，吴姓高门也由于江南风俗的影响，宗族关系相对疏远，逐渐脱离其宗族。[21]脱离了宗族意味着他们力量的脆弱，经不起打击。北朝高门大都有一个强大的宗族基础，宗族关系密切。崔浩之祸，尔朱荣的河阴大屠杀，北齐的灭亡，河北高门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然而只要他们的宗族存在，作为高门的条件便依然存在，门户不可能轻易衰落。我们也看到，由于他们本是强宗豪族，赵燕以来很多就是坞堡主，历经战乱，又受北族影响便习骑射，所以他们有力量组织武装，甚至亲自参加作战。北魏向南发展，范阳卢氏就曾起兵幽州反抗。[22]卢玄嫡孙卢渊，自称本为儒生，不谙军旅，但在孝文帝时几次受命出征，专总一方军事。卢玄族孙卢同在世宗元恪时是进攻萧梁豫州的魏军主将之一。北魏末年卢勇曾组织武装，降附葛荣起义军，受封为王，后为东魏将领，领兵作战，以武干见称。[23]河间邢峦是元恪时攻取巴蜀的统帅，魏末邢杲组织武装抗拒葛荣起义军达三年之久，随后率众南至青州，还曾起兵反魏。东魏初还有个河间人邢摩纳与范阳人卢仲礼，同时起兵反对高欢。赵郡李元忠在魏末组织宗族武装保据西山事已如前述。渤海高干于魏末起兵附葛荣，又附高欢反尔朱氏，其弟高昂更是东魏著称的骁将，所领部曲“战斗不减鲜卑”。[24]史籍中关于北朝高门士人组织武装领兵作战的事例甚多，无须赘举。直到北周末尉迟迥在相州起兵反对杨坚时，河北士族仍纷纷起兵响应，所谓“赵魏之士，从者若流，旬日之间，众至十余万”[25]。总之北朝士族中不乏将才，并始终拥有以宗族乡里为基础的潜在军事实力，绝不像南朝高门那样鄙薄军武，“筋骨脆弱”。

政治上北朝出于高门的官僚也不像南朝高门那样放诞不任政事。太和改革的主要人物是李冲、李安世、宋弁。建议均田的是李安世，倡立三长的是李冲，其他如刘芳、宋弁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参与改革。王肃自南齐北来时，北魏改革大局基本已定。肃宗时卢同针对“人多窃冒军功”的弊端，对勋簿制度进行了改革，创立了“勋簿”、“勋券”之制，为周、隋、唐诸朝所承袭。魏末崔亮为吏部尚书，制定“停年格”，据年资升进，为当世及后世所讥，但他意在制止武人争官，至少并非居官而不任事。[26]北齐杨愔是著名的良相，史称“权综机衡，千端万绪，神无滞用”。齐末被称为“衣冠宰相”的祖珽人品不佳，颜之推却对他颇为赞美，说“祖孝征用事则朝野翕然，政刑有纲纪矣”[27]。这当然由于祖珽和他友好，不无偏私，但不管评价美恶，祖珽绝不是无所作为的宰相。

当南朝高门丧失军事上的统率地位和政治上的决策地位，终于成为政治上的点缀品之时，北朝高门却在太和改革中起了积极的推动和组织作用。此后，他们无论在军事上还是政治上仍然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绝不是无所作为的点缀品，就是说当南朝高门走向衰亡之际，北朝高门却还有生命力。

北魏末年，经历了北镇大起义、尔朱氏之乱，汉族高门尽管受到了创伤，但他们在政治上社会上的优越地位没有动摇，而以元氏为首的宗室十姓和以穆氏为首的鲜卑贵族八姓却几乎丧失了他们的一切，基本上在孝文帝苦心创立的新门阀序列中消失了。他们和南朝高门一样，脱离了本乡代京，脱离了他们源自部落的宗族，经不起沉重打击，代之而起的是来自北族的新兴军事贵族。创立东魏和北齐政权的是以高欢为首的怀朔镇酋豪，创立西魏和北周政权的是以宇文泰为首的武川镇酋豪，不论高欢还是宇文泰都无意追随北魏孝文帝，使这批军事贵族门阀化。高欢虽然自称汉族高门渤海高氏（那一定是高干以及汉族高门出的主意），北齐皇帝却一直坚持自己是鲜卑人，终北齐一代，有如北魏前期一样，鲜卑贵族以至所谓“佞幸”与汉族高门的矛盾时常激化，不过门阀仍然受到重视。《北齐书》卷二三《崔㥄才传》：

㥄一门婚嫁，皆是衣冠之美，吉凶仪范，为当时所称。娄太后为博陵王纳㥄妹为妃，敕中使曰：“好作法用，勿使崔家笑人。”

按北齐诸王多娶崔、卢、李、郑、王诸高门女，事与北魏孝文帝为诸弟婚配略同。娄太后这番话更是明显表达出对汉族高门的企羡之意。尽管高齐无意使新兴贵族门阀化，但从皇室自称渤海高氏之日起，便表明汉族高门的社会地位和他们在政治上的力量是被承认的。但是东魏北齐的最高统治核心仍然是出于怀朔镇的军事贵族。

西魏宇文泰不仅无意使北镇新贵门阀化，而且通过“赐姓”，使北镇将领改从拓跋部族早期所属部落氏族所谓“三十六国、九十九姓”之姓，所统军人也各从所隶将领之姓，从而使北镇军将部落化。他对传统的门阀特权也有所改革，早在西魏文帝大统十六年（550年）颁布的苏绰制定的六条诏书中，其四条“擢贤良”有云：

自昔以来，州郡大吏，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末曹小吏，唯试刀笔，并不问志行。夫门资者，乃先世之爵禄，无妨子孙之愚瞽；刀笔者，乃身外之末材，不废性行之浇伪。……今之选举者，当不限资荫，唯在得人，苟得其人，自可起厮养而为卿相，伊尹、傅说是也，而况州郡之职乎？苟非其人，则丹朱、商均虽帝王之胤，不能守百里之封，而况于公卿之胄乎。[28]

苏绰批评州郡长官选拔人才，一是以门资取人，二是刀笔之吏。关于取门资的批评，原本是西晋以来刘毅等早就说过的老生常谈，但在魏孝文帝定“四海姓族”之后，却具有新的意义。苏绰制定的六条是以诏书的形式颁布的，表明宇文泰意在打破选举上的门阀特权。嗣后魏恭帝三年（556年），宇文泰又仿照周官，在中央废除秦汉以来的官制，实行所谓“六官制”。看似是毫无意义的复古，却也包含着打破门阀制度下清浊分途的意义。魏晋门阀制度确立以后，士庶区别日益严格，百官分为清浊两类。士族自起家以后的迁转都是“清官”，庶族则是“浊官”，清浊分途和士庶区别完全一致。魏孝文帝“定四海姓族”，同时也改革官制，对于清浊分途同样十分严格。如孝文时御史中尉李彪出身寒微，虽与大中正宋弁“结管鲍之交”，但宋弁“犹以寒地处之，殊不欲微相优假”。其后李彪自以“位经常伯，又兼尚书”，为子求官时估计吏部当“以贵游拔之”。但吏部仍从寒门例，“以旧第处之”。[29]世宗元恪曾临朝授员外常侍明亮为勇武将军，明亮认为“本官常侍，是第三清，勇武之号至浊，且文武又殊”，力请改授。[30]宇文泰的六官制取法周官，与秦汉以来的中央官制完全不同，属于另一系统，从而魏晋以来的清浊分途也就被全部打破。《通典》卷一四《选举》称，“自后周以降选无清浊”。虽然说的是选举，其实也包括自起家以至官职的区分与升迁。自六条诏书的颁布到六官制的实施，都体现了宇文泰有意在政治上打破或者削弱士庶区别的态度。

宇文泰要打破孝文帝时品定的“四海士族”和鲜卑贵族与汉族高门合流的门阀体制，其目的在于另建以新兴北镇武川系贵族（他们在原体制下应该都是庶族寒门）为主体的统治体制。这些新兴贵族都是府兵制中最上层的将帅，即人所共知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和二十四军的开府仪同。北镇军将以外，宇文泰又命当地大姓豪门统率乡兵，随后也纳入府兵系统之中。正是这些部落化的北镇军将构成了西魏北周的统治核心，也正是他们冲破并取代了孝文帝建构的门阀体制。府兵部落化和中央六官制那些貌似荒诞的举措，都是为创建新统治体制服务的。我们看到处于府兵制上层的武川系北镇贵族“当时荣盛莫与为比”[31]，而据《周书》卷三《孝闵纪》，宇文觉即位不久，诏令“二十四军宜举贤良堪治民者，军列九人”，则表明诸军领兵之外，还拥有过去高门士族所垄断的选举权，说明武川系贵族享受着过去门阀的特权。尽管八柱国、十二大将军的结局不同，他们的后裔有盛有衰，但这批武川系军事贵族，基本上一直居于周隋政权的统治核心，具有最高的政治地位。这一点和北齐怀朔军事贵族的地位相同，但士族（包括关中和入关河内士族）的地位却不如北齐。

魏孝文帝品定士族，高门多在河北，如上所述，他们在东魏、北齐时仍保持着优越的社会地位，北齐皇室多和他们联姻。而在关中，高门的地位在魏世就逊于河北地区，但也具有较强的地方实力。宇文泰建立政权，当然必须收纳这份力量，如武功苏氏、河东薛氏，都曾统率乡兵加入府兵系统。但是北周毕竟和北齐不同，如北周诸皇后就没有一个出于关中高门，由此可见宇文皇族对待关中高门的态度。

如前所述，宇文泰的“赐姓”、“六官制”等复古主义措施绝非陡然，而是旨在打破原有的门阀体制。它体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历史倾向，这就是门阀体制趋于消灭。当然我们所说的是诸如中正品第、州郡辟举、仕宦清浊等门阀制度日趋消灭，门阀士族则是仍旧存在。如前所说，江南士族高门，由于本身的腐朽和宗族基础的丧失，经过几次沉重打击后，随着江左入隋他们基本上从江南消失了。北方士族高门由于大都具有深厚的宗族基础，而且他们大部分具有地方实力，其中还能产生出封建政权所需要的人才，因而还有一定的生命力，他们在历史上的消失还有一个较长期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