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北朝学风

第二节　北朝学风

永嘉乱后流传于洛阳及其周围地区的玄学随着南渡名士播迁江左，北方《老庄》之学虽未绝迹，但大抵为僧徒所诵习，以备格义连类，及至姚秦、僧肇以后，北方玄学几乎绝响，学术风气与南方迥异。

我们知道魏晋时期的玄学新风兴起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河北、关中一带，尤其是河北地区，比较保守，很少受到新学风的影响。[10]永嘉乱后河洛名士南迁，河北学门崔卢等仍返乡里。北朝经学亦即河北之学，大抵笃守汉代以来的传统，以集汉代今古文学大成的郑玄之学为宗，而王弼《周易注》、《尚书》伪孔传、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北方大致无传习。这一点《隋书·儒林传》序讲得很清楚。传序所谓“北学深芜，穷其枝叶”，正是指汉代以来的章句训诂之学。“北学”的中心地区在河北，而北朝儒学最盛的地区亦在河北。《魏书》卷八四《儒林传》序记载孝文和宣武帝时儒学之盛有云：

时天下承平，学业大盛。故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廷，每年逾众。

序所称地域除齐在河南外，均在河北。《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序称境内“横经受业之侣，遍于乡邑；负笈从宦之徒，不远千里。伏膺无怠，善诱不倦”。但特别指出“燕赵之俗，此众尤甚”。传序以下历叙儒生师传渊源，著称的儒生均为河北人，所传《周易》、《尚书》、《毛诗》、三《礼》，皆宗郑玄注。《春秋左传》则遵服虔注。又称“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周易》”。《春秋左传》河北只有个别儒生“兼讲杜元凯所注”，“河外（即河南）儒生俱伏膺杜氏”。至于《尚书》伪孔传，直到北齐末年才经由梁费甝《尚书义疏》传到河北，为个别儒生所“留意”。这里说明在北朝统治区域内，大河南北仍有差异，河北盛行郑玄之学（服虔《左传注》亦出于郑氏），河南（包括青齐）流行魏晋新经注，不专主郑学。学风所尚接近南朝。按献文帝平青齐后，当地一些精于儒术的学者，如平原明山宾、济阴卞华等，已跑到江南，[11]但当地大批士庶仍被强制北迁。其中儒生文士如刘芳、崔光、崔亮、高聪等，后来受到重用，官位显达。[12]刘芳在孝文、宣武两朝号为“当世儒宗”，在北魏改革及制礼作乐等方面，刘芳起了颇大作用。这批北徙的青齐士人可能对于北方经学有所影响，但影响不大。大抵河南、青齐地区受南朝影响较大，不过最能代表“北学”的仍是河北，“北学”著名儒生基本上在河北。上引《北齐书·儒林传》序称齐代儒学“多出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据《魏书》本传，遵明虽为华阴人，但受业从师均在河北。他在河北曾先后转学数人，亦可见河北开馆授徒之盛。

关陇河西自后秦、北凉破灭之后，经济文化大为衰弱。西魏北周时期，以儒学著称者大抵来自他方。注《大戴礼》的卢辩为范阳士族，“累世儒学”。《周书》卷四五《儒林传》所载儒生六人，范阳卢氏居其二：卢诞、卢光。光乃辩之弟。三卢都先后西奔入关。樊深、乐逊均为河东人。熊安生，长乐人，齐亡入关。沈重，吴兴人，江陵破后入关。六人中没有一个关中人。

《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称隋初儒学之盛，云：“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可知直到隋初，儒学最盛的地域仍为齐鲁赵魏，大致与魏齐时一致。

上述可知，北朝经学实即河北之学，而河北之学基本上沿袭汉末的郑玄之学。所谓“北学深芜，穷其枝叶”，亦即郑玄之学的特点，表现之一是重视章句训诂，其次是杂以谶纬占候。北魏崔浩、高允都明阴阳占候之术，崔浩曾作《周易注》，书已失传。叙中自称每“以《左氏传》卦解之”，当是以阴阳占候阐释《易经》诸卦之义。[13]《魏书·高允传》称允博通“天文术数”，“尤好《春秋公羊》”，又以明灾异著称。《公羊》为今文学，自与谶纬占候有密切关系。前述李业兴出使梁朝答朱异问中，称北方郊、丘规制用郑玄义，而参以纬书《孝经援神契》，朱异答以“纬候之书何用信也”，对之颇不以为然。由此可见杂以谶纬占候，实为北方经学的一个特点。

“北学”上承汉代经学，自然要重视名物训诂。崔浩解《急就章》，刘献之作《章句疏》，孙惠蔚任秘书丞时集诸儒“专精校考”经史，“校练句读”，“参定字义”，皆是章句训诂之学。徐遵明为一代大儒，史称他“每临讲坐，必持经执疏，然后敷陈”。曾见“郑玄《论语序》云‘书以八寸策’，误作‘八十宗’，因曲为之说”[14]。俨然汉儒拘泥章句的遗风。见于《魏书·儒林传》的十多名儒生，大抵如此。他们都谨守郑义，注重师承，不背“先儒之旨”。如刘兰以学问渊博精悉，“为儒者所宗”，却因“排毁《公羊》，又非董仲舒”，而见讥于世。陈奇则以驳郑玄义得罪游雅，竟至杀身。

《颜氏家训》卷三《勉学篇》论北方儒学云：

洛阳亦闻崔浩、张伟、刘芳，邺下又见邢子才：此四儒者，虽好经术，亦以才博擅名。如此诸贤，故为上品。以外率多田野间人，音辞鄙陋，风操蚩拙，相与专固，无所堪能，问一言辄酬数百，责其指归，或无要会。邺下谚云：“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使汝以此为师，令人气塞。

按所谓“如此诸贤”，乃兼上文所述南朝何胤、刘瓛等。“以外率多田野间人”云云，虽亦兼指南北，主要是指北朝儒生，故引邺下谚语为证。下文又云：

俗间儒士，不涉群书，经纬之外，义疏而已。吾初入邺，与博陵崔文彦交游，尝说《王粲集》中难郑玄《尚书》事。崔转为诸儒道之，始将发口，悬见排蹙，云：“文集只有诗赋铭诔，岂当论经书事乎？且先儒之中，未闻有王粲也。”崔笑而退，竟不以《粲集》示之。魏收之在议曹，与诸博士议宗庙事，引据《汉书》，博士笑曰：“未闻《汉书》得证经术。”收便忿怒，都不复言，取《韦玄成传》，掷之而起。博士一夜共披寻之，达明，乃来谢曰：“不谓玄成如此学也。”

所谓“俗儒”也应南北都有之，但谶纬之学盛于北方，无论“俗儒”，即如颜氏所称道的崔浩和同样博学能文的高允也讲谶纬，已如上述。所以“经纬之外，义疏而已”，也指北方俗儒。所引两则事例均北齐时事。颜氏嘲笑那些博士的鄙陋，不知有王粲，[15]并不读《汉书》，他们对于文史一无所知。《家训》前文论“（末俗以来）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乃指梁代学士不专章句之学。《陈书》卷三三《儒林·沈洙传》称：“（梁）大同中，学者多涉猎文史，不为章句，而洙独积思经术，吴郡朱异、会稽贺琛甚嘉之。”然而即使这位“积思经术”、从事章句之学的沈洙，本传说他五经章句之外，也是“诸子史书，问无不答”。还有通晓三《礼》大义的戚衮，并不以博涉著称，却也能与博学多才的文士徐摛论难，“对答如流”[16]。这两人在梁朝都曾官博士。

北朝儒生当然不尽如颜氏所说那样鄙陋，但独抱经纬义疏，此外暗昧无知的“俗儒”，却确有其人。北齐时最著名的大儒是熊安生。《周书》卷四五《儒林·熊安生传》：“博通五经，然专以三《礼》教授。弟子自远方至者，千余人。乃讨论图纬，捃摭异闻，先儒所未悟者，皆发明之。齐河清中，阳休之特奏为国子博士。”他正是一位通晓经纬义疏的儒生，也正是精于三《礼》的国子博士。齐亡入周，北周施行六官制，他以通《周官》受到周武帝的赏识，给以特殊优待。著有《周礼义疏》二十卷，《礼记义疏》四十卷，《孝经义疏》一卷。当时他负极大的声誉，北朝后期以至隋代著名儒生，如刘焯、刘炫，多出其门。然而这位大儒在经学以外简直孤陋寡闻。《北史》卷八二《儒林》下《熊安生传》末记载如下一件事：

安生在山东时，岁岁游讲，从之者倾郡县。或诳之曰：“某村古塚，是晋河南将军熊光墓，去此七十二世。旧有碑，为村人埋匿。”安生掘地求之，不得，连年讼焉。冀州长史郑大欢判之曰：“七十二世，乃是羲皇上人；河南将军，晋无此号。诉非理记。”安生率其族向塚而号。

这真是个笑柄，这样的博士不读《汉书》是非常可能的。颜氏所鄙陋的博士正是指熊安生一流人。又《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称：“爰自汉、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所谓“近古”指自晋以后，当然亦兼南北而言，但主要也指北方巨儒有如熊安生等。南朝巨儒刘瓛、何胤，世传《礼》学之会稽贺氏贺玚、贺琛，吴兴沈氏沈峻、文阿父子以及沈洙、沈重，皆一代巨儒，或涉于玄释则有之，岂得谓之“鄙俗”。

当然我们无意贬低北方儒学。如前所述，颜之推也肯定了崔浩、张伟、刘芳、邢子才四人。崔浩曾遍注群经，与崔浩同时的高允也是“博通经史”，并善属文，著有“诗赋诔颂箴论表赞，《左氏》、《公羊释》、《毛诗拾遗》、《论杂解》、《议何郑膏肓事》，凡百余篇”[17]。高允是通经能文的“硕儒”。太武帝时与高允同时就征的范阳卢玄等三十五人不乏通经博学的名士。平凉州，迁往代京的士人赵逸、宋繇、阚骃、索敞等，也多博通经史，并善文笔。其时征辟及平凉所得文士大都被任为中书博士（即国子博士改称），和颜之推所嘲笑的“博士”显然不同。《魏书》卷八四《儒林传》序云：“高祖钦明稽古，笃好坟典，坐舆据鞍，不忘讲道。刘芳、李彪诸人以经书进，崔光、邢峦之徒以文史达。”[18]前文已谈到刘芳为当世儒宗。《魏书》卷五五本传称：“芳才思深敏，特精经义，博闻强记，兼览《苍》、《雅》，尤长音训，辨析无疑。”他的著作大部分是诸经音训，但也著《徐州人地录》，并非不涉文史。同书卷六二《李彪传》记彪“述《春秋》三传，合成十卷”。《儒林·孙惠蔚传》称“惠蔚与李彪以儒学相知”。但本传又说他著有“诗颂赋诔章奏杂笔百余篇，别有集”。他的志愿是要撰述纪传体的魏史，绝非专经的儒生。刘、李二位当然不能与经纬之外但知义疏的博士比类。

尽管自崔浩、高允以至刘芳、李彪，北方不乏通博之儒，但是学风终究和南方玄学化与玄谈化的儒学有异。北方儒学虽然不能认为就像颜之推所嘲笑的北齐博士那样鄙陋，但学风保守，遵循汉代以来章句义疏的治学道路，乃是普遍的现象。总之，北朝经学继承汉代传统，注重章句训诂，南朝经学受到魏晋新学风的影响，注重义理，这是南北学风最显著的差异。

我们还要提到北朝的玄学。永嘉乱后玄学中心虽从洛阳南移建业，但直到石赵统治时期老庄之学仍在洛阳传习，慧远为诸生时即在洛阳诵习《老庄》。以后玄学在士人中几成绝响却得以在僧侣中流传保存，即因玄学命题中的有无本末之辩、方内方外之说与佛教中的空有和真谛俗谛之论可以比附。姚秦时鸠摩罗什在长安弘法，最重《般若》、《三论》之学，门下荟萃一批名僧，有所谓“八俊十哲”之目，均兼善内外，崇尚玄谈，其中最负盛名的僧肇，就是一个以玄学解释般若学的大师。据《高僧传》卷六《僧肇传》载，他自幼“历观经史，备尽坟籍，志好玄微，每以《老庄》为心要”。常觉老子《道德经》于“栖神冥累之方，犹未尽善”，及见佛经，“乃言始知所归”，出家以后“学善方等，兼通三藏”，后从鸠摩罗什，深得《般若》真昧，所著《物不迁论》、《不真空论》及《般若无知论》，将《般若》精义与魏晋玄理熔为一炉，于有无体用问题有极为深切的证知，号称解空第一，甚得江左高僧名士激赏，被誉为我国佛教发展史上最为重要的著作之一。由于“三论”纯用中国文体，命意遣词多取老庄之书，当时人庐山隐士刘遗民便称赞“不意方袍，复有平叔”，将僧肇比诸玄学大师何晏，因此汤用彤先生将之划属玄学系统。至于僧肇其人其学，汤先生所论已详，这里无须多说。[19]

僧肇死于东晋义熙十年（414年），稍后刘裕入关，赫连夏破长安，永嘉乱后一度成为北方佛学重镇的长安迭遭战祸，名僧星散，从此南方独专义理，而北方佛教偏重行业，玄学濒于绝响。

《隋书·儒林传》序和《颜氏家训·勉学篇》所论北朝学风作为普遍现象，直到隋代基本上没有变化。但自孝文帝迁洛以后，特别是北朝末期，我们看到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迹象。

在孝文帝统治时期，北方学风开始受到南朝影响，逐渐注重义解，佛教讲经之风盛行洛阳。孝文帝本人即博览经史，并能讲说，《魏书》本纪称“善谈《老庄》，尤精释义”，每与名德沙门讨论往复。当时在毗邻南朝的彭城，多有名僧聚居，其中颇有擅长义学者，这些汤用彤先生论述已详。[20]北朝末期，特别是侯景之乱以后，不少南朝士人来到北方，南学的北渐更其明显。颜之推于邺都儒学独推邢子才。《北史》卷四三《邢臧传》：“博学有藻思。年二十一，神龟中举秀才，考上第，为太学博士。正光中议立明堂，臧为裴頠一室之议，事虽不行，当时称其理博。”按梁立明堂用裴頠一堂无室之制，[21]邢臧之说，疑受梁制影响。邢邵（字子才）乃臧弟，《北史》本传即在《邢臧传》之后，传末称邵“博览坟籍，无不通晓。晚年尤以五经章句为意，穷其指要”。按子才博学多才，文章名震一时，他的经学崇尚我们不清楚，文学企慕南朝则史有明文。《北史》卷五六《魏收传》：

始收比温子升、邢邵稍为后进，邵既被疏出，子升以罪死，收遂大被任用，独步一时。议论更相訾毁，各有朋党。收每议陋邢文。邵又云：“江南任昉，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闻乃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任、沈俱有重名，邢、魏各有所好。武平中，黄门郎颜之推以二公意问仆射祖珽。珽答曰：“见邢、魏之臧不，即是任、沈之优劣。”

据此可知北齐士人对南朝文学的崇仰。《北齐书》卷二四《杜弼传》还记载邢邵与杜弼一场关于神灭与否的辩论。邢邵坚持唯物的神灭论，杜弼则竭力为唯心的神不灭论辩护。这场辩论据说“前后往复再三”，《杜弼传》所记甚详，也还只是部分内容，这里不拟征引。按神灭与否的辩论晋宋时业已展开，[22]齐代范缜著《神灭论》，信奉佛教的齐竟陵王萧子良和梁武帝都曾集合名士高僧力加辩难，最后梁武以帝皇之威，以儒家祀先之礼，压制范缜之说，其事为人所共知，无须赘说。总之，这是南朝历代争论的哲学课题，邢、杜的论难正是南学北流的一端。《杜弼传》称：“弼性好名理，探味玄宗，自在军旅，带经从役。注老子《道德经》二卷。”又云“耽好玄理，老而愈笃。又注《庄子·惠施篇》、《易·上下系》，名《新注义苑》，并行于世。”他表上《道德经》，魏静帝称他“息棲儒门，驰骋玄肆，既启专家之学，且畅释、老之言”。他不仅遍注三玄，又精通佛学。武定六年（548年）魏静帝集名僧讲说佛理，“敕弼升师子座，当众敷演”，诸僧“问难锋至，往复数十番，莫有能屈”。他还跟魏静帝讨论过佛经中佛性、法性为一为异的问题，这是深入探讨佛学义理过程中必然要涉及的问题。杜弼之深明佛义，当与他精通玄学义理有关。总之，杜弼学术深受南朝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杜弼是北朝仅见的玄学家，并非经师。然而在魏齐之间像南朝那样以经师而兼涉玄释的也不乏其人。《北史》卷三〇《卢景裕传》称：“先是，景裕注《周易》、《尚书》、《孝经》、《论语》、《礼记》、《老子》，其《毛诗》、《春秋左氏》未讫。齐文襄入相，于第开讲，招延时俊，令景裕解所注《易》。景裕理义精微，吐发闲雅。时有问难，……从容往复，无际可寻。”又云：“景裕虽不聚徒教授，所注《易》大行于世。又好释氏，通其大义。天竺胡沙门道悕，每译诸经论，辄托景裕为之序。”按景裕为当世硕儒，值得一提的是他除儒经以外还注《老子》，并通佛经大义。他为多种儒经作注，而非为旧注作义疏，有异于河北偏重郑注之风。所注《周易》却“大行于世”，这里是否表明北方学风转变的迹象呢？

景裕弟辩在西魏北周官位显达，所注《大戴礼》流传至今。宇文泰依托《周官》，在西魏施行所谓“六官制”，卢辩是主要创制人。[23]景裕还有弟光，字景仁，《周书》卷四五（《儒林》）本传说他“博览群书，精于三《礼》，善阴阳，解钟律，又好玄言”。又云“光性崇佛道，至诚信敬”，兼涉玄释与景裕同。范阳卢氏自汉末卢植以来，世传经学，景裕弟兄都以经学著称，但从景裕、景仁的治学道路上可以看到接受南朝学风的迹象。

北朝儒生大抵笃守汉学传统，注重章句训诂，儒经之外，寡有研习，即如李业兴所说，“止读五典”，“素不玄学”。这是河北传统经学的一派，代表着北学的风气。孝文帝以后以至北朝末期，以儒生兼习佛经义理者渐有其人，这种兼习释玄的儒生当是受南朝学风的影响所致，即皮锡瑞之所谓“北学之折入于南者”[24]。但玄学在北朝终究不盛，儒生之兼习释玄，似乎对他们的治经方法影响不大。因而北学在义理上始终不如南学，诸如杜弼那样于儒释玄兼综并通的实属罕见。(https://www.daowen.com)

综合本章所述，可知自永嘉乱后晋室东迁，政治上南北对峙，学术风气亦出现显著的差异。概括而言，即是南方注重义理，上承魏晋玄学新风，北方继承汉代传统，经学重章句训诂，杂以谶纬，佛教重宗教行为，有佛道遗风。所谓南学与北学的区别，有着地理上的分野，但首先是学风的差异。当然，这种差异乃是相对的，如南朝官立经学中仍有汉代旧学，北朝河南青齐一带也流行魏晋新经注。南北学的互相影响、渗透，是在与日俱增。隋代统一南北，魏晋新经注传入河北，刘焯、刘炫于《周易》、《尚书》、《左传》三经注皆舍旧从新，改变了北方恪遵郑学的学风，进入皮锡瑞《经学历史》所谓经学统一的时代，当然，这是以南学为主体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