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的学风
三国时期，以洛阳为中心的河南地区，玄学兴起，学术上形成排除汉代章句烦琐及谶纬迷信的新学风。当时大河之北和长江以南大体仍遵循汉代治学轨辙，学风偏于保守。西晋统一后，江南人士开始接触这种新风尚，入洛人士或试加研习，也有人大声斥责，但还看不出有巨大影响。永嘉乱后，大批名士南渡，本来盛行于京洛的玄学和一些新的理论，从此随着这些渡江名士传播到江南。以琅琊王氏、陈郡谢氏、殷氏为首的侨姓高门在江左大畅玄风固不必论，一向偏于保守的江南学门，如吴郡陆氏、会稽虞氏、贺氏等，虽然大体上仍传授汉代以来累世相承的家学，但也不免逐渐为侨人风尚所移，开始重视玄理。特别是吴郡张氏，家世相传，研习玄学，受到新学风的影响更深。然而正当所谓正始之音复闻于江左，[1]即玄学清谈在江南风靡之时，北方玄学却几乎绝响，南北学风呈现出显著的差异。《隋书》卷七五《儒林传》序称：“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即是对这种差异的典型概括。不过所谓“约简”与“深芜”不一定在乎文字的繁简，据《隋书·经籍志》所著录，江南儒生所撰诸经的“讲疏”和“义疏”，卷帙也相当繁重。“约简”和“深芜”也许可以解释为南学重义解，北学重名物训诂，这正是魏晋新学风和汉代学术传统的区别所在。
《儒林传》序说的是经学。重义解的经学和玄学在江南的传播有密切的关系，而重名物训诂的经学则是以郑玄之学为主的汉代经学。这种重义解的儒经注释或者可以说是玄学化的经注，王弼的《周易注》早就树立了典范，这是玄学的经典著作之一，也是南朝长期列于学官的经注。[2]《论语》也是便于从玄学角度来解释的儒经，曹魏时成书的《论语集解》署名何晏，据上书表实是孙邕、郑冲、曹羲、荀顗、何晏等五人合撰，其中汇集汉代孔安国、包咸、周生烈、马融、郑玄诸人之说，大抵解释字句，间有新注，带有玄味者，或许是何晏所增，但还算不上玄学化经注。在《集解》基础上充分发挥玄学论点的则是梁代皇侃的《论语义疏》。本书从多方面阐发了王弼的贵无思想，郭象的独化思想，以及玄学家得意忘形的方法论，[3]这里不能一一列举。近代皮锡瑞《经学历史》对此书有如下一段评论：[4]
如皇侃之《论语义疏》，名物制度，略而弗讲，多以老庄之旨，发为骈俪之文，与汉人说经相去悬绝。此南朝经疏之仅存于今者，即此可见一时风尚。
皮氏是一位今文学家，评论是否恰当，可以不论，但他认为《论语义疏》代表了南朝以“老庄之旨”研治经学的时代风尚，却可以说明这是一部充分玄学化的经注。《梁书》卷四八《儒林皇侃传》：
吴郡人也。……侃少好学，师事贺玚，精力专门，尽通其业，尤明三《礼》、《孝经》、《论语》。
《南史》卷六二《贺玚传》（《梁书》本传略同）称：“会稽山阴人，晋司空循之玄孙也。世以儒术显。……祖道力，善三《礼》，有盛名，仕宋为尚书三公郎，建康令。父损，亦传家业。……（玚）所著《礼》、《易》、《老》、《庄》讲疏，朝廷博议数百篇，《宾礼仪注》一百四十五卷。”按贺玚为贺循玄孙，《晋书》卷六八《贺循传》称本姓庆，避汉讳改，先世庆普为汉代礼学专家，贺氏世传庆氏《礼》。贺玚生于这样一个儒学世家，却也兼老庄，通习三玄，足见一时风尚。他的著作均已散佚，孔颖达《礼记正义》卷五二《中庸篇》引述贺玚“性之与情，犹波之与水”云云，颇有玄趣。皇侃“尽通”贺玚之学，《论语义疏》大畅玄风，疑亦受之于玚。
值得注意的是，《礼记·中庸篇》在南朝被抽出来别为传疏。《隋书》卷三二《经籍志》经部《礼记类》著录《礼记·中庸传》二卷，宋散骑常侍戴颙撰；《中庸讲疏》一卷，梁武帝撰；《私记制旨中庸义》五卷，不记撰人名。[5]《中庸》之所以在这时裁篇别出，自然是因为篇中所述诚明之体、天命之性等义理，是玄学家感兴趣的命题，可以借之阐发玄义。最先抽出《中庸》加以注释的戴颙，《宋书》卷九三本传称他“隐遁有高名”，“乃述庄周大旨，著《逍遥论》，注《礼记·中庸篇》”。他的《礼记·中庸传》以及上举梁武帝关于《中庸》的义疏，今虽都已不传，却也可以推断为玄学化的经注。
皇侃和贺玚皆名列《梁书·儒林传》中，贺玚更是梁代最著名的儒学大师，如上所述，他们师生都兼通三玄。实际上南朝文士大抵濡染玄风，著称的经师亦多不免。《梁书·儒林传》序云：“其伏曼容、何佟之、范缜，有旧名于世；为时儒者，严植之、贺玚等首膺兹选。”又同卷《何佟之传》：“（齐建武中）时步兵校尉刘瓛、征士吴苞皆已卒，京邑硕儒，唯佟之而已。”据之可知，齐梁间儒学推此数人。其中贺玚已见前述，他曾获得刘瓛的赞许。《南齐书》卷三九《刘瓛传》称瓛“少笃学，博通五经，聚徒教授，常有数十人”。传末史臣曰：“刘瓛承马、郑之后，一时学徒以为师范。……身终下秩，道义空存。”据本传所述，刘瓛似乎是“纯儒”。但传中载他与张融书。张融是个好为诡异的清谈名士，家世奉佛，也研习《老子》，临终遗令说：“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遗令如此，可知他儒、释、道兼修。[6]刘瓛与之交好，必有相契之处。《高僧传》卷八《释慧基传》：
后周颙莅剡，请基讲说。颙既素有学功，特深佛理，及见基访核，日有新异。刘瓛、张融并申以师礼，崇其义训。
据此则刘瓛曾与张融同师慧基，事与前辈经师雷次宗、周续之师事慧远相类。[7]又《高僧传》同卷《释法安传》：
还都，止中寺，讲涅槃、维摩、十地、成实论，相继不绝。司徒文宣王（萧子良）及张融、何胤、刘绘、刘瓛等，并禀服文义，共为法友。
按何胤、刘绘并从刘瓛受经，而又与释法安同为法友。佛理对于刘瓛的学术有何影响，无从详究，只是从他与张融的友好关系及同师高僧共为法友看来，至少他也是个礼玄双修儒释兼综之士。
与刘瓛并称之齐末硕儒吴苞，《南齐书》卷五四《高逸传》有传，寥寥数行，称苞为“濮阳鄄城人也。儒学，善三《礼》及《老》、《庄》。宋泰始中，过江聚徒教学”。又云“自刘瓛卒后，学者咸归之”。按濮阳属兖州，青、齐、兖、徐诸州自晋末至宋并南属，经学亦大致接近江南。《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序称“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周易》”；又说《春秋左氏传》，“其河外儒生俱伏膺杜氏”。吴苞善三《礼》及《老》、《庄》，这种礼玄双修学风与江南相合，所以在宋失淮北之后，他在建康讲学，能够继踪刘瓛。
另一位齐、梁间被称为硕儒的何佟之，似乎专精儒学，今姑不论。
齐世已著称的名儒还有伏曼容与范缜。伏曼容卒于天监元年（502年），故《梁书·儒林传》列为首篇。传称“少笃学，善《老》、《易》，倜傥好大言，常云‘何晏疑《易》中九事，以吾观之，晏了不学也，故知平叔有所短’。聚徒教授以自业”。著作有《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很明显，伏曼容以专精三玄见长，甚至对于一代玄宗何晏的《易》学，他也有微辞。
范缜和严植之以及同载于《儒林传》的司马筠，均是刘瓛弟子。《范缜传》称“博通经术，尤精三《礼》”。刘瓛奉佛，范缜却作《神灭论》非难佛教，极言奉佛蠹政害民，与其师异趣。他在《神灭论》末称“陶甄禀于自然，森罗均于独化，忽焉自有，怳尔而无”，乃是郭象义，可知亦兼习玄学。《严植之传》称“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及长，遍治郑氏《礼》、《周易》、《毛诗》、《左氏春秋》”。严植之少年所学乃是当时最通行的学术途径，即玄礼双修，而《论语》、《孝经》乃是玄学化的儒经。[8]后来他博通群经，梁武帝设置五馆，“以植之兼五经博士”，乃是通儒。《司马筠传》称“博通经术，尤明三《礼》”。此三人中除司马筠外，范缜、严植之虽精研儒经，也兼善玄学。
然而刘瓛弟子中最受梁武尊重的乃是何胤。《梁书》卷五一《处士·何胤传》：
既长好学。师事沛国刘瓛，受《易》及《礼记》、《毛诗》，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而纵情诞节，时人未之知也，唯瓛与汝南周颙深器之。
按何胤与刘瓛据上引《高僧传》，知二人又与张融及释法安“并为法友”。他在齐代官至国子祭酒、左民尚书、中书令。齐明帝时辞官隐居会稽若邪山云门寺。梁武帝与胤及其兄点是旧交，曾两次亲笔致书，请他出山，不应命。于是特遣学徒六人到会稽就学。在敕书中梁武慨叹“顷者学业沦废，儒术将尽”，希望他出山“开道后生”。又说“卿居儒宗，加以德素，当敕后进有意向者，就卿受业”。
何胤兼通儒释，晚年移居吴郡虎丘西寺“讲经论，学徒复随之”。“经论”通常指佛典，但从“学徒复随之”一语看来，想必也讲儒经。传称“胤注《百法论》、《十二门论》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诗总集》六卷，《毛诗隐义》十卷，《礼记隐义》二十卷，《礼答问》五十五卷”。也兼儒经、佛典。但梁武所重乃是他的经学。
何胤受到周颙的器重，二人又同以奉佛著称，具见《南齐书》卷四一《周颙传》。周颙是振兴般若学的重要人物，为三论宗先驱。本传又云：“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文选》卷四三孔德璋《北山移文》称周颙“既文既博，亦玄亦史。……谈空空于释部，核玄玄于道流”。都说他兼通玄学。本传及其他记载都没有提到他的儒学，[9]其实他对于齐梁时期儒学风尚有颇大影响。传称：“转国子博士，兼著作如故。太学诸生慕其风，争事华辩。”所谓“华辩”，也就是儒学的玄谈化。
周颙创道的华辩学风特别表现在周氏一家的门风。《梁书》卷二五《周舍传》：(https://www.daowen.com)
父颙，齐中书侍郎，有名于时。舍幼聪颖，颙异之。……既长，博学多通，尤精义理，善诵书，背文讽说，音韵清辩。起家齐太学博士，迁后军行参军。建武中，魏人吴包南归，有儒学，尚书仆射江祏招包讲，舍造坐，累折包，辞理遒逸，由是名为口辩。
按周舍“尤精义理”，亦即其父之学，又善诵书，“音韵清辩”，这也是东晋以来玄谈所重。吴包（苞）为齐代“硕儒”已见上述，他于宋泰始初已南渡，这里将南归时与江祏请讲的时间连叙，未免笼统。吴苞也是玄儒兼通之士，周舍能够折服他，仗的是辩才，这正是“争为华辩”之风，也是玄谈化的儒学。他是梁武帝最信任的臣僚之一，传称“虽居职屡徙，而常留省内，罕得休下。……日夜侍上，预机密，二十余年未尝离左右”。普通五年（524年）卒后，梁武下诏褒赠，称他“义该玄儒，博穷文史”云云，也可以说明周氏学风。
周舍身居要职，并未讲学。他的侄子弘正是梁陈间最负盛名的硕学大师。《陈书》卷二四《周弘正传》：
弘正幼孤，及弟弘让、弘直，俱为伯父侍中护军舍所养。年十岁，通《老子》、《周易》，舍每与谈论，辄异之，曰：“观汝神情颖悟，清理警发，后世知名，当出吾右。”
弘正十岁即通《老》、《易》，获得周舍的赞赏，或有夸饰，但他早岁即治玄言，应是事实。他十五岁为国子生，就开讲《周易》，以后累迁国子博士。传称“时于城西立士林馆，弘正居以讲授，听者倾朝野焉”。可知他讲学很能吸引听众。这时他提出《周易》疑义五十条，又和国子生三百一十二人上启请梁武帝“释《干坤》二《系》”。启称“自制旨降谈，裁成《易》道……臣亲承音旨，职司宣授”云云，应是他听了梁武帝谈《易》之后，感到有疑问，而“《干坤》二《系》”，梁武并未谈及，所以提出这一要求。梁武答应予以考虑。《梁书》卷三《武帝纪》末叙武帝著作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大概就是应弘正等的启请而撰。《周易》为弘正专长，启请解答也正是投梁武之所好。自梁末至陈，官位贵显，而屡任国子祭酒。《传》称弘正“所著《周易讲疏》十六卷，《论语疏》十一卷，《庄子疏》八卷，《老子疏》五卷，《孝经疏》两卷，《集》二十卷，行于世”。弘正著作其实只是三玄加《论语》、《孝经》。《论语》的玄学化已见上述，《孝经》亦是玄谈名士所重，上引张融遗诫便以《孝经》与《老子》、《小品》、《法华经》并提。
周舍、弘正伯侄的学术似以玄学为主，兼以玄学化或玄谈化的经学。但是伯侄在当时确都以儒学见称。《颜氏家训》卷三《勉学篇》就以周氏伯侄与何胤、刘瓛、明山宾、朱异、贺琛、贺革、萧子政、刘绦并称为梁代“冠冕为此（儒学）者”。
周弘正与国子生三百余人奏请梁武帝解释“《干坤》二《系》”，国子生首列张讥，乃是弘正高足弟子。《陈书》卷三三《儒林·张讥传》称：“讥幼聪俊，有思理，年十四，通《孝经》、《论语》。笃好玄言，受学于汝南周弘正，每有新意，为先辈推伏。”《孝经》、《论语》为玄学化的儒学，所以与“笃好玄言”相联，而这也正是周氏之学。本传记载梁武帝在文德殿讲《周易干坤文言》，他参与讲筵，并与梁武论难。后来侯景围台城，“于围城之中，犹侍哀太子于武德后殿讲《老》、《庄》”。入陈以后，还曾与他的老师周弘正辩论《周易》。后主为太子时，赐以玉柄麈尾，命他在温文殿讲《庄》、《老》。传又云：
后主尝幸钟山开善寺，召从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召讥竖义。时索麈尾未至，后主敕取松枝，手以属讥，曰：“可代麈尾。”
这里没有说明所谓“竖义”是指什么，想来不外玄、释之义。张讥在陈官至东宫学士、国子博士，陈亡入隋卒。传末云：
讥性恬静，不求荣利，常慕闲逸，所居宅营山池，植花果，讲《周易》、《老》、《庄》而教授焉。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讥所撰《周易义》三十卷，《尚书义》十五卷，《毛诗义》二十卷，《孝经义》八卷，《论语义》二十卷，《老子义》十一卷，《庄子内篇义》十二卷，《外篇义》二十卷，《杂篇义》十卷，《玄部通义》十二卷，又撰《游玄桂林》二十四卷。
本传记张讥讲论均为三玄，其他儒经止称某经“义”，虽然其书不传，大概是讲述大义，他正是汝南周氏学派嫡传。值得注意的是这样一位执麈清谈的名士却列于《儒林传》。《陈书·儒林传》又载全缓，称缓“受《易》于博士褚仲都，笃志研玩，得其精微”。梁代任国子助教，“兼司义郎，专讲《诗》、《易》”。此二经可能他所长，但传末却说“缓治《周易》、《老》、《庄》，时人言玄者咸推之”。则全缓也是以精于三玄而入《儒林传》。
如上所述，自刘瓛、何胤以来，南朝儒生多兼涉玄、释，而如汝南周氏，自周颙以下三世以及其嫡传张讥，实际上是以玄为主而兼涉儒经。这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南朝经学的玄学化与玄谈化。这种风气极盛于梁代，乃是统治者提倡的结果。
梁武帝是个皈依三宝的佛教信徒，却也是儒玄兼综的名士。《梁书》卷三《武帝纪》末说他“少而笃学，洞达儒玄”。并列举了他的大量著作，其中儒经和佛经的讲疏、义记等，卷帙浩繁，还有《老子讲疏》。又《魏书》卷八四《儒林·李业兴传》记载东魏天平四年（537年，梁大同三年）业兴出使梁朝时与朱异及武帝的问答。朱异和业兴的问答是关于郊丘及明堂的规制问题，大致业兴笃守郑注，兼采谶纬，朱异则郊丘用王肃注，明堂遵裴頠说，又不信谶纬。梁武帝所问实际上也是怀疑郑注，这里可以看到北方继承汉代经学，南朝偏重魏晋新说。问答中有两处涉及玄学：
萧衍亲问业兴曰：“闻卿善于经义，儒、玄之中何所通达？”业兴曰：“少为书生，止读五典，至于深义，不辨通释。”……衍又问：“《易》曰太极，是有无？”业兴对：“所传太极是有，素不玄学，何敢辄酬。”
梁武帝问儒玄之中“何所通达”，也就是如何会通儒玄，简捷地说，就是问业兴能否从玄学角度解释经义，而这正是南朝时兴的学风，梁武帝和当时名儒贺玚、皇侃正是这样做的。至于太极有无，乃是纯粹的玄学命题，笃守汉学的李业兴当然不能酬答。
梁武帝的第三个儿子简文帝萧纲，《梁书》卷四（《南史》卷八）《本纪》称：“幼而敏睿，识悟过人，六岁便属文。……（既长）读书十行俱下。九流百氏，经目必记；篇章辞赋，操笔立成。博综儒书，善言玄理。”曾亲讲梁武所制《五经讲疏》，著作有《礼大义》、《老子义》、《庄子义》各二十卷，《易林》十七卷，又有《长春义记》一百卷，《法宝连璧》三百卷等。高祖第七子梁元帝萧绎，亦博学，《梁书》卷五《本纪》末记其著作近二十种约四百卷，儒、道、释及史传、地记，无所不包。有关玄学者有《周易讲疏》十卷，《老子讲疏》四卷，《内典博要》一百卷。总之梁武、简文、元帝父子皆以博学多才、儒玄兼综著称。《颜氏家训》卷三《勉学篇》中历诋何、王以来诸玄谈名士，又云：
直取其清谈雅论，剖玄析微，宾主往复，娱心悦耳，非济世成俗之要也。洎于梁世，兹风复阐，《庄》、《老》、《周易》，总谓三玄。武皇、简文，躬自讲论。周弘正奉赞大猷，化行都邑，学徒千余，实为盛美。元帝在江、荆间，复所爱习，召置学生，亲为教授，废寝忘食，以夜继朝，至乃倦剧愁愤，辄以讲自释。
颜之推的话是对梁朝一代学风的概括。
如上所述，南朝思想学术上的儒玄兼综、儒玄“通达”，导致重义解的经学，并产生玄学化的经注。这种经注继承王弼《周易注》的传统，重点不在名物训诂，疏通经义，而在发挥作者自己的理论见解，探寻玄学义理。由于这种玄学化的治经方法在南朝蔚为风尚，因此儒家经典也往往成为清言玄谈之资，说经亦玄谈化，正如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八“六朝清谈之习”条所云：“虽从事于经义，亦皆口耳之学，开堂升座，以才辩相争胜，与晋人清谈无异。”
当然，我们不能忽略东晋南朝是佛教盛行的时代。经过一二百年的历程，佛教思想正在思想学术界逐渐取代玄学而居于优越地位。所谓玄，本来只指何晏、王弼创始的新道家思想，南朝有时虽仍沿用旧义，却往往兼指佛学。玄礼双修，也就推广到儒释兼通，不但名士多信奉佛法，而且不少高僧兼讲儒经。至于梁武帝皈依三宝，亲自疏讲佛经，以至蔬食使宗庙不血食，三次舍身同泰寺，朝野崇佛翕然成风，更是人所周知，不待细述。然而江南佛学之发达及其特点却与玄学有极为密切的关系。汤用彤先生曾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多次指出，南北朝佛教的差异是“南方偏尚玄学义理”，“北方重在宗教行为”，也就是南朝注重学理上的探讨，北朝注重宗教上的皈依。而南朝之所以重义解，也正是在玄学盛行的气氛中形成的。尽管随着佛学研究的深入，佛学义理日益显明，脱离佛经本义的玄学化倾向不再继续，但南朝佛教之重义解不仅出于玄学，而且继续受到玄学的影响，并最终在更高的基础上玄学化。关于东晋南朝的佛教思想，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吕澄先生《中国佛学源流略讲》，论述已详，而本人对佛学又并无通解，故此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