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乱后人口的南迁

根据文献记载，安史乱时和乱后，北方人口大量南迁。《旧唐书》卷三九《地理志》二“山南东道荆州江陵府”条下载：

自至德后，中原多故，襄、邓百姓，两京衣冠，尽投江湘，故荆南井邑，十倍其初。

《文苑英华》卷八〇四梁肃《吴县令厅壁记》：

自京口南被于浙河，望县数十，而吴为大。国家当上元之际，中夏多难，衣冠南渡，寓于兹土，参编户之一。

这类记载甚多，兹不备举。仅此两条，便足以证明当时北方人口有很多迁往长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这是中唐以后南方人口迅速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建中元年（780年）实行两税制，清查户口，将原来户籍上不登记的客户收编上籍，合天下两税户三百零八万五千零七十一，[13]分布情况不详。《唐会要》卷八四《户口数杂录》引元和二年李吉甫等所撰《元和国计簿》称：

总计天下方镇凡四十八道，管州府二百九十三，县一千四百五十三，见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每岁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等道，合四十（九）州，一百四十四万户。比量天宝供税之户四分有一。

按当时诸州为藩镇割据者如河北三镇及淄青、淮西等并不向中央申报户口，即使朝廷控制的京西北诸州也没有申报户口，故《唐会要》于本条下注云：(https://www.daowen.com)

其凤翔、鄜坊、邠宁、振武、泾原、银夏、灵盐、河东、易定、魏博、镇冀、范阳、沧景、淮西、淄青十五道，七十一州，并不申户口数。

这些不申户口的七十一州分两种类型：一是藩镇割据下的地区；一是京西北的军事要地。因而元和二年《国计簿》中所见的“见定户二百四十四万二百五十四”远非户口的实际数字，仅为申报户口的那些州府。其中江淮八道即有一百四十四万余户，占申户州户口总数的58.3%以上。这八道人户除淮南外均在江南。“赋入倚办”诸州没有提到东、西川，那里的户口据《元和郡县志》只有十五万九千八百六十户，但《元和志》所录东、西川节度使下四十二州户数残缺不全，存户州的户口数字或者有错误，或者有具体的政治原因，总之，不当如此之少，实际户口数字必定要高得多。此外，《国计簿》也没有提到岭南，据《元和志》，岭南二十二州，仅广州以下循、潮、端、封、昭等州有户数，邕管八州户数全缺，安南二十州仅五州有户，其他长、谅、武安、唐林等州虽有户数，却未注明年代，难以断为元和户。表明岭南和剑南一样，户数多有缺失。尽管如此，如果加上两川、岭南的户数，则南方户口比例更大。虽然我们不知道河北及淄青、淮西等道户口多寡，但仍可说明安史乱后南北户口比例的变化。

根据《元和志》所载开元及元和江淮等八道户口比重来看，江淮八道户口与上引《国计簿》户口总数不相符，姑置不论。诸州元和户比之开元亦有升有降，苏、洪、鄂、饶、吉、衡、道等州的户数甚至远远超过开元、天宝盛时的数字。常、杭、润、湖等州虽有下降，但仍然保持数万户甚至近十万户的规模。户口下降诸州大抵由于漏籍不报者多，并非实况。就是户口增多诸州也必远少于实际户口。这种情况终唐一代始终存在，早在安史乱前即已如此。[14]两税法颁布后，“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曾将大量的隐漏户按比上籍，收到明显效果。照杜佑所说，是“浮浪悉收”，但在两税法“不以丁身为本”的原则下，对于无赀赤贫人户无意以很大力量检括，而且既无赀产，流动性就很大，也难以搜括。《唐会要》卷八五《定户等第》载元和六年（811年）衡州刺史吕温奏：

当州旧额户一万八千四百七，除贫穷、死绝、老幼、单孤不支济等外，堪差科户八千二百五十七。臣到后，团定户税，次检责出所由隐藏不输税户一万六千七。……臣昨寻旧案，询问闾里，承前征税，并无等第。又二十余年都不定户，存亡孰察贫富不均。臣不敢因循，设法团定，检获隐户，数约万余。州县虽不征科，所由已私自率敛。与其潜资于奸吏，岂若均助于疲民。臣请作此方圆，以救凋瘵。

按《元和志》卷二九“衡州”条注云“户一万八千四十七”，唯“十”与“百”稍异。知是吕温未团定以前的衡州户数。据吕温文，其中免征者包括贫穷、死绝、老幼诸色不支济户达一万一千五百户之多，超过了堪差科户，他们显然是一般百姓，并非客户。此外还有隐藏不纳税户一万六千七，就是像过去那样由地方掌握的人户，其中应包括土户隐漏和浮客。[15]据此可知，衡州在两税法颁行之后，户口隐漏现象仍然十分严重，几达当州著籍户的半数以上。衡州如此，其他州郡也应如此。总的说来，安史乱后南方人口由于大量北人南迁，有很大增长，但也像过去一样，北来户口很多并未编贯，特别是集中在城市里的商贾和其他浮游无法团定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