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沧海遗珠——蒋相泽先生和他的《捻军起义》
蒋相泽先生的《捻军起义》一书，经由李慧敏博士翻译，中文译本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这部著作的英文版于1954年由美国华盛顿大学出版社出版，是蒋相泽先生的博士论文。在蒋相泽先生攻读博士学位的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罗斯研究所（The Far Eastern and Russian Institute），二战后所长戴德华（George Taylor）将一批有影响力的外籍中国研究专家招募至麾下，如德裔的魏特夫（Wittfogel）、梅谷（Franz Michael），华裔的萧公权、瞿同祖等人，使该研究所成为中国研究的美国学术重镇之一。20世纪50年代，研究所出版了不少重要的中国研究著作，其中就包括蒋相泽先生的《捻军起义》。
几乎与这部英文著作问世同时，国内对捻军起义的史料搜集和学术研究工作开始形成气候，1953年神州国光社出版了182万字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蒋相泽先生的《捻军起义》一书，不仅仅具有捻军研究起点的学术价值，其论题、结论，以及对《剿平捻匪方略》《山东军兴纪略》等文献信手拈来的采择使用和严密绵长的解释分析，都具有史学研究的示范意义。
正如作者所言，“我深切感到，客观史实是可以认识的，把大量史料一摆，面前就会出现一幅图景，这幅图景不论是模糊的还是比较清晰的，都不是从我脑子迸出来的；经过钻研，对史实的认识是可以逐步接近真实的，可以逐步深化的。当然，这种钻研必定是在某种观点的指导下进行的，但如果不是有意捏造，观点是生不出史实来的。至于各个史学家或各个时代的史学家对同一史实有不同的论述，那是因为他们对史实的认识有正误之别或深浅之分，而不是因为他们可以随意制造历史。假如历史可以臆造，史学就变成多余的了。史实是可以认识的，但到达正确的认识，又不能一蹴而就，必须下苦功。得到正确的认识，也就是在史学上作出了贡献。这是我在留学时期的一些体会。”[1]《捻军起义》一书，呈现了蒋相泽先生对史学研究的认识。这种开放的历史意识，历久弥新，不会过时，相信读者在阅读这本书时会产生共鸣。新的时代，我们需要加强对近代农民战争史的研究。这部著作在英文版出版近70年后与中文读者见面，势必会启发和推动这一领域的研究。
关于作者
蒋相泽（1916—2006年），贵州安龙县北乡人。[2]根据他的自述，当时安龙县的教育非常落后，只有一所小学，通常一年级学生的入学年龄在10岁以上。他6岁入学，白天上课，“晚上还须到私塾去读古书”。后来跋涉数千里到外省上中学、大学。[3]1940年，他毕业于成都金陵大学。1941年他考上清华大学研究院历史系的研究生。[4]蒋相泽在清华研究院的学术方向为清史。当时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的郑天挺在日记中详述了蒋相泽毕业论文的选题过程。1945年3月10日，下午“四时蒋相泽来，清华研究生也，原从心恒[5]作贵州苗乱及改土归流论文，今日请改作雍正对政治制度之改革，请余指。余在班上讲雍正时代之重要屡矣，意欲北大学生中有人注意之，竟无人，去年何炳棣来谈，余述及此，炳棣甚兴奋，而以考取留美治西洋史，不能兼顾，再三向余言必须有人切实注意之，炳棣与鹏毓[6]相稔，以为或劝其作之，亦未然，今相泽来请，允之。又关于包衣制亦一好题目，余在历史系晚会尝发其端绪，今日相泽亦请作。”[7]蒋相泽后来选择前者，以《清初内阁考》为题在1946年完成了硕士论文。[8]蒋相泽对清代内阁的研究为随后在美的捻军研究打下扎实的史料运用基础。他对剿捻过程之中的中央军、地方军、勇营、团练等各方力量的协作与抵牾的分析入木三分，对于混乱的清军马队派驻、布防状况心中有数，这无一不与对清代官制和兵制的熟练掌握紧密相关。
1946年毕业后，蒋相泽短暂任教于贵州大学，后转入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1946年7月，蒋相泽参加了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届自费留学生考试。当时报考者有3817人，录取自费留学生1216人。加上公费考试落选、成绩符合自费标准者718人，最终实际录取1934人。由教育部发给证书者1163人，其中赴美留学者1018人。这批留学生中，攻读历史的有丁则民、蒋相泽、李道揆、施子瑜等人。[9]有趣的是，他离开南开大学赴美求学时，校长张伯苓先生竟亲自关心他的购票事宜。据《张伯苓私档全宗》记载，1947年7月1日，张伯苓给国营招商局天津分局致函，“本校教员蒋相泽因暑假携眷赴沪，相应函请贵局准予优先购买船票，以便启行。”[10]
从1946年到1951年初，蒋相泽在华盛顿大学度过了5年的求学生涯，顺利取得博士学位。早在取得学位半年前，华盛顿大学远东学院以较高的薪水聘请他做研究人员。当时抗美援朝战争已经爆发，美国麦卡锡主义盛行，移民局颁布法令禁止中国留学生出境，违者将罚款5000美元或判处5年以上监禁。但蒋相泽看到“我志愿军一出动就把美军赶过三八线，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把帝国主义打得如此惨败，在此扬眉吐气之时，我回国的决心更加坚定”。他冲破美国政府的阻挠，登上了回国的轮船。[11]当时，陈序经任岭南大学校长，求贤若渴，将蒋相泽聘到岭南大学任教。[12]岭南大学后并入中山大学，蒋相泽在中山大学历史系任教，直至退休。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蒋相泽的研究方向改为世界史，先后为本科生开设“西洋通史”，为研究生开设“现代国际关系史”等课程。梁方仲、刘节等先生在日记中对他的上课、治学情况多有记载。[13]他主编的两卷本近百万字的《世界通史参考资料选辑·近代部分》，成为风行一时的世界史教学参考书。20世纪80年代，蒋相泽先生两次受邀赴美讲学，再度与隔绝30多年的美国学界进行交流。1988年，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英文新著《美国与中国》（TheUnitedStatesandChina）。此书作为“从外国人观点看美国对外关系”丛书中之一种，是中美建交后第一部用中国学者观点撰写的中美关系论著。因此，该书甫一出版，立即引起美国学者的关注，书评屡见报端。[14]暮年的蒋相泽先生为中美学术平等交流的正常化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于《捻军起义》
《捻军起义》一书源于蒋相泽在华盛顿大学的博士论文《捻军的组织及其与清廷之间的斗争（1851—1868年）》[15]。该书于1954年出版，英文版序言指出，“由于蒋相泽先生已经返回中国故里，重新修订已无可能”，只能将博士论文原样出版。序言是当时在远东与俄罗斯研究所的中国史在读博士隆德（Renville Lund）所作。隆德后来在美国穆伦堡学院（Muhlenberg College）任东亚史教授，1998年去世。这部书出版后，美国、欧洲、日本学界先后有60余篇书评予以评点介绍，但中文读者知之甚少，甚至存在误解。[16]
如前所述，蒋相泽先生的这部著作，并未利用当时国内学界整理的捻军史料，官方或半官方的材料是该书的主要文献来源。这些材料出自捻军的敌对阵营，因此作者使用它们“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然而，这种对作者来说“只有通过细读字里行间的内容，并结合其他类似来源的资料细细爬梳，才能间接得到关于捻军组织的一些线索”的艰难处境，对其他研究者和读者来说，却是一种享受，能够体会作者的精微考证与缜密分析，欣赏史学家探究历史过程及其背后成因的魅力。
该书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对捻军组织的研究。作者将捻军起义置于整个清代历史发展的脉络当中，即使姑且不论西方入侵因素，清中期的统治衰落也是不争的事实。作者指出，白莲教起义后清政府没有出现任何复兴迹象，捻军起义是19世纪中期晚清大起义的有机组成部分。捻军和同时代其他起义者共享了某些构建权力的方式，将地方武装组织成更大的区域性团体。作者的讨论基点在于统治权问题。随着清政权统治力量的衰弱，起义者开始争夺地方的统治权。作者的研究视角与清朝盛衰的发展周期紧密相关，这与后来美国学者裴宜理更注重捻军与现代中国革命者关系的研究视角形成了鲜明对照。作者认为，捻军起源于秘密社会，“且是一个起源于具有煽动性的白莲教的秘密社会”，因此“劫富济贫可能并不是他们的最终目的，这只是他们诱导更多人加入其组织的手段。”这一认识为捻军在起义准备阶段的行动赋予了意义，同时也解释了捻军在起义前夕的一系列活动的意义。以此为基础，作者认为早期捻军组织有三个特征：第一是地理上的分散，第二是众多捻军力量之间彼此独立，第三是规模富有弹性。捻军组织旋聚旋散，其本质是一支地方武装。当时结合文献与捻军史调查的国内学者与其存在观点上的分歧。如张珊认为，早期捻军来源多元，称之为匪是封建统治者的污蔑，捻军在思想和组织上是“以宗族亲戚关系结合起来的，也是在道义基础上结合起来的，组织众多的”。他认为捻军的前期组织和后来发展是一脉相承的，是清政府统治腐败，人民“穷而无告”，不得不自发团结起来造成的。[17]装旗制度是捻军起义后重要的组织方式。蒋相泽引入社区和共同体概念，对捻军圩寨的观察是全书的亮点之一。作者认为，圩寨为捻军提供了整合与巩固其控制区域的主要方式，并细致缜密地考察了圩寨内部的权力结构和运作方式。直至20世纪90年代，国内学界才对圩寨、团练等内容予以充分关注。该书无疑是最早从社会史角度研究农民战争的著作。遗憾的是，学界并未注意到该书。在捻军的成员方面，作者还讨论了除农民之外的士绅、勇营中的逃兵与弃兵以及私盐贩子等在起义中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部分是捻军与清军的斗争。作者通过对《剿平捻匪方略》《山东军兴纪略》《豫军纪略》以及数省方志等大量史料的细致爬梳，清晰描绘了复杂多变的捻军起义的宏伟画卷。作者以清军史料为主线，分析论述了捻军起义十余年间多地区、多军种的剿抚、和战瞬息万变的复杂局面。这一部分内容分为五章，分别是曾国藩剿捻之前清军在军事和政治两条前线的失败，地方势力的角逐，曾国藩的策略以及对东、西捻军的镇压。这部分论述最充分地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力与学术智慧，读者在“轻松”的阅读过程中自能体会。
第三部分为全书结语。作者回到农民战争的本质问题，强调人民的支持构成了捻军真正的堡垒。清军镇压捻军的过程，从根本上讲，是重新赢得农民支持的过程。曾国藩、李鸿章最终取得剿捻战争的胜利，正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淮民并非天生从乱，同时也没有低估他们的活力与战斗精神，在捻军统治中心动员百姓来动摇捻军的根基，积极推行“清查圩寨”工作，成功将捻军与其支持者分离。1865年后，淮军持续从淮北农民及投降的捻军中招募人员，在对捻作战的最后阶段，淮北新丁的人数大大增加。这是捻军起义失败的原因。作者也指出，曾国藩、李鸿章剿捻的胜利，本质上讲仍是地方势力的胜利，一支地方势力对另一支地方势力的胜利是无法消除起义根源的。他们取得人民支持只不过是军事上的权宜之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起义问题。
以上是对《捻军起义》一书作者和内容的简要介绍。令人扼腕的是，在该书中文版付梓之际，蒋相泽先生已经仙逝，无法亲见此书。在此向蒋先生及其家人表示最大的敬意。蒋先生后来离开清史园地，转而从事世界史的教学与研究，翻译了不少西文作品。他尤其强调翻译工作的重要性，指出“翻译之事，三分外文，七分中文，三分语文，七分专业”。[18]中国人民大学李慧敏博士以此为镜，为此书的翻译付出不少辛劳，阅读大量相关书籍，逐一核对史料原文。同时感谢河南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辑杨光、编辑徐昊等出版人慧眼识珠，使这部尘封已久的经典研究著作呈现在中文读者面前。
作为“近代农民战争再研究丛书”之一种，希望该书的出版能进一步推进相关领域的研究。
是为序。
牛贯杰
于北京麦钟桥(https://www.daowen.com)
2022年7月18日
【注释】
[1]《蒋相泽自述》，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编《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第797页。
[2]安龙县教育志编纂领导小组：《安龙县教育志》，贵州教育出版社，1993，第244页。
[3]《蒋相泽自述》，《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第797页。
[4]清华大学校史研究室编《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三卷，上册，“抗日战争时期的清华大学”（1937—1946），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第97页。
[5]邵循正先生，字心恒。
[6]何鹏毓，北大学生，郑天挺先生的助手，专治明史。
[7]郑天挺：《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下册，中华书局，2018，第1006页。
[8]张恩敬主编《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史料》，（3），“教学科研卷”，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第471页。
[9]冯承柏：《中华文化通志·中国与北美文化交流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第113页。
[10]梁吉生、张兰普编《张伯苓私档全宗》，下卷，中国档案出版社，2009，第1278页。
[11]《蒋相泽自述》，《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第798页。
[12]陈其津：《我的父亲陈序经》，南开大学出版社，第140页。
[13]梁方仲著、梁承邺等整理《梁方仲遗稿·案头日历记事》，广东人民出版社，2019，第2、3等页。刘节：《刘节日记》（1939—1977），上册，大象出版社，2009，第321、324、326等页。
[14]吴机鹏：《一部中国人写的英文版“中美关系史”新著——〈美国与中国〉简介》，《中山大学学报》，1989年第3期，第81页。
[15]论文英文题目为“The Organization of the Nien Rebellion and the Struggle between the Nien and the Loyalists（1851-1868）”。
[16]如有学者误以为“蒋先生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是关于义和团研究的”。曹旅宁：《国史探微》，暨南大学出版社，2016，第199页。
[17]张珊：《捻军史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4，第38—43页。
[18]参见桑兵：《悼袁广泉君》，《澎湃新闻》2020年5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