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文版序
《捻军起义》是蒋相泽先生于1951年在华盛顿大学撰写完成的博士论文。该书被公认为在理解19世纪中国发生的变化上具有宝贵的价值。该书原计划于修订后出版，以满足对此内容感兴趣的普通学生及研究19世纪中国问题的相关专家。然而，由于蒋相泽先生已经返回中国故里，重新修订已无可能，如今便将他的研究以原汁原味的论文的形式呈现出来。为了方便更多普通学生对其进行利用，这里似乎有必要先简短地作一序言，希望能帮助广大读者走近捻军大戏上演的舞台。
19世纪的中国处于一个衰落的时期。中央政府日益软弱与腐败，整个行政机构的运作效率也日益下降。士绅和官吏，这些同属于上层特权阶级的群体对农民的剥削不断增加，农民的经济负担已经到了几乎无法承受的地步。与此同时，中国爆发了一系列的自然灾害，而这些灾害在很大程度上是行政上的玩忽职守所导致的。中国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是维护水利设施，它们对灌溉、防洪以及交通运输都至关重要。然而，在19世纪中叶，这些水利设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维护。洪水冲垮了河堤、冲毁了庄稼，并迫使百姓离开了周边的土地。政府的粮仓及其他救济措施未能减轻洪水过后所带来的饥荒。成群结队的流民在乡村的广大地区肆意游荡，在抢劫、绑架与勒索中谋取利益，他们吸引了许多被迫离开自己土地的农民加入其行列。这些反叛者之所以能够扩大他们的力量并扩展其活动范围，是因为政府的治安体系已经虚弱到无力对其加以约束的地步。
由于无法从官府获得保护，地方社区（local communities）被迫将地方防御的职能掌握在自己手中，其结果便是团练的出现。这些团练由当地的领袖组织与领导，并因其为社区建立防御而得到百姓的拥护。当政府机器停止运作时，这些地方团练承担了当地衙役的职责。为了获取得以维持团练的资金，团练首领们开始向社区百姓征税，就这样，行政管理权与军事控制权从官员的手中转移到了地方练总的手中。
这种对地方权力的侵蚀给中央政府带来一定的麻烦，且严重损害中央的税收收入，但其本身并没有对王朝的存在构成真正的威胁。团练在19世纪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新鲜事物，纵观整个朝代，这些地方团练都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并被政府用作对正规军的补充。然而，1800年以后，特别是鸦片战争之后，团练成为越来越独立的个体，为了得到他们政治上的支持，政府常常被迫与其讨价还价。除了需要处理如何利用及控制当地团练的问题外，政府还被迫在有多个地方团练争夺当地控制权的情况下做出支持或制裁某个团练的决定。
当用来“防御”的团练开始合并，并且由地方团体发展成为覆盖更广泛区域的地方性组织后，问题便进一步加剧了。这类地方势力对中央当局构成了真正的威胁。这种扩张是当时混乱形势下一种合乎逻辑的发展——随着无秩序状态的加剧，防御的问题以及当地练总的野心已经不再能够被限制在其家乡社区（home community）当中，为了掌控社区而进行的斗争促使竞争者们在自己的社区之外寻求其他力量的支援。这种扩张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当地练总的个人野心大小，还取决于是否有更高层次的组织和更广泛的财政基础。当地方练总的领导能力与中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的组织性元素（organizational elements）相结合时，这些团练便极有可能发展成为地方性组织。有两类特殊的群体在提供能够广泛传播的组织架构时格外具有优势，它们分别是士绅阶层与秘密社会。这两类群体代表着不同的利益，反映了其成员在社会结构中的不同地位。士绅的利益虽然并不总是与中央政府的利益相一致，但士绅更倾向于维护既有政权，因为它保障着他们的特权地位。而秘密社会，虽然有时也包括士绅，但其成员主要来自平民。他们的目标不仅是抵制官员滥用权力，而且旨在推翻现有政府并建立自己的政权。然而，当地武装力量（local force）与地方势力（regional force）并没有明确的政治阵营，部分原因是它们的成员及领袖来自多样的社会阶层，还有部分原因是野心勃勃的领导者们主要关心的是提升自己的地位。
政府无力阻止诸如此类的当地武装力量与地方势力的形成，同时在它们出现后也无力将其摧毁。因此，政府只能寄希望于通过各种方式来利用这些势力，以防止其中任何一支实现权力的集中，得到足以推翻王朝的力量。那些公然反抗朝廷的地方势力对王朝的生存构成了最直接的威胁，在与这些地方势力的对抗中，中央政府愿意同任何有助于斗争的力量结盟。结盟的对象通常是由士绅阶层组建的地方军队。然而，为了获得这些由士绅掌控的军队的支持，政府不得不接受他们实质上的自治地位，并在官场中给予其领导者更高的官衔。这一过程虽然消除了那些公开反抗朝廷的力量，但它并没能恢复中央政府对地方权力的垄断。
作为该书研究的主题，捻军起义遵循了19世纪中央与地方势力间斗争的普遍模式。捻军最初是以社区自卫团体以及地方流民的形式出现的，他们利用了当时普遍存在的贫困与混乱的状况。到了19世纪50年代，他们发展成为地方力量之一，公然起义来反抗中央政府的统治。捻军力量的增强与目标的提升一方面得益于其与秘密社会的联系，另一方面是在宗族族长及低级士绅的加入下推动的。在得到淮军及其他地方势力的协助前，政府清军在与捻军的较量中一败涂地。因此，虽然捻军在1867—1868年的最终失败消除了其对既有政权的直接威胁，但同时也进一步巩固了既有政权体系内的地方力量。
当地武装力量在更广泛的区域层面上的结合与组织的过程，以及政府在处理这些地方势力上作出的努力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涉及军事因素，而且涉及经济、政治、社会与意识形态等因素。这本关于捻军起义的研究著作分析了地方权力与中央权力斗争的其中一个阶段，有助于我们厘清整个斗争中所涉及的问题。
蒋相泽先生将他对捻军起义的研究分为两个主要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捻军这支公开反抗清政府的地方势力的出现，第二部分论述了清政府为应对捻军所采取的措施。在这两部分内容之前，作者在前言中勾勒了19世纪50年代淮北地区普遍存在的饥荒、动乱以及官员腐败的状况。
在第一部分的第一章，蒋相泽先生追溯了捻军与著名的白莲教之间的联系。正是与秘密社会的关联赋予了捻军精神层面上的“民族意识”，以及一个比单纯劫掠更伟大的目标（指推翻清政权）。这项“更伟大的事业”促使众多捻股联合起来，并于1853年举起起义的大旗。相比1853年前松散的、灵活的、本质上相互独立的捻股，捻军在起义进程中需要一个更加严密的组织。第二章讨论了新成立的捻军组织中的军事部分，第三章则探讨了捻军的控制区域及经济方面的问题。在管理及巩固其控制区域时，捻军充分利用了当地的两个元素：地方团练与圩寨社区（earthwall community。关于地方团练的本质，我们在前面已经进行了简短的讨论。在这里，有必要提醒普通读者注意的是，所谓的圩寨社区指的是由砖土墙包围起来的村庄，它不仅可以起到抵御外敌袭击的作用，还可以将村中所有的粮草都贮存在有人值守的防卫圈中，只给前来劫掠的人留下一无所有的土地。当然，这种筑寨防御的做法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是，作为政府应对太平天国入侵安徽省的一项措施，它在清廷的推动下于安徽省得到了特别的发展。当这些圩寨社区被捻军控制后，它们就成为捻军防御策略的基础，同时，它们也构成了分散的捻军组织中的基本单位。赢得当地练总的效忠即可确保对圩寨社区的控制，但是要保有这种控制则需要农民的支持。为了赢得农民的支持，捻军帮助百姓反抗官吏，并为其提供粮食以减轻饥荒带来的痛苦。这些粮食的供应来自捻军对邻近的富裕地区及对政府补给的打劫。
第四章分析了捻军组织的成员，尤其是其首领。总的来说，捻军的首领来自大的宗族及士绅。士绅们尤其贡献了他们在组织及策划方面的经验。捻军的第三个主要组成部分是农民，他们提供了大量的人力。
在捻军体系中，“打劫”是一项必要的行动，捻军作战部队及家乡社区的维系都部分依赖于此。因此，捻军很自然地会加强他们的骑兵。第五章讨论了捻军马匹的来源，第六章则讨论了捻军在进攻战术中如何使用骑兵。[1]第六章还研究了圩寨是如何成为捻军防御策略的基础的，且强调了捻军的双重性质——既具有军事单位的属性，又具有农业单位的属性。
该书的第二部分是关于清政府在摧毁捻军的起义力量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其最终的成功。支持清政府的武装力量既包括政府军队，也包括地方势力。第二部分的前两章讨论了1865年之前清政府为使捻军占领区重归中央控制而采取的毫无结果的军事与政治政策。清军在军事战线上的失败体现了这些正规军普遍的腐朽与无能，也反映出清政府对捻军力量的本质及来源缺乏了解。捻军的力量表现在圩寨的防御力以及骑兵的机动攻击力上，而这些力量背后的基础是农民的支持。即使清军成功地将捻军赶出了“巢穴”，他们也无法赢得这些地区人民的拥护。在捻军尚未控制的地区，政府为争取地方支持而做的努力也几乎都失败了。第三章讨论了政府和捻军斗争的最后一个方面，在这一章中，蒋相泽先生探讨了“抚议政策”，该政策的采用是为了将地方的起义领袖争取到政府一方。作者向我们展示了当清军在前线进攻捻军时，此政策是如何给其后方带来被攻击的危险的。此外，这项政策还加剧了帝国势力与有能力协助维系帝国的地方势力之间本就存在的猜忌与对抗。
1865年，曾国藩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时，由曾国藩组建的地方军淮军介入与捻军的对抗[2]，这标志着捻军问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这个阶段以1867年及1868年捻军起义被最终镇压而告终。第二部分的第四章和第五章讨论了捻军故事的终曲。在这里，蒋相泽先生强调了曾国藩所采用的政策的重要性，包括将捻军的“老巢”转化为支持政府的力量，利用圩寨来阻止捻军返回故土，以及将忠于政府的百姓纳入淮军。对捻军的镇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淮军来完成的。然而，由于淮军也是一支地方势力，因此，它的胜利并不代表着衰落王朝的复兴。此外，这一胜利并没有解决导致起义爆发的根本问题，随后的起义很快就证实了这一点。
对于那些之前对捻军起义没有了解的普通读者来说，一个对主要事件的简要编年史或许是有价值的。
1852—1853年冬，部分捻首在位于河南、安徽、江苏三省交界处的雉河集聚集。在这里，他们举行了祭旗仪式，并宣布张乐行为其首领。这一行动标志着捻军起义的开端。在此之前，捻军的“劫掠”行为与中国各地从事一般盗抢活动的其他群体并无显著差异。(https://www.daowen.com)
1853年，捻军在雉河集的集结引起了官府的注意，次年，颍州知府率手下军队驱散了捻军。之后，张乐行与部分捻首向协助组织安徽地方团练的周天爵投降，张乐行被赦免且在团练中被授予了职务。然而，这次失败以及他们新选出的领导人的投降并没有严重阻碍捻军其他首领的行动，他们仍继续加强其在当地的地位并扩大他们的兵力。1855年年初，在其所率领的地方团练解散后，张乐行回到雉河集并重新开始参与捻军活动。张乐行的回归促进了捻军组织的发展。1856年，捻军首领们建立起一个系统的军事组织，并于同年授予张乐行“盟主”的称号。此时军事组织与领导层面的发展有助于捻军在之后几年的扩张。捻军加强了对邻近地区的攻势，他们还与安徽的太平天国合作，帮助太平军夺取六安，并占领了淮河沿岸的一系列城市。更重要的是，张乐行成功地在淮北地区建立起一个紧密连接在一起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捻军致力于赢取人民支持以及对当地团练组织的控制权。到了1859年，浍河与沙河之间已经形成了一个坚固的防御核心。当张乐行的势力在淮北中心地带（淮河以北的地区）扩张的同时，另一支力量正在野心勃勃的练总苗沛霖的率领下从帝国手中争夺着淮北东南部的控制权。1857年，苗沛霖在寿州以北的下蔡筑起圩寨，他的影响力从这里开始向外辐射，并一直扩散到三千多个圩寨社区。
当事实表明，淮北地区的动荡已经大到任何一个受其影响的省份都无法单独应付时，政府开始尝试采取联合作战的策略。1855年，武隆额被任命为三省提督，统领安徽、江苏、河南三省军队。但当武隆额尚在拖延中请求更多军队增援之时，捻军抓住了进攻的机会。在步步紧逼的捻军面前，武隆额落荒而逃，他在十天的时间内连失五地。于是，三省联军的指挥权交到了河南巡抚英桂的手上，并由袁甲三随同协办。在1856年中期，清军成功占领了捻军的中心——雉河集，但很快又被返回的捻军赶了出去。第二次对捻军统治区域渗透的尝试甚至比第一次更加失败。
1856年，满族将领胜保被派前去镇压捻军。然而，胜保甚至从未踏足过捻军的中心控制区域。1856年至1859年，他将重点放在收复淮河沿岸被捻军和太平军共同占领的城市上。1860年，他受命督办河南军务。不过，1856年至1862年的这段时间里，三省军务的实际指挥权掌握在袁甲三手中，他先是负责豫皖交界一带的军务，后又受命督办三省剿捻事宜。
1860年，蒙古亲王僧格林沁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前往处理捻军事宜，然而，一直到1862年的秋天，他才踏足淮北地区。在僧格林沁看来，捻军的战斗力主要来自他们高度发达的骑兵，于是，他的作战策略强调追击（pursuit），且为此建立了自己的骑兵力量。这项策略取得了短暂的成功，1863年初，捻军被赶出淮北地区，包括张乐行在内的许多捻军首领被抓获并杀害。但是，僧格林沁错失了巩固胜利的机会，山东爆发了新的起义，他从淮北地区被抽调而去。这位蒙古亲王的缺席给了捻军重组其队伍的机会，他们在张乐行的侄子张宗禹的率领下又一次占领了曾经统治的区域。几个月后，僧格林沁再次回到淮北地区，而这次是为了镇压苗沛霖所领导的起义（苗沛霖曾在1862年背叛了与他合作的太平天国将领，投靠了政府）。1863年后半年，僧格林沁打败了苗沛霖的军队并亲手斩杀了苗沛霖，至此第二次肃清了皖北。从这里，他一路追击捻军，横穿安徽、河南、湖北及山东四省。虽然他重新夺回了几座城市，并杀害了一些捻军的首领，但并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捻军发展出一套高超的伏击与闪避的飘忽战术（elusive tactics）。1864年，捻军在河南—湖北一带重创僧格林沁的军队，随后，又诱导精疲力竭的僧王追逐其进入山东。1865年五月[3]，僧格林沁的军队在这里遭到伏击，僧王本人被杀害。僧格林沁的失败标志着对捻作战第一阶段的结束，也标志着依赖政府正规军作战时代的结束。
在听到来自山东的噩耗后，朝廷发布紧急命令，要求当时因镇压太平天国而名声大振的曾国藩迅速从南京前往山东处理捻军事务。曾国藩抵达山东代表着一种新的处理捻军问题的方法出现——用忠于皇室的地方势力来打击起义反抗的地方势力。此时的曾国藩是直隶、山东、河南三省的最高军事统帅，总理三省军务，他在山东济宁扎营，开始重组他的军队。在观察到僧格林沁追击策略的结局后，曾国藩强调以“有定之兵”来遏制起义军。他将其部队集中在四个点上，这些点分别位于安徽北部、江苏北部、山东南部与河南西部，并将这些点与贾鲁河、淮河、沙河及大运河沿线建立的防御系统相连接，从而将捻军赶出他们的老巢。在这个防御圈所包围的区域内，曾国藩致力于赢取人民的支持，因为与他的前任们不同，他意识到，捻军力量真正的基础既不是他们的机动性骑兵，也不是其圩寨防御体系，而是人民的拥护。那些倒戈支持政府的淮北人民被收编入淮军，这是一支在曾国藩指导下、由李鸿章组建的，用于抗击太平天国、后又被曾国藩带领与捻军作战的地方军。曾国藩的政策是赢回人民的支持，并利用人民的支持来打击起义军，但这项政策对于消灭捻军无法起到立竿见影的效果。于是，缺乏耐心的官员们接连弹劾曾国藩，迫使其于1866年十二月卸任。曾国藩推举李鸿章作为剿捻事业的接任者。李鸿章继续并扩大了曾国藩的防御封锁体系，与此同时，他又部分地回到了僧格林沁的追击策略上来。
从1865年下半年开始，为了突破防线回到家乡，捻军进行了一系列不顾一切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的尝试。就在李鸿章被任命为钦差大臣以处理捻军事务的前几个月，捻军在试图进入山东西南部时被击退了。于是，他们又返回河南，并在那里分裂成两支。其中一支跟随张宗禹进入陕西，被称为“西捻军”；另一支在任柱与前太平天国起义者赖文光的领导下继续留在河南，被称为“东捻军”。1867年中期，迫于对物资的需求，东捻军冲破了政府防御体系的北部，由此进入山东东部。于是，李鸿章将他在大运河的防御工事从东岸转移到西岸。驻扎在运河沿岸的淮军与沿黄河北部、六塘河东南部的其他清军联合起来，将捻军包围在山东境内。在这个封锁区内，捻军几乎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因为他们之前曾多次征掠此处。有效的封锁使他们无法逃脱刘铭传率领的骑兵的围攻。1867年，四场决定性战役导致了东捻军的覆灭。任柱被杀，赖文光虽然成功带领几百人渡过六塘河得以逃脱，但在一个月后于安徽东北部被生擒。
自1866年分裂后，张宗禹率部向陕西进军，他希望可以在那里与陕西的回民合作。但由于陕西粮食短缺，再加上左宗棠治下的清军的威胁，失望的张宗禹转而向东进军，过黄河进山西，并于1868年一月潜入直隶，到达天津近郊。为保护京师不受捻军的侵袭，政府集结了一支强大的军队来阻止捻军进一步向北推进。封锁区再一次被设立了起来，这一次是以西部的大运河与南部的黄河为界。在这个封锁圈内，联合起来的清军共同消灭了捻军的最后一支有生力量。
伦维尔·隆德（Renville Lund）[4]
华盛顿大学远东与俄罗斯研究所
1953年3月
【注释】
[1]捻军的机动性是罗尔纲在《捻军的运动战》中重点研究的一个问题，蒋相泽先生在撰写此书时尚无该方面的研究。
[2]蒋相泽先生将曾国藩视为淮军的创建者。说明：本书中标“*”处皆为译注。
[3]本书中出现的农历月份皆用汉字数字表示。
[4]伦维尔·隆德（Renville Lund，1923—1998）：美国穆伦堡学院（Muhlenberg College）东亚史教授。1945年毕业于哈姆林大学（Hamline University），后在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完成硕士学习，于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获中国史博士学位。1956年作为傅尔布莱特学者（Fulbright scholar）访问香港大学，并于1962—1964年在台湾东海大学任傅尔布莱特客座教授（Fulbright Lecturer），自1967年起任职于美国穆伦堡学院直至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