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要收获
1.对元中都选址有了初步认识。
元代建城很讲究地理形势。上都是经过刘秉忠“相地”后选择了“龙岗蟠其阴，滦江经其阳，四山拱卫，佳气葱郁”的金莲川而建立的〔1〕；大都也充分考虑了地理因素，《析津志辑佚》有这样的记载：“其内外城制与宫室、公府，并系圣裁，与刘秉忠率按地理经纬，以王气为主。故能匡辅帝业，恢图丕基，乃不易之成规，衍无疆之运祚。自后阅历既久，而有更张改制，则乖戾矣。盖地理，山有形势，水有源泉。山则为根本，水则为血脉。自古建邦立国，先取地理之形势，生王脉络，以成大业，关系非轻，此不易之论。”〔2〕说明大都考虑了地理形势，并指出了山、水因素的重要性。根据考证，大都城址向东北的转移，主要是考虑到水源问题：原来城址的莲花池水系已经不能供应多方面城市用水的需要，新城是利用高梁河水系上的一区湖泊作为重新设计的中心〔3〕。中都作为都城不可能不考虑地理形势问题。调查发现，元中都之西3公里是狼尾巴山，相对高度约70米，东、南、北三面远处亦可见山丘，形成拱卫之势。城址西北部依邻狼尾巴山，北端山顶制高点可俯视四方，视野开阔，很可能建有烽燧类建筑。城址之西和西南侧地势低洼，淖泊连片，东、南、北三面地势开阔平坦，碧草如茵。夏季的中都“细草和烟展翠茵，杂花匀簇道傍春”〔4〕，环境幽雅。水量因周围无大河似显不足，但坝上草原地区有自己的生态特点，水泊也是重要的水源。在城址西侧和西南侧，地势较低，现在水泊仍有积水，据考证，坝上的水量越古越大，元代水量比现在要大三分之一〔5〕，城址西侧淖沿子村南面地势低，今虽水面退缩，但据此村因位于淖之边沿而得名的事实推测，当时城址西侧及西南侧当是大面积的水域，水面可达淖沿子村边，足可满足中都之用。《管子·乘马》记载：“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6〕元中都位于狼尾巴山下、高于淖儿6米左右的广川上，因地形平坦，城郭布局对称，非常符合《管子·乘马》的建城思想。可见中都选址于此，也是充分考虑了地理形势的。
2.对城墙规制和城市布局有了比较清晰的概念。
（1）勘察发现城址存在宫城、皇城和外城（郭城）三道城墙，由内而外依次相套，与史册相符。三城相套是元代城市建置的最高等级，只有都城才能使用。所以，元中都的平面建置使用三重城墙，是按都城设计的，体现了都城等级〔7〕。
（2）基本了解了宫城形制及建筑分布特点。
①宫城南向崇方。中都宫城坐北朝南，呈规整的长方形，这也是我国古代宫城最为流行的平面形制。以磁子午线北方向为基准，用罗盘测得元中都轴线方向为4°，即北偏东4°，这与以正子午线北方向以及军事地图的坐标纵线北方向（方格北或图北）为准的方向相比，存在偏离现象。当地磁北与真北的磁偏角约6°，若按正子午线北方向，则元中都轴线方向约北偏西2°，即358°。《周礼·考工记》记载了周朝的都城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8〕所以中都宫城平面形制的这种南向崇方特征在中原古代都城中具有普遍性〔9〕。
②宫城建筑具有严整对称性和明确功能分区。中都宫城一号台基位居中心，各类建筑按照通过南、北城门的纵轴左右对称分布。这是其建筑分布的最大特征，也是我国古代宫城宫殿分布的普遍性特征。历代宫城宫殿布局，一般都是把规模最大的大朝正殿安排在中轴线上显要位置，体现以朝寝为中心天子至尊的核心地位。中都宫城的一号台基位居宫城中心，规模最大，所以根据位置与规模推断，它应是大朝正殿。在历代宫城中，后宫都位于宫城北部，一号台基北侧的一列东西排列的建筑当为后宫区。位于一号台基左右的辅助建筑、宫城东北部和西北部的建筑及宫城南部以南北轴线对称的诸建筑，应是进行内廷管理、服务、供应的衙署、府库或宗教祭祀性建筑，具体职能尚待勘探发掘予以究明。还有一些空白地带，可能是庭院、内苑区或根据蒙古族的生活习惯搭设蒙古包的地方，当然也不排除建筑遗迹湮没地下因未经钻探尚未发现或另有其他用途的可能性。宫城一号台基及东西两侧建筑组群之北有一条横贯东西的空白地带，它明显将宫城内部分为南北两区，南部应为前朝区，北部应该是后宫区，这符合宫城分区的一般特点：前朝后寝南北分开。朝寝之间用横道相隔，不仅有利于朝寝二者不同功能的使用要求，也有利于各自体系的充分发展〔10〕。
③建筑布局反映了遵“礼”的思想。宫城位于皇城北部中央，一号台基位于宫城的南北中轴线上，其前殿与东、西两座城门相对，整座台基坐落在宫城几何中心略偏北，而前殿正好是中心位置。将帝王行使王权的朝和正寝设在最尊贵的位置，即皇城和宫城的中轴线上重心所在，体现了周代“择中论”思想。周代的制度和文化，为后来的儒家所推崇，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成为历代帝王争相仿效的最高模式，元大都是最符合周礼的实例。一号台基设在宫城中心是周礼“择中”思想的反映。一号台基在所有建筑中最高最大，体现了帝王至尊，也反映了中都在宫殿设计方面遵从了“礼”的规范。《周礼·内宰》载：“宪禁令于王之北宫。”林尹注：“北宫，谓后之六宫，以后之六宫在北故也。”从这个记载来看，按“礼”后寝是位于王宫之北的，中都也合此制〔11〕。
总之，城墙尤其是外城的勘定，是元中都城市布局勘察的重要突破，确证了元中都三套城墙的学说，使城市整体布局趋于明晰。建筑遗迹现状测绘的完成，使元中都的布局特点初露端倪，宫城建筑具有明确分工，以通过南门、北门的轴线对称分布，宫城内还存在有可能放置毡帐的空地，兼备草原文化与中原传统双重特色，为研究元代都城制度的演变提供了重要资料。
3.了解了部分重要建筑的主要特征。
（1）西南角楼
根据勘察情况并结合文献分析，武宗诏创“皇城角楼”是指修建宫城角楼。角台面积很大，出土大量砖瓦、琉璃构件及部分木板等遗物，可以想象当时角楼规模宏大、建筑金碧辉煌。古代城址中，大多设有角楼，特别是都城，大城（外城或郭城）有角楼，宫城亦置城隅角楼。关于角楼墩台，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情况，平面概有四种：一是曲尺形，二是矩形，三是方形，四是圆形。而中都宫城西南角台，与上述形制均不相同，三级转折别具特色，增加了空间变化，在视觉效果上给人气魄雄伟之感，这些都能达到武宗欲使皇城“壮观”的要求。与此种角台相适应的建筑应是三出阙的形制，在考古发掘中尚属首次发现。角楼形制应当是模仿元大都的宫城角楼而建，吸收了宋代建筑的因素〔12〕。
（2）宫城南门
①城门配置崇重南门继承中原传统。中都宫城现已勘定的四个城门，只有南门两侧发现有高大土丘，可知南门最为宏大。这也是中原都城的传统做法。西汉以前，都城尚未形成以南门为正的定制。如战国时期赵都邯郸宫城可能以东门为正，规模最大〔13〕。西汉长安，大城东面三门设“阙”，而南面没有〔14〕；从发掘情况来看，与长乐宫相对的东面霸城门规模与同未央宫相对的南面西安门相当，都大于其他同宫门不对的城门；至于宫城，未央宫以东门、北门为正，长乐宫以东门、西门为正〔15〕。东汉以降，都城明确以南门为正，各重城垣南面正门一般都是相应城圈以至全城诸门中最为宏大壮丽的。如东汉至魏晋的都城洛阳，南面平城门，是“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也”〔16〕。北魏洛阳宫城南面正门阊阖门，已发现了其巨大的门址〔17〕，与之相对的宣阳门是洛阳城的南面正门，是当时最隆重的城门〔18〕。元魏邺南城南垣正门朱明门，“独雄于诸门，以为南端之表也。”〔19〕唐长安城诸门中，唯有中轴南端的罗城正门明德门，采用了五个门道，最为隆重庄严〔20〕。唐长安太极宫正南门承天门，门道地面铺石条和石板，显得很讲究，是当时这个门特有的设施〔21〕。唐东都洛阳宫城南正门应天门据文献记载，建筑规模为东都洛阳城诸门之冠〔22〕。金中都宫城正南门应天门“楼高八丈，四角皆朵楼，瓦皆琉璃，金钉朱户，五门列焉”〔23〕，蔚为壮观。元大都宫城正南门崇天门，“门分为五，总建阙楼其上，翼为回廊，低连两观，观旁出为十字角楼，高下三级”〔24〕，豪华之极。保留至今的明清皇城正门天安门（承天门）巍峨壮丽、气魄宏伟；紫禁城正门午门在宫城诸门中也是罕有与比。所以中都宫城崇重南门的做法，是传统的延续。
②城门形制既有传统因素又有自身特点。采用过梁式门洞是传统做法的继承。过梁式门洞是在门洞两壁排立木柱，木柱上再搭梁架、枋、椽板，门洞上部作三角形或扁梯形，前者时代较早，甘肃天水麦积山第127窟西魏壁画的城门有这种形式；后者见于唐宋画中，如“清明上河图”，是唐宋以来普遍采用的形式。就发掘来看，早在商代便采用过梁式门洞〔25〕，迄元为止，只发现扬州宋大城西门〔26〕、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27〕、上都宫城南门和皇城南门〔28〕采用砖构券顶式，其他均为过梁式。从中都宫城南门门道两壁排列的排叉柱推断，它应该也是过梁式木构门洞，沿用传统做法。另外铁鹅台的做法与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所出者相同，合于《营造法式》〔29〕。
城门门洞的夯土壁面护以木板独具一格。城门门洞壁面有残留的木板痕迹，推断其壁面外侧（朝向门洞的一面）用木板进行装饰。木板的外侧有立柱4根，立柱外铺设有地栿石，地栿石上铺设木地栿，木地栿上安置排叉柱，做法考究，这是其自身特点。以前发掘的城门门洞壁面外侧结构，多是直接排列柱础、上立木柱，或将排叉柱直接立于地栿石之上如《营造法式·石作制度》之制，如洛阳发现的宋代门址〔30〕，也有将排叉柱置于木地栿之上者，但木地栿下无石地栿〔31〕。而中都在门洞两壁外侧安放柱础立木柱后，又在外侧铺设地栿石，地栿石既保护立柱下部，其内侧（地栿石与夯土壁面之间）又可固定支撑装饰壁面的木板，地栿石上铺设木地栿，木地栿上置排叉柱，这种门洞壁面结构形式十分少见。在考古发现的古代城门中，在城门门洞壁面装修方面大致有下列几种情况：一是以墩台断面为面，如汉代长安诸门〔32〕。二是门墩表面遍为砖面，洞壁以城垣和隔墙断面为壁面，其上抹白灰施彩绘，如北魏洛阳建春门〔33〕和隋唐东都永通门〔34〕；邺城朱明门据推测是壁面掩以草泥，近地面处贴砌陡砖以护壁〔35〕，也可归为此类；三是壁面、木柱之间、柱壁之间均砌砖或砌石，有的在砖石壁面粉涮装饰，前者如隋唐长安含耀门〔36〕、含光门〔37〕、东都右掖门〔38〕、崇庆门〔39〕等，后者如渤海上京宫城2、3、4号门〔40〕。而中都城门门洞壁面可能采用木质板壁装修似为首次发现。
宫城城门不设向外凸出的行廊阙观是较为少见的现象。古代宫城主要城门置阙。据《三辅黄图》说：“周置两观，以表宫门，其上可居，登之可以远观，故谓之观。”〔41〕《太平御揽》载：“崔豹古今注曰：阙，观也。于前所以标表宫门也，其上可居，登之可远观，人臣将朝至此，则思其所阙，故谓之阙。”〔42〕可见阙又称观，有标表宫门的作用。春秋时期已有建于宫殿正门前的阙。《春秋·定公二年》记有：“夏五月，壬辰，雉门及两观灾。”杜预注释说：“雉门者，公宫之南门，两观，阙也。”《诗经·子衿》中有“挑兮达兮，在城阙兮”的诗句。曲阜鲁国故城的稷门外是有双观的〔43〕。战国时期都城宫门也设阙，《周礼》有“悬治象之法于象魏（门阙）”的记载，赵都邯郸宫城东门也有双阙〔44〕。大一统的西汉都城长安，未央宫设有东阙和北阙〔45〕，长乐宫设有东阙和西阙〔46〕，建章宫设有凤阙〔47〕。北魏平城、洛阳二京的宫城均筑有阙，其中以洛阳宫城阊阖门外双阙最为巨大〔48〕。隋唐洛阳宫城应天门“有两重观，上曰紫微观，左右连阙”〔49〕。唐大明宫含元殿，地位相当于太极宫的承天门〔50〕，“左翔鸾而右栖凤，翘两阙而为翼”〔51〕。北宋东京汴梁宫城正门宣德门，“下列两阙阙亭相对”〔52〕，金代宫城正南门“四角皆朵楼”〔53〕，有阙无疑。元大都宫城正门崇天门“翼为回廊，低连两观”〔54〕。明代午门“魏阙两分”〔55〕，清朝午门阙亭尚在。可见宫城正南门设阙，在中国古代都城中极少例外。阙的形制，一是独立双阙，如西汉建章宫东阙和北阙〔56〕。二是附墙观阙，见于西魏和唐代壁画。三是城垣向前转折与双阙衔接，北魏隋唐壁画都有这种形式〔57〕。四是以行廊与城墙或附墙阙墩联结的双阙（后者实为四阙），城门平面呈“凹”字形。发掘表明，在北魏以后，以行廊与城墙或阙墩联结的形制最为流行，朱明门是发掘揭露的时代最早的这种形制的城门，河南禹县石幢也表现有这样的城门〔58〕，至于宫城城门，更是如此。如唐长安承天门、隋唐东都应天门、北宋汴梁宣德门、金中都应天门、元大都崇天门直至明清午门，莫不如是，凸出的阙址距墙不下数十米，平面都是“凹”字形。根据上述分析，中都宫城正南门非“凹”字形城门，没有以行廊与城墙相连的双阙，这种做法似不符合宫城城门形制的发展趋势，或可说明其等级不及大都。
③有关门道数目。古代城门门道包括外城、皇城和宫城在内以1、3、5居多。亦有两个门道的情况，但极为少见，在河南禹县石幢表现有两个门洞的城门形制，画像石上的函谷关东门是一门二途〔59〕，发掘所见中原地区仅大明宫含耀门〔60〕一例，渤海上京宫城午门也是两个门道，但其形制似与中原有所不同〔61〕。四个门洞的情形更为罕见，目前似只见于壁画中。中原都城的宫城正南门，自东汉以后直至明清，均为3个或5个，且宋、金、元之正都均为5个门道。中都的宫城正南门，有3个门道，属于常制。
④宫城南门内侧设有矩形广场也极为罕见。矩形广场的外围为两道空心夹壁红墙，红墙内侧有一周砖砌平台，围墙东、西各辟有一门，北有东、中、西三门，其中的中门为三门道，门道形式简略，可能为牌楼式。这种城门内侧设有矩形广场的建筑结构，也是我国考古中的首次发现。
另外，宫城南门废弃之后没有再次遭到大规模的破坏，城门下部形制保存较为完好，保存了元代的建筑风格，保留下来的一些细部做法，如铁鹅台、铁靴臼、地袱石上的木地袱等，在考古中都是罕见的实例。
（3）一号殿址
搞清了台基的结构。整个台基地面以下是夯实的大型长方形基槽，在掺有小石块的夯土基面上高出两层台基，上面的两层台基逐层收退，均方砖铺面，台基周壁砌砖，向外的转角处基槽内留有大致扁方形的玄武岩角柱基石（土衬石），土衬石上立雕花汉白玉角柱，上层台面发现保留两个汉白玉方形柱础，直径1米以上，覆盆雕饰宝装莲花。在寝殿和夹室墙壁基槽内共发现有六个玄武岩柱础，台基外侧地面铺砌方砖，并由台基向外渐低，利于向外散水，共七条上殿通道。一号殿址台基平面呈“土”字形，其上建筑应为工字殿，模仿自大都，溯源于唐宋。因此可知，中都的建筑风格也是继承了中原传统。台基北侧没有上殿通道，说明很有可能宫殿没有后门（北门），这可能是和坝上地区夏季凉爽、冬季寒冷的气候有关，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冬季保暖而防止凛冽北风直接刮入殿内，而夏季殿内不用通风就很凉爽。
若将公制单位按1元尺≈31.62厘米换算，宫殿建筑的长宽尺寸或柱础间隔等，一般为有规律的倍数或相差无几，所以很可能以“元尺”作为计量单位〔62〕。
除上述三处建筑基址外，还发掘了皇城南门（ZYHNM1）和宫城南墙一号排水涵洞（ZYGNS1）。目前发掘的这五处遗址均有重要新发现：工字殿的“土”字形台基结构，基本与大都大明殿相似，但在月台及台基层次等方面又别具特色，提供了元代工字形大朝正殿的唯一发掘实例；采用三观过梁式门道的宫城正门直接仿自大都崇天门，但外无瓮城和行廊阙观、内设碧瓦夹壁红墙重门结构的广场独具一格；宫城西南角台应为递落式屋顶组合的三重子母阙角楼的墩台，在元代考古发掘中首次再现了传统角楼古制；简略式皇城正门，也是元代考古发掘所仅见；同时全石结构的排水涵洞具有宋元时期特征，保存较为完整，对研究元中都排水系统具有重大意义。
4.大量出土文物不但为研究元代都城制度、建筑特点、工艺水平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也对研究元中都毁废过程及当时的其他历史状况等具有重要意义。
（1）出土文物反映了建筑局部特点。
发掘出土的瓦分灰瓦和琉璃瓦，又有板瓦、筒板之别，灰瓦数量多于琉璃瓦，带有圆形瓦当和如意头滴水的均为琉璃瓦，说明建筑采用高等级的筒板瓦顶并用琉璃瓦剪边，硕大的琉璃鸱吻、大量的琉璃塑龙残块表明正脊装饰云朵行龙，端部装有龙吻，高耸富丽。凤鸟、海马、“行什”等饰件，证明垂脊排列走兽，绚丽多姿。一号台基出土的螭首及雕龙角柱反映了台基的一些特征：台基用砖甃面，转折部位立有角柱石，台面周边围以白石栏杆，台沿及角部伸出白石螭首。这均与大都宫殿具有相同的特征〔63〕。
根据走兽残块的数量较多这一现象，很可能正脊上也有走兽。宫城南门出土有铁索、铁榫钉、铁鹅台，还出土门上的铜饰件，可能为大门铜包叶。这对于复原研究元代宫廷建筑都是非常珍贵的实物资料。(https://www.daowen.com)
（2）出土文物反映出建筑等级很高。
封建社会中，各朝代都对建筑形式和用材加以一定的等级限制，如宋代规定“凡民庶家不得施重栱藻井及五色文采为饰”〔64〕、非宫室寺观毋得雕镂柱础〔65〕等。所以，建筑构件都包含一定的等级意义。在元代中上层统治阶级的府第——北京后英房元代居住遗址中都是素面柱础〔66〕，而元中都宫城一号台基使用了宝装莲花柱础，表明了其等级很高。以前调查发现有楠木片，楠木木质坚固有香味，是建筑和制造器物的名贵材料，大都的宫殿就使用了大量楠木〔67〕，也说明中都建筑等级很高。琉璃构件在元代城址中见于王级以上宫室及寺观遗址，后英房遗址均使用灰瓦而无琉璃，中都宫城内多处遗迹均有琉璃，特别是“行什”目前仅见于故宫太和殿，按清琉璃瓦的规定，檐角最多为九个走兽，太和殿从上到下、从里到外均采用最高等级的工程做法，它在九兽之后又增加了“行什”，是一种破格做法〔68〕，而中都西南角台采用了“行什”，可见建筑等级之高。螭首只能用于重要的宫殿。目前发掘和调查采集的螭首很少，时代较早的见于邺城遗址〔69〕、长安含元殿基址〔70〕、勃海国东京宫殿〔71〕等。晋祠圣母殿台基两角的螭首是地面尚保留的古建筑中时代较早的〔72〕。这些螭首均未见带有前肢的角部螭首。明清两代的故宫、帝陵及皇家园林主要建筑都砌有汉白玉螭首，角螭均有前肢〔73〕。山东孔庙大成殿也有这种装饰〔74〕。至于元代，发现的古建筑中使用白石螭首的有曲阳的德宁殿〔75〕和居庸关过街塔〔76〕，且前者角螭无肢；有关元代建筑的文献中提到使用白石螭首的建筑，只有大都元宫正朝大明殿〔77〕，此前调查发现和发掘出土白石螭首的地点有元上都〔78〕、察罕脑儿行宫〔79〕，但发掘出土的有前肢的白石螭首是中都所仅见。综上，螭首特别是汉白玉螭首均用于重要建筑，尤其是元代，除都城和行宫外，德宁殿〔80〕和过街塔〔81〕也都是皇家敕修，螭首似都用于皇家及和皇家有关的重要建筑上。中都宫城一号台基所出土的白石螭首，当体现了当时建筑的最高等级，明清皇家建筑使用“行什”和带前肢的角部螭首的作法，可能源于元代或更早。
（3）出土文物体现了高度的艺术成就。
角部螭首堪称元代雕刻的极品。它采用了圆雕技法，造型和表现力令人叹为观止。龙的双肘半屈，有一跃而起之势，臂腮肌肉丰隆，爪背筋腱突起，趾尖嵌入石座。身躯前扑、头部微昂，蓄张扬之势，凸吻皱鼻、拧眉瞪目，蕴愠怒之情；双角贴颈、两耳后抿，含欲发之态。龇牙翘腭，须发飘摇，似箭之在弦、一触即发，如怒涛排壑、声震千里。动态造型蕴含着无穷力量，摄人心魄，令人不寒而栗，把雄健、凶悍和气吞山河的气势表现得淋漓尽致。
台沿螭首在细节装饰上变化多端。台沿螭首由后部的凹形石条和前端头部组成，头部形态与角螭头部相似，但吻、腭、唇、齿、眼、耳、鼻、角、额、腮、眉、毛等细节，以及丰瘦程度等差别十分明显。主要体现为：①吻部：上面分为平滑略显起伏、一排肉丘凸起、两排肉丘凸起等几种。一排肉凸者，如CS3，吻部上面有两个肉丘凸起，上唇髭须根部靠上，中分由下向上由里而外旋卷，须梢呈涡旋纹状附在两个肉凸的外侧，涡旋纹的涡心隆起；CS10，有三个肉丘凸起，微残。吻部上面有两排肉丘凸起者，如CS2，前排有5个，其中两侧者较小，后排有四个，两侧者亦较小；又如CS11，前排3个，后排4个，肉丘大小相差不大。吻部上面平滑略显有起伏者，如CS7，上唇髭须用阴刻竖道纹表示，由中间分别向两侧渐斜，至上唇两侧则旋成涡纹，两侧的涡纹均为由内向外、由下而上旋卷。值得注意的是：所发现的螭首一般都没有触须，唯CS47两侧上颌腮肉上各有一道较长的水波纹，类似触须，但用阴刻线表现似不合情理，此一孤例不能确定它就是代表触须。②上腭部：横向阴刻波纹形，略如连弧纹形，有3—13道，以5—9道较多见。横向波纹线并非生硬的线条，而是由下而上呈斜面有梯次变化，如CS20，或相邻两线之间为微弧面，如CS11，给人以真实的感觉。唇缘凸起，或圆润、或有棱，腭面比唇缘下凹。③牙齿：有6—12对，以6对和8对最多。牙齿整齐排列，牙根部位以刻出连弧状牙龈者为多，亦有个别无牙龈者。牙面微鼓，牙缝处较低，表现很真实，不呆板。上、下牙齿咬合相接的横缝处，有的略向前噘，有的略平；獠牙弧状，尖锐锋利，凶悍残酷，有的獠牙亦表现出牙龈。一般两侧各上二下一，个别上三下一，如CS35。有的牙齿上还有竖线纹。④下唇：一般为凸缘，亦有略平者，或有用一道阴刻线与下颌胡须分开者，如CS10。唇下为胡须，均为四股，外侧两股的胡梢尖部外旋成涡纹状，内侧两股呈人字形中分后向后曲屈飘拂贴附在颈下。短者至正对嘴角下方，长者可至腮的下方。⑤下腹：饰连弧纹如蛇腹状的腹甲，前后甲片叠交的边缘线条均有弧度，婉转自然、富有立体感。下颌略下沉，与颈交接处微微内凹，形态把握准确，非常逼真。⑥唇缘：唇缘凸起，一般后部有火焰纹，个别无有，如CS42。火苗有弧曲现象，有抖动之感，腮肉数量一般为唇上4、唇下3、嘴后1，少数腮肉数量亦有变化。腮肉鼓起，很有质感，非常写实、表现出咬合时的力量感。⑦鼻子：呈三角蒜头式，鼻中部拱起，两翼阴刻一至三道弧形线，似褶皱，鼻孔凹入、鼻翼外扩，表现了愤怒时贲张的状态。⑧额部：突出，额前中部有乳突，两眉内侧上卷呈旋涡纹，外侧后拂，眉下有火焰纹。额上部可分光滑平坦、三分、中部叶形、中凹两分等类。乳突富于变化。额顶是变化较明显的部位，细化大致分为6种情况：额顶光滑平坦、中略弧起、乳突较小；额顶分为左、中、右三部分，呈三角形状或叶形，中部突起明显，用圆润刀法表现，乳突较大；额顶中间有桃叶形突起，用阴刻线表示桃叶形边缘；额顶分两个部分，中间有缓沟分开；额部较短，中部有一棱状突起，突起的两侧微隆，圆滑；额中部，由眉间乳突至两角根处下凹呈三角形，分成两半、两侧微隆。⑨眼晴：眼窝深陷，眼球突出，眼珠呈卵圆形，一般都有一圈或二圈阴刻细线，使目光集中向前，有的眼珠与眼白分界处没有明显的刻线，但可看出眼白比眼珠要肥大突出，亦有包裹其外的感觉。个别的眼珠与眼白之间仅微凹、表现出眼珠较小之感。上下眼睑有的睑缘突起高棱，有的外侧刻有环绕凸缘的阴线，有的未加雕饰。内眦呈尖角形、圆形或略呈长方形向下凹陷，外眦呈三角形。⑩耳朵：外形如侧扁的喇叭花状，有的有凸缘，有的没有凸缘。耳廓随缘有阴刻线一道，但有的没有此线或不明显。耳根鼓起呈弧凸状，或大或小，上有数量不等的阴刻弧道装饰，一般为1—4道，表现肌肉的凸凹感，有的弧线类似月牙状。耳廓内或有放射形阴刻细线装饰表示耳毛，有的起筋线由耳廓通向耳内。⑪角：两角后伸平贴于颈部。角根部膨大，中部以一个圆形凸起分为前、后两节，各横刻3—5道水波纹。角根是变化最为明显的部位之一，有成组突起的肉瘤状、圆形、椭圆形、葵花状等，并凿有麻点或小坑窝等装饰，可分三叉形、不规则形、圆形、“V”字形等。细化大致分为七种情况：椭圆形角根凿有三角形坑窝、麻点的葵花状；圆饼状或花朵状凿有三叉形或“V”字形凹坑；角根连弧边缘呈花朵状，凿有不规则形坑窝、麻点；角根由多个肉瘤状突起组成，肉瘤排列整齐，个别凿有麻点及小坑窝；角根凿呈饼状或花朵状，上面无其他凿痕；角根凿有圆形、长方形、及不规则形的坑窝，坑窝突破边缘；角根凿有小圆饼状，其上再凿有一个小坑如铜钱形，还有凿有2—4个小坑如纽扣状的；角根呈饼状突起，左角凿有圆形坑窝麻点，右角无，此种为特例，可能是失误所致。另外还有两种特例：螭首CS24和CS13的龙角侧面有一个棘刺。螭首CS52的角外侧各有二道水平刻线和“〈”形折线。⑫头后装饰：从腮后伸出三重装饰，第一重为涡卷状虬髯；第二重为棘刺和火焰底纹组成的腮翅，一般为三尖形，亦有二尖形如CS35，或四尖形。此处火焰用刀较直，方向一致，与嘴角处的火焰纹相比更有力度，而嘴角处的火焰纹似微弱而颤动的小火苗，富于变化、体现出柔美感。二者对比明显。一般火焰纹上没有装饰，但个别两侧腮翅火焰纹上饰有小麻坑，如CS72。第三重为飘拂状的鬣毛、动感十足。螺卷虬髯、饰有火焰棘刺的腮翅、舒展的鬣毛通过有节奏的层次变化，丰富了空间感，具有强烈的感染力。
雕花角柱也是难得的艺术精品。正面及其一个侧面浮雕花纹，周留边框，主纹升龙、底纹牡丹，龙形与螭首风格相同，差别是龙角有四个枝叉，五爪。它主要采用浅浮雕技法，主体纹饰适当采用高浮雕技法，也就是《营造法式》所言“压地隐起”和“剔地起突”〔82〕。加之细部适当采用线刻技术。多种手法配合使用，使近景、远景有层次、有深度地充分表现出来。底纹牡丹枝叶，形态逼真，雍容华贵之姿栩栩如生；主纹游龙戏珠，飘浮的流云、飞焰的宝珠、飘扬的鬣毛和龙身流动的线条使凌空飞腾的游龙脱壁而出。整体构图疏密有致，各部位最高点参差错落，层次起伏和圆弧转折面利用合理，雕刻线条流畅，刀法精绝，图案生机充实，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4）出土文物佐证了都城毁坏原因。
西南角台墙体的纴木有烧后的灰烬，砌壁之砖均为近代拆取，说明角楼曾经火烧，且当时毁坏原因并不是为了攫取建筑用材。南门的木柱及木板均被火烧毁，且地栿石仅一块稍微移位并未运走，还发现城门火烧以后又整体塌落的砖壁，说明当时可能仅以破坏为目的，并未取走砖石。一号台基有大量粘结在一起的砖瓦绕结物，且螭首均出于台基下，多数都很完整，说明它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毁坏掩埋了。从发掘的三个地点来看，中都应该是大规模地毁于火，且目的似仅限于破坏而已。据《鸿猷录》所记，“关先生以察罕帖木儿还兵河南，遂引兵自塞外东还，攻保定，不克，陷完州，又西出掠大同、兴和、中都诸郡，军声大振。乃还兵东向至高丽界，焚上都宫殿，攻陷辽阳，元总管李震死之”〔83〕。文中提到了起义军攻掠中都，火烧上都，但没有说明火烧中都。在《元史》〔84〕和《庚申外史》〔85〕中也有相似的记载，唯没有提到中都情况，但是关先生、破头潘的这次进攻路线是由完州向西攻克大同，又向东克兴和，直趋上都，三者一致，位于兴和路的中都是其必经之地，后者不提中都可能是因为中都已经撤归兴和之因。三者都没有明记火烧中都，但都记载了火烧上都的情况。根据他们火焚上都宫殿及鲁王宫府〔86〕做作法，曾经显赫一时的中都宫城亦当难逃此劫。因此结合发掘及文献，中都的毁坏最有可能系关先生、破头潘率领的红巾军所为。建筑遗址中的灰烬为红巾军烧毁中都这个结论提供了较为有力的佐证。
（5）出土文物体现了宫殿的壮丽，也见证了建造过程的艰辛。
首先，出土文物反映出中都建材运自外地。所有螭首及部分柱础系用白石雕成，而附近山区还没有发现有这种石材。巨大的柱础边长1.05米，若依“造柱础之制，其方倍柱之径”〔87〕计算，柱径当在0.5米以上。这样粗的树木在地处坝上草原的中都地区，实难见到。以前的调查中还曾见有楠木片，楠木属常绿乔木，是南方树种，南门木头经化验为云杉。这两种树木，草原不见。工匠也是各地征调，上都、大都及明清宫殿的琉璃由山西人承作〔88〕，大都石刻有曲阳人参加〔89〕，中都亦或如此。精美的文物体现了宫殿的壮丽，也凝结着工匠的血汗。调查发现和发掘出土的文物，等级和艺术水平都很高，且宫城内的建筑遗迹上都可见砖瓦，说明宫殿已经建成，其豪华和气派也的确能满足皇帝“伏愿万国来朝，共仰京都之壮丽”〔90〕的欲望。而这壮丽的宫殿仅用一年完成，且当地属东亚大陆性季风气候中温带亚干旱区，严冬漫长，常有霜冻寒潮，平均气温5℃度以下季节长达6个月之久，最冷的1月均温零下16℃，极端低温可达零下34.8℃。且冬春风烈，春季风沙遮天蔽日，冬季风雪旋转狂舞，建造中都的一年中当有半年以上气候恶劣〔91〕。胼手胝足建造中都的宫匠们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创造了神奇的速度。建材输运路途遥远和施工条件艰苦困难，造成了无数的伤亡，朝廷曾采取“死于木石及病没者给钞有差”〔92〕的抚恤措施，可为旁证。监察御史张养浩把兴建中都等工程列为弊政，他说：“今闻创城中都，崇建南寺，外则有五台增修之扰，内则有养老宫展造之劳。括匠调军，旁午州郡；或渡辽伐木，或济江取材，或陶甓攻石，督责百出，蒙犯毒瘴，崩沦压溺而死者，无日无之；粮不实腹，衣不覆体，万目睊睊，无所控告，以致道上物故者，在所不免。……彼董役者惟知鞭扑趣成，邀功觊赏，因而盗匿公费，奚暇问国家之财诎，生民之力殚哉？”〔93〕这段话反映了当时的真实情况：大量军匠从各个州郡调来修筑中都，烧砖攻石伐木取材可远至辽东和江南，大量工匠死于工程和路途，人们缺衣少食，愤怒之极。所以，这些巨大华丽的柱础、精雕细刻的螭首、流光溢彩的琉璃体现了帝王之居的尊严和华贵，也饱含着劳动者的心酸和血泪。
（6）铜钱反映了货币制度。
《元史·食货志一》载：“武宗至大三年初，行钱法，立资国院、泉贸监以领之。……历代铜钱，悉依古例，与至大钱通用。其当五、当三、折二，并以旧数用之。”〔94〕中都出土的铜钱均为北宋钱币，说明了元以前的铜钱还在继续流通，尤其是北宋钱币可能占有较大比例，甚至多于元钱。
（7）阿拉伯幻方为研究元代中国同阿拉伯国家文化交流史和中国数学史提供了新物证。
在中国古代经常通过占卜来预测吉凶。“国家建元之初，卜宅于燕，因金故都。时方经营中原，未暇建城郭，厥后人物繁夥，隘不足以容，乃经营旧城东北而定鼎焉。于是，埤堞之崇，楼橹之雄，池隍之浚，高深中度，势成金汤。而后上都、中都诸城咸仿此而建焉”〔95〕。可见元中都的规划以上都、大都为蓝本，在营建中很可能也要占卜。中世纪的阿拉伯人已把幻方当作护身符，而且崇尚巫术，赋予具有数学或数字特征的幻方以神秘色彩，把它作为宗教、巫术和数学的综合体，以予卜未来，寻吉避祸。在中国古代社会，数学和数术是融为一体的。数术是中国古代人运用数理机制，“推往知来”的思想和方法。元中都宫城一号殿址是当年的大朝正殿所在，主持营建中都的萧珍是华化的穆斯林，有可能是他把中国数术习俗与阿拉伯穆斯林传统结合起来，刻制了青石幻方，作为人与数术中介物，埋设在前殿北部中心位置，以此实施方技占卜之事，趋吉避祸，求得中都永固、国祚长久。阿拉伯数码在数学史上叫印度—阿拉伯数码。在13、14世纪之间，传入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同时期的阿拉伯数码字形渐渐演变出不同的结构特征。元中都出土的这块阿拉伯幻方是一个六阶幻方，其同行、同列、同一主对角线的数字之和均为111，且第一行与第六行的六个数字平方和相等，第一列与第六列的六个数字平方和相等。它是由不完全型四阶幻方组成的，在扩阶原则下的构造法及其阿拉伯组合数学的性质正是阿拉伯幻方的内涵，充分反映了阿拉伯古典数学的独到之处。其奇特的性质具有对称性、匀衡性或和谐性〔96〕。它所蕴含的组合数学知识，不仅是阿拉伯古典数学的重要部分，而且有利于我们了解阿拉伯幻方传入中国的脉络。
5.四都比较研究取得可喜进展。
我们把蒙元时期的四个都城和林、上都、大都和中都进行比较，得出如下结论〔97〕：
（1）都城设计反映汉化程度逐步加深。
和林筑有两重城垣，到上都采取三套城垣的不完全形式，再到大都和中都都是三套城垣与北宋东京完全一致，体现了汉化程度的逐步加深。同时，在建筑的分布上，和林、上都不对称，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其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影响，而大都和中都是中轴对称，体现了中原传统文化特点。
（2）中都具有都城规制，地位与上都相当，兼有行宫性质。
中都城垣配置与上都、大都同属都城等级，这在前文也已述及。但在规模上，中都与大都相差甚远，而与上都基本相当。而在大都和上都两者中，前者为正都，后者是陪都。所以，中都地位也应该与上都相当，具有陪都性质。大都宫城城墙用砖甃面，而中都仅角台及城门部位砌砖，或也可作为表明其等级差别的一个旁证。
（3）中都皇城区域狭小，其功能当以驻守军队为主。
皇城与宫城周长之比，上都、大都、中都分别约为2.4∶1、2.9∶1和1.5∶1。在比例上，上都、大都没有太大差距，而中都却明显不同，皇城范围极为狭小，可能反映了其设计思路有所不同。中都之地，周围没有大山作为屏障，所以也得依赖大量军队作为安全保障，来弥补地形上的不足。因此中都狭小的皇城应该与唐长安大明宫、唐东都（北宋西京）洛阳宫城以及上都宫城外的“夹城”相似，主要是突出了护卫宫城的作用。同时，隔墙将皇城分区，既便于军队的分区驻守，也增强了防御能力。
（4）中都模仿大都、上都，又有自身特点。
中都与蒙古帝国时期的都城和林相去甚远，而与建造时代最为相近的大都相似点最多，城垣配置、布局特征、建筑风格以及附属设施的配备均是一脉相承。通过比较还可看出，就宫城与皇城的相对位置而言，中都与上都更为接近，且中都宫城的形状与尺寸简直就是上都宫城的翻版，中都的规模也与上都相当，都说明中都的建设无疑受到了上都的影响。中都也具有本身的特点，如中都大朝正殿一号台基位于宫城的几何中心，与大都大明殿地处宫城南部有所不同，在皇城范围、城门结构等方面也都显出自身特点。所以，中都建设以模仿大都为主，也吸收了上都因素，又具有自身特点。
通过比较蒙元四都的布局、规模、建筑特点，揭示蒙元四都城墙设置的演变体现了汉化进程。元中都模仿大都和上都，是继承中原传统风格的草原陪都，同时受地理、政治、军事等因素影响，在布局和建筑某些方面别具特色。中都的城墙设置及其附属建筑特点表现了与大都、上都明显的承袭关系，但其皇城范围非常狭小，且在皇城中设置隔墙，突出了护卫宫城的作用，体现了自己的特点。
6.在元中都地理历史背景的理论研究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与元中都紧密关联的历史事件，如明文之争旺兀察都事件、张养浩的上时政书、红巾军烧毁中都等等，都在史料方面得到比较翔实的论证。
7.由元中都引发的思考、衍生的文物保护课题正在逐步深入。遗址与生态保护相辅相成、协调发展，宫城西南角台、南门、一号殿址等部分遗迹的保护工程通过研究、论证，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目前正在实施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