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元中都城墙的几点思考

有关元中都城墙的几点思考

张春长

河北元中都遗址被评为1999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关于元中都的城墙及其附属设施，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遗址附近村民流传其有三套城墙。《张家口地区文物普查资料集》根据民国《张北县志》所记其“内有皇城，外有大城，有门四，外城甚大、其形迹已不甚明显”，理解为“城址原有大、中、小三城”〔144〕。但该县志只提到“内有皇城、外有大城”，并未明确指出有三城，后来尹自先先生调查城址也只提到二城〔145〕。所以此前关于元中都城墙的设置情况尚未完全清楚。自1998年开始，河北省文物研究所会同张家口市和张北县文物部门对城址进行勘察，发现城址确实存在依次相套的三道城墙迹象，并发掘了解了宫城的南门、西南角楼基址及中心殿址的情况〔146〕。现就与元中都城墙相关的几个问题谈几点粗浅认识。

1.元中都城墙勘察情况与文献相符。

在现今的文章中，关于元代都城内、中、外三套城墙的称谓，元大都依次名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147〕；元上都有内城、外城、外苑和宫城、皇城、外城等称法，后者较为常见，有学者认为“似乎更符合作为都城的实际情况”〔148〕。所以我们把元中都依次相套的三重城亦称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根据发表的有关资料，元中都宫城城墙高约3—4米，四角有角台，四面墙体中部有城门；皇城城墙，高出地表0.5—1米，宽5—7米，探有门址和水道，在东、北、西三面（南面待察）皇城内各发现两道隔墙将每面空间分为三部分；外城在东、北、南三面（西面待察）发现有微高于地表的断续土垄或探有夯土，据实地调查分析内中外城依次套叠没有重合；三重城内均发现建筑遗迹并可见柱础或砖瓦等建筑遗物；对宫城西南角台、南门、中心殿址的发掘，发现了平面呈曲尺形且向东向北均三级缩折的角台（附图一，1），内设连接闭合呈矩形墙垣的重门结构的三门道宫城城门（附图一，3），以及工字殿台基，三处地点都出土了大量琉璃龙纹瓦当和滴水、琉璃走兽等重要遗物〔149〕。文献中关于元中都的记载，条目不多，较为简略（附表）。把勘察发掘情况与文献记载印证分析，二者十分一致，可以看出中都建设的基本脉络。

大德十一年（1307年）六月甲午，武宗下令“建行宫于旺兀察都之地，立宫阙为中都”〔150〕，可知其工程最先应是修建宫殿。至大元年（1308年）七月壬戌，“旺兀察都行宫成”〔151〕，八月辛丑，武宗“以中都行宫成，赏官吏有劳者”〔152〕，说明宫殿历时13个月已经建成，中心殿址出土的白石螭首、琉璃脊饰及其他建筑遗迹上散见的建筑构件也为宫殿完成提供了佐证。十一月丁卯，“中书省臣言：‘今铨选钱粮之法尽坏，廪藏空虚。中都建城，大都建寺，及为诸贵人营私第，军民不得休息。’”〔153〕己巳，武宗下诏：“开宁路及宣德、云州工役供亿浩繁，其赋税除前诏已免三年外，更免一年。”〔154〕可见在宫殿完成后，“中都建城”还在进行，做为中都所在地的开宁路及其附近宣德、云州的百姓都承担了劳役。如前述史籍记载了“立宫阙”和“行宫成”，但未提到宫城城墙的建设，这里继续进行的“中都建城”工程应当是宫阙外的宫城城墙。至大二年四月壬午，“诏中都创皇城角楼（当指宫城角楼，详见下文）”〔155〕，此时距宫殿建成已10个月时间（至大元年有闰十一月），显然城垣业已完成。根据勘察情况，宫城上部夯墙，与下层区别明显，据县志记载，它是民国十五年所筑围寨〔156〕。围寨下面即是宫城城墙，现仍高出地面3米以上，四角均有角台遗迹，四面有城门，还发现水道遗迹，西南角隅和南门发掘发现了角台以及城门的门道和墩台，并出土很多琉璃瓦和脊饰〔157〕，证实角楼和城门观楼均已建成，这都说明中都宫城城垣及附属结构已经完成。

至大三年十一月戊子“敕城中都”〔158〕，上距至大二年四月诏创皇城（指宫城）角楼有18个半月时间，其间除去修建宫城角楼，还应有筑城工程，可证以史：至大三年（1310年）十月甲寅，“敕谕中外：‘民户托名诸王妃主、贵近臣僚，规避差徭，已尝禁止。自今违者，俾充军驿及筑城中都。郡县官司不觉察者，罢职。’”〔159〕这段时间内，宫城城墙已完工，又在“敕城中都”之前，则“筑城中都”当指修筑皇城城墙而言。十月辛酉，“大都、上都、中都比之他郡，供给烦扰，与免至大三年秋税……内外不急之役，截日停罢。”〔160〕其中中都“供给烦扰”，无疑是建城工程所致，这表明虽然史书未明确记载此时中都的建筑情况，但建城工程并未中断，内外不急之役应不包括中都。参考宫殿与宫城城墙修筑速度，宫殿从动议到完工，用了13个月，而大规模建设仅用半年多〔161〕，宫城城墙及其附属设施用了10个月，以此速度推算，在18个半月内完成宫城角楼、皇城城墙及附属设施当无问题。勘察表明，皇城城墙有较明显的封闭式城圈，且探出有门址、水道，还在东北西三面城内发现隔墙，说明主体可能亦基本完成。其现存较低的原因，可能为后期耕种、修路、村民取土破坏所致，也不排除民国依宫城原基筑围寨时曾取此垣之土的可能性。

至大三年十一月戊子，元武宗“敕城中都，以牛车运土，令各部卫士助之，限以来岁四月十五日毕集，失期者罪其部长，自愿以车牛输送者别赏之。”如前所述，在至大三年十一月以前，已经筑成宫城和皇城的城墙，这次所敕修的城墙显系外城。分析这条文献，筑城人员由三部分组成：一为役工，是筑城主力；二为协助的各部卫士；三为自愿者。役工和自愿者可能就在工地，是能够很快执行诏令开始筑城的，而卫土可能需要一定时间的调动。对于“毕集”的意义，也可有三种理解：一，协助筑城的各部卫士全部到齐；二，为夯筑做准备将四周城墙所需之土全部运齐；三，四周城墙夯筑完工。这段记载，还明确了赏罚政策，且能说明筑城用土是用牛车运来而非就地而取。武宗于至大四年正月驾崩，仁宗即位，在正月壬辰就下令“罢城中都”〔162〕，此时上距敕修之日仅2月，下距限定期限有3个月，姑且不论哪一种对“毕集”的理解正确，即使当时要求“毕集”的本义就是限定在5个月时间内完成夯筑城墙，限定的5个月恰恰时处严冬、冰封地冻，不利于筑城，尤其在元代，相对于较为寒冷的20世纪70年代，温度更低〔163〕，若以当时的人力、财力与技术水平计，在非常寒冷的气候条件下，在地广人稀的坝上草原地区全部完成数十里的城墙夯筑，是极其困难的，在两个月时间内也不可能提前夯筑完成。另外“罢城中都”这条文献，也可说明仁宗下令停建中都前，筑城工程正在进行之中。《元史》中还有这样一条记载：“（二月甲寅）司徒萧珍以城中都徼功毒民，命追夺其符印，令百司禁锢之，还中都所占民田。”〔164〕这一方面说明筑城工程是由司徒萧珍主持，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城中都”——建设外城城墙的工程确实已经展开。调查发现，在皇城东、南、北三面外围（西面据当地村民讲述原来也有土垄，因多年耕种夷平，尚待进一步勘察）与相应皇城城墙平行，各有土垄微高于地表，但断续不全，土质与附近土质不同，当是从外地运来，与史册相符，说明此垄当是规划中的外城城垣位置所在，但筑城工程没有完成。

2.武宗至大二年四月“诏中都创皇城角楼”之“皇城”当指宫城。

宋元文献中都有称宫城为皇城的记载。《宋东京考》引《国朝会要》载：“今大内，即宣武军节度使治所。朱梁建都，遂以衙署为建昌宫。晋天福初，又为大宁宫，但改名而已。周世宗虽加营缮，犹未合古制。建隆三年，发开封、浚仪民广皇城。四年五月，太祖命有司画洛阳宫殿，按图修之，自是皇居始壮丽矣。”〔165〕《宋会要辑稿》等多种文献中也都有相似的记述〔166〕，通过比较分析，所谓“广皇城”当指扩建大内——宫城而言。东京宫城内还设有“掌禁庭出入”的“皇城司”〔167〕。《东京梦华录》有两条记载：“大内正门宣德楼列五门”〔168〕，“自宣德东去东角楼，乃皇城东南角也”〔169〕。从中可知“宣德楼”是“大内”即宫城的正南门，很明显，其中“皇城东南角”所指应是在“大内”即宫城正南门宣德楼之东的宫城东南角，则其“皇城”是指宫城。这都可说明宋代史料中所谓的“皇城”有时是指宫城。元都宫城在当时即通称皇城，大都如此，并为明初延用，王璞子先生对此有所论证〔170〕。上都亦称宫城为皇城，据杨允孚诗注所记，上都“每年六月望日，帝师以百戏入内，从西华入，然后登城设宴，谓之游皇城是也”〔171〕。西华门为宫城西门，显然上都“游皇城”实际是游宫城。上都宫城亦称皇城除此可证外，还见于《析津志辑佚》，在述及穆清阁时说：“上位每于中秋于此阁燕赏乐，如环佩隐隐然在九霄之上，着意听之，杳不可得，是为天下第一胜景。盖其地势抱皇城，缔构非凡故耳。”〔172〕穆清阁是王士点《禁扁》所列上都五殿之一，关于它的位置有两种说法，其一是认为建在宫城北墙上〔173〕，其二是有人认为在宫城中〔174〕，无论哪种说法对，文中描述穆清阁的形势是相对于宫城而言，则文中“皇城”当指上都宫城。

勘察元中都宫城角楼基址的情况与文献不悖。《元史》记载：至大二年四月，“诏中都创皇城角楼”，中书省臣言：“今农事正殷，蝗蝝遍野，百姓艰食，乞依前旨罢其役。”帝曰：“皇城若无角楼，何以壮观，先毕其功，余者缓之。”〔175〕据此可知，角楼修建是在宫阙完成之后，中书省官员对修建角楼有些异议，但武宗态度坚定，修建目的是使“皇城”因此而壮观。在中都的中城角部未发现角台，勘察发现宫城四隅都有明显角台遗迹，而根据发掘的宫城西南角台可知，其面积很大，向东、向北经三级缩折后与城墙相接，这是双向三出阙的墩台形制。同时发掘出土大量青砖灰瓦、琉璃构件及木板等遗物〔176〕。可以想象当时角楼规模宏大、向北向东均为递落式屋顶组合的三重子母阙，增加了空间变化，并采用高等级的筒板瓦顶和琉璃瓦剪边，脊饰龙吻与走兽，建筑金碧辉煌，在总体视觉效果上给人气魄雄伟、华美壮丽之感，这些都能达到武宗欲使皇城“壮观”的要求。

从时间角度来说，诏创“皇城角楼”指宫城角楼也较为合理。元上都是先建宫城，再围以皇城角楼，其后才在皇城的东墙和南墙向北向西延筑外城〔177〕。根据前文史料所反映的情况，中都也应是先建宫殿，再由内向外依次建筑城墙。诏创“皇城角楼”若指中城角楼，因它是为使“皇城”壮观而增设的，则它的修建时间很明显应该是在宫城城墙、宫城城门和观楼、宫城角楼、宫城城墙的其他附属设施、皇城（中城）城墙和各个城门、皇城（中城）城墙的其他附属设施及东、北、西三面（南面不明）皇城内的两道隔墙都完成之后。至大二年四月上距宫阙完成有10个月时间，其间包括6个月的漫长冬季，有4个月的严寒期〔178〕，尤其是夯筑土城相对于修筑宫殿在质量和速度方面受冷冻天气的制约更大，且城观、角楼等设施都需要在墩台等夯土工程完成之后才能施工，不能同时进行而缩短时间，因而在10个月期间全部完成上述这些工程，可能性较小。参考宫殿建设用了13个月这样的速度，在10个月时间里完成宫城城墙及其主要附属建筑比较符合当时的情形，也就是说，从时间上此时诏创角楼，以宫城四隅最为可能。所以，根据勘察情况并结合文献分析，武宗诏创“皇城角楼”当指修建宫城角楼。

3.元中都三重城墙的设置是都城的规格。

关于元中都，在《元史》中有“行宫”和“中都”两种称法，今天也有学者认为它只是处于上都与大都路途中的一座行宫。但元中都采用三重城墙是按都城的等级设置的。(https://www.daowen.com)

元代所建的路府州驿等城一般都是单重。经过调查的元代东胜州〔179〕、元袭辽的利州城〔180〕都是这样。新疆昌吉古城，为西辽至元代的昌八剌城，也是南北1000、东西600米的长方形单重城〔181〕。宁城县昭乌达盟黑城古城，是元代富峪驿所在，现在同时存在大小三城，花城居北，外罗城呈凹形套在黑城之东西南三面，这是战国、西汉和辽以后直至明这一漫长历史时期分别创建或重修的结果〔182〕。大宁路城，其城址范围呈“日”字形，是利用辽金旧城垣而致〔183〕。亦集乃路故城，城内东北隅有一个小城，但二者时代不一，小城是西夏所建黑水城〔184〕。

重要的路府城包括头下级王城也无三重城。汪古部为蒙古族扩张立下汗马功劳，成吉思汗相与缔结姻亲关系，子孙袭封赵王，集宁路是其封地，其城有勘察者认为分设里、内、外三城，但其里城长宽各60米，只建一组文庙，应为文庙院墙，外城东西1000、南北1100米，规模很小，内城位于外城东北隅，其东、北墙与外城部分重合，所以，它只能算是不完全的二重城〔185〕；净州路也为赵王封地，还是元代上都通往漠北草原鄂尔浑河畔哈拉和林的三条重要通道之一，在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商贸等方面占有重要地位，城的平面是在东西约920、南北约670米的长方形大城的西南角凸出一个长方形小城，小城曾出土大德年间文庙石碑，应为孔庙所在〔186〕；达茂旗阿伦苏木古城，系汪古部所建，即赵王府所在地，故又称赵王城，它曾被称为黑水新城，延祐年间正式命名为德宁路，亦是单重城〔187〕。蒙古弘吉剌部地位显赫，“与国家为世姻，贵亚于国姓”〔188〕，是仅次于成吉思汗黄金家族的显要氏族，首领世封鲁王，全宁路城址曾出土与弘吉剌部上层人物有密切关系的纪年文物，其城址为边长1公里的单重正方形〔189〕；应昌路故城，囊加真公主所建，世为鲁国大长公主及鲁王所居，元亡顺帝北迁并死于此地，其城由内、外城及关郊部分组成，外城南北800、东西650米，规模相当于上都宫城，内城坐落于城中稍靠北部，近似方形，南北240、东西220米，实际是鲁王府故址〔190〕。安西路地位重要，忽必烈以其正后所生第三子忙剌哥为安西王镇守其地，延用韩建“新城”，亦是单重城〔191〕；忙剌哥和袭封王位的阿难答在当时统治集团核心的皇族中具有重要地位，阿难答是忽必烈皇孙、成宗堂弟，本有权承袭帝位，与武宗争位失败被杀，其王宫——安西王府城“壮丽视皇居”〔192〕，但也只是单重城，规模尚不及元中都宫城〔193〕。唐代始建延用至元的北庭古城，元称别失八里，也称“鳖思马”大城，先后在此设立了“行尚书省”“宣慰司”“元帅府”等重要机构，是平面均呈不规则的内外两重城〔194〕；作为蒙古察合台汗国政治中心地之一的阿力麻里古城，规模甚大，周约50华里，但没有发现城墙〔195〕。

蒙元皇家行宫也未见三重城。东凉亭，遗址在内蒙古多伦县白城子，南北长408、东西宽333米。城外北部及东北各有一小城，三城并不相套〔196〕；西凉亭，又称察罕脑行宫，遗址在今沽源县小宏城子，地面可见大小两城并列，有人认为两城均是行宫的组成部分〔197〕，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东面的小城是云需总管府所在〔198〕。无论哪种意见对，城址不是三重都无异议。隆兴路和桓州的行宫，都是在大城的东北隅利用大城部分城墙筑成，也没有修建三重城墙〔199〕。

考古发现的元代城址，除中都外只有元大都和元上都采用三重城墙的建置。蒙古时期的都城和林是二重城〔200〕，上都皇城宫城套成“回”字形，而外城南东二墙系在皇城墙上延筑而成，是三城相套的不完全形式〔201〕，元大都是宫城、皇城、外城由内向外依次相套的完全形式〔202〕。根据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三城相套是元代城市建置的最高等级，只有都城才能使用。元中都平面建置使用三重城墙，继承了中原的都城传统，体现了都城等级。

4.中都城墙设置及附属建筑模仿大都上承古制。

在蒙元时期前后共有四个都城：和林、上都、大都和中都。元中都特点与蒙古帝国时期的都城和林相去较远而与建造时代最为相近的大都相似点最多。首先，元中都城墙设置，采用三重城墙依次相套和大都一致。其次，城墙附属建筑设施模仿大都。就勘察情况可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元中都的城隅角楼结构模仿大都上承古制。古代城址中，大多设有角楼，特别是都城，大城有角楼，宫城亦置城隅角楼。关于角楼墩台，根据考古调查和发掘的情况，平面概有四种，一是曲尺形，这种形制出现较早，如洛阳东周王城的西北角楼〔203〕、汉代未央宫西南角楼〔204〕；二是矩形，如邺北城东南角楼〔205〕；三是方形，出现较晚，最为常见，如唐大明宫宫城西南、西北和东北城隅角楼基址均为方形夯台〔206〕，北京明清内城也是如此〔207〕；四是圆形，这种形制在元代很流行，元上都皇城和宫城的四角〔208〕、奉元城西北角和西南角〔209〕及安西王府城角〔210〕都是圆台状角台。而中都宫城西南角台，与上述形制均不相同，它是向东向西经三级缩折后与墙体相接，说明角楼采用双向三出阙，在考古发掘的角楼基址中尚属首次发现。元中都西南角楼的这种形制极有可能是模仿大都宫城角楼。《故宫遗录》载元大都宫城正门崇天门突出两观，“观旁出为十字角楼，高下三级”，傅熹年先生对大都宫城进行复原研究，其所作“凹”字形城门向前突出的两观（阙）角楼图，即为三出阙（附图一，2），其墩台与中都西南角台形制完全相同〔211〕（附图一，4）。《故宫遗录》还记：“内城广可六七里，方布四隅，隅上皆建十字角楼。”〔212〕可见大都宫城城隅角楼与城门前突的观（阙）楼名称相同。在《辍耕录》中，又把城门观（阙）楼和城隅角楼都称为“三朵楼”〔213〕，两书对元大都宫城角楼与城门观（阙）楼的称呼都一致，说明其形制也应一致，均为三出阙。由此可知，中都西南角楼当是模仿元大都宫城角楼形制而建。这种三出阙实例的遗址最早见于西汉景帝陵夯土围墙的四门，其中南门阙经过发掘，由一组两座三出阙相连而成〔214〕。时代稍后的实例有隋洛阳宫城则天门，现存完整的建筑实物见泰山岱庙城垣仿宋角楼〔215〕。元代三出阙的形制显然是继承了中原的传统制度。第二是中都宫城正门，从门道两壁排列的排叉柱推断，它应该是过梁式木构门洞。过梁式门洞是在门洞两壁排立木柱，木柱上再搭梁架、枋、椽板，门洞上部作三角形或扁梯形，前者时代较早，后者见于唐宋画中，是唐宋以来普遍采用的形式。就发掘来看，早在商代便采用过梁式门洞〔216〕，迄元为止，只发现扬州宋大城西门〔217〕、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218〕和上都宫城南门的一个门洞（其他门洞不明）〔219〕采用砖构券顶式，其他包括大都宫城的正门崇天门在内的门洞均为过梁式。中都宫城南门采用过梁式门洞，应该直接仿自大都崇天门。另外细部结构铁鹅台的作法与大都和义门瓮城城门所出者相同〔220〕，合于《营造法式》，也是传统作法的继承。第三，宫城南墙西部钻探的石砌排水涵洞等附属设施，结合尹自先先生在《白城子说》中的描述“高约6尺，栅有铁栏”，其形制也与大都涵洞相同〔221〕。另外元中都布局特征的对称性、工字殿的建筑风格也和大都一脉相承（关于布局和建筑以后再做专文详述）。据《国朝文类》记载：“国家建元之初，卜宅于燕，因金故都。时方经营中原，未暇建城郭，厥后人物繁夥，隘不足以容，乃经营旧城东北而定鼎焉。于是，埤堞之崇，楼橹之雄，池隍之浚，高深中度，势成金汤。而后上都、中都诸城，咸仿此而建焉。”〔222〕可见文献关于中都仿造大都的说法与我们的分析比较结果相符合。可文献所记上都也仿大都，按照上都始建年代早于大都来说似不合逻辑。但是上都从1267年开始又进行扩建和改造，持续了五六年时间，主要是建造了上都宫城主体建筑大安阁和孔子庙、城隍庙等，并补建了一批官廨〔223〕，此后还屡有修建，正如《元史》所记：“上都宫阙、创于先帝而修于累朝”〔224〕，说上都仿大都当在情理之中，这段文献应是可信的。

本文结合勘察发掘与文献记载，初步探讨了元中都城墙的设置和建设情况，认识到元中都是一座按都城等级设计、继承了大都传统因素的草原都城。文中仅从总体特征对城墙设置情况做了简析，城门、角楼、水道以及其他建筑的具体结构还有赖于正式报告的发表。所据已发表的有关元中都的材料中，因对城墙的勘察仍局限于调查和钻探两种方法，受当地气候、土质等条件限制，在夯土遗迹的确认方面难免偏差，所以对城墙的具体修建情况，尤其是对外城城墙建筑进程的准确定性，还需在今后的工作中做必要的解剖。有关数据的精确度，也需要在今后的勘测中进一步核实校正。

附记：本文对元中都有关城墙问题的肤浅看法，是基于现有发表材料提出的阶段性认识，因研究水平有限，难免失当与偏颇，发表出来，旨在抛砖引玉，引起学者对元中都的关注，使元中都研究走向深入。论文写作承蒙谢飞、孟繁峰、冯恩学等先生关心与指教，成稿后就教于徐苹芳先生，徐老在百忙中给予审阅，提出了宝贵意见，指明了今后元中都考古工作的方向，在此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