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个人因素

武宗自身的性格特点，对中都的建立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武宗海山生于至元十八年，大德三年便奉派北御海都。大德四年深入海都的根据地阔别列，次年与海都大战于迭怯里古与合剌合塔之地，海都、笃哇受伤兵退。大德八年，受封为怀宁王，十年进兵按台山西，追叛王斡罗思、执叛王也孙秃阿等，受秃满、明理帖木儿、阿鲁灰等人之降，袭走海都之子察八儿，大败复叛降王秃曲滅，“北边悉平”〔134〕，武宗可谓功勋卓著。这种环境和经历造就了武宗最为突出的三个特点。第一，蒙古色彩浓重。久居漠北，身边从征的又多为蒙古和色目人，接受的基本都是游牧民族的传统，很自然使他具有浓厚的草原贵族色彩，而对儒家文化十分隔膜。第二，好大喜功。在以下几个方面都表现出来：在即位诏中与太祖、世祖的功德相提并论，并对自己的军功颇为自诩〔135〕；姚遂《武宗皇帝尊号玉册文》说，武宗“还跸龙兴，徘徊太祖龙旗九斿，剪金于斯，肇基帝业，为城中都”〔136〕，表明他对太祖武功的景仰和他具有自己创业的雄心；至大二年诏创皇城角楼，并说“皇城若无角楼，何以壮观”〔137〕，建中都宫殿的祭文中也说“伏愿万国来朝，共仰京都之壮丽”〔138〕，都流露出武宗的炫耀性格。《元史》对武宗的评论“武宗当富有之大业，慨然欲创治改法而有为”，比较恰如其分。第三，刚愎自用。大德五年，武宗进击海都，“兵之始交也，武宗锐欲出战”，脱脱执辔力谏，武宗发怒竟挥鞭打其手〔139〕。阿沙不花曾对武宗“惟曲糵是沉，姬嫔是好”进行劝诫，而武宗一边说“非卿孰为朕言。继自今毋爱于言，朕不忘也”，却又“因命进酒”〔140〕。中书省臣以农事正殷，蝗蝝遍野，百姓艰食为由劝他停建角楼，武宗并不采纳〔141〕。张养浩对创城中都等劳民伤财的做法提出非议，竟被罢官〔142〕。武宗不纳忠言武断专行的性格可见一斑。(https://www.daowen.com)

草原民族建立的辽金元，其帝王都有建立行宫的传统。深受传统影响的元武宗，想建立一座自己的行宫也是十分自然的。同时也正是武宗的好大喜功刚愎自用，才使中都工程得以在国家财政危机且灾荒接踵的情况下能够顺利进行，而朝臣的屡次劝诫都不起作用，正如孟繁清先生所言：“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武宗，就没有中都城”〔143〕。